變更

在这里应当遭到质疑的是，如若艺术之值是相对恒定的，而一时代的经验与语言的分母作为自在体也有相对的稳定性，那么，由不同写作个体所创造的诗歌作品岂不成了一个通数，艺术所要求的个性又从何谈起。其实，一个时代的经验和语言，是难以甚至是不可能为置身这一时代的诗人个体所全面掌握的。对于作为诗歌生长土壤的时代精神文化，每个诗人所能占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通常是亚文化成为不同诗人写作的凭依。这样，不仅与纵向的时代风格相交叉的横向上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群体风格等得以形成，诗人与之发生联系的文化背景的巨大弹性，给了诗歌写作以广阔的自由空间，诗人个体艺术风格的形成也愈益可能。再说，艺术创造活动无非是创造主体与作为客体存在的文化建立起特殊的联系，只要主体是独特的，这样的关系便会千差万别，创作的个性化也就不愁得不到保障。对于诗歌这门艺术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诗人通过他的独特写作，最终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由经验和语言合成的时代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非个性化”拆除了阻碍我们察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景的陋障：它再一次提醒给我们的是，从时代的总体语言型构中寻找表达复合经验的言说方式，正是语言艺术成型建体的法则。所幸真正的诗人比理论家更清楚地意识到：写作不仅要有赖抱负，同样更要有赖政治、经济、爱情乃至时事和日常生活的“资料”，它要把自己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当中。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诗人不管有怎样的抱负，他总是根植于亚文化中写作（如“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诗人的价值正在于这样的写作当中，因为它能从不同的方向揭示出时代文化的本质，彰显出时代精神生活的不同侧面。 　　

再回到传统可不可以倚赖的问题上来。或许传统只有在被否定中才能确定它在[[历史]]中的地位。艺术创造永远在追求一种“前景语言”。“前景语言”通过悖逆传统确立自己，它又要进入传统成为[[背景]]，但它的不可复制性使它成为永恒。一个时代的文学，由许多作品共同从那个时代特有的语汇中提炼出不可能与其他的时代相混淆的“前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只有一部作品：……汉代只有一篇赋，唐代只有一首诗，宋代只有一首词，元代只有一支曲，明清只有一部小说……。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传统只会成为新诗向前迈进的包袱，而不是慰藉创造艰辛的甘泉。<ref>[http://www.hainanzuojia.com/userlist.html 海南作家网 ] </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