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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识别具 ===

2002年冬，刘瑞琳在饭桌上听一个记者说，陈丹青有本书在江苏印出来了，又被禁了。之前刘瑞琳在杂志上看过陈丹青的文字，很喜欢，这事她好奇，也惦记。后来她找清华美院的人要了陈丹青的电话，拿到了那本被出版社自我审查过滤掉的书。刘瑞琳一字一句读下来，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她来到北京，对陈丹青说:我们可以出这本书。陈丹青问:你确定没问题吗?她说:我相信我的判断。然后陈丹青去济南，配图、排版，很快书就出来了。这本书就是《多余的素材》，凭着刘瑞琳的胆识得以重见天日。

=== 上来透气 ===

业内很多人对于陈丹青与北京贝贝特的铁杆关系嫉妒得眼红。各种关于天价版税的猜想众说纷纭。而其实，陈丹青只是与刘瑞琳合作惯了，当刘离开[[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也就跟着转会。虽然当时，他其实并不太清楚这个新东家。出版界对于盈利的渴求，让刘瑞林感觉大家普遍有种焦急的短视。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明天，先把这个作者抢来再说，只靠高版税来吸引人，根本没有耐心交流、琢磨、维护。"这不是一种从容做出版的方式，我们从不抢作者，那没意思。要是认为用钱能买到一切好的作者，那他就错了。"

2003年，刘瑞琳离开体制内的山东画报社，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没有选择去三联、商务这样的老字号大社，刘瑞琳想做的是一种新型的出版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时在全国首先实践了异地建社的设想--北京贝贝特，这属于既在体制内又可以享受体制外的自由。这也正好符合刘瑞琳想要"上来透口气"的想法，那些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让她真实地感觉到出版行业的那些束缚。那几年，整个出版行业改革慢是和"有饭吃"历史的关系很大。"有饭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享受政府拨款，依靠书号生存;而另一方面，靠教材出版，很多出版社日子也过得不错。这也正是喊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出版行业的改制，雷声大雨点小的关键。而北京贝贝特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当时属于介于体制内外之间的一种自由。自由意味着自食其力，但对刘瑞琳来说，一个企业只谈文化，商业上不成功，到最后一定还是走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