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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名 = 李嘉图

| 职业 =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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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李嘉图'''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精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峰。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李嘉图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影响，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1819年他曾被选为上院议员，极力主张议会改革，支持自由贸易。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04.18—1823.09.11）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

李嘉图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继承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3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说明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从而实际上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但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恒的，只注意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在方法论上又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而不能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等，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他的理论达到资产阶级界限内的高峰，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重大影响。

事实上，即使在修炼完成之后，李嘉图也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搞学问的人——好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人安于坐在书斋中——相反，他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是个活跃的议员，整天为经济政策和政治问题忙碌着。

李嘉图是1823年9月11日去世的，年仅51岁。他死得很突然，小小一只耳朵的感染就夺取了这位天才的生命。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大卫·李嘉图算得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奇才。他27岁时才第一次读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37岁发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随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他14年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笔记、书信、演说。其中，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最具盛名。李嘉图的著作不像斯密那样结构严谨，行文没有斯密那样流畅，词句也不如斯密那样华美，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更为精炼的理论架构，更加贴近现实的语言与例证，全面论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使他成为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9世纪初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辟出专章，集中讨论了国际贸易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由于所有的人在中学就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以，大卫·李嘉图的名字在中国可能比任何国家都更广为人知。李嘉图于1772年4月18日出生在伦敦城。他是犹太人，有学者说，他之所以在后来的著作中喜欢抽象的演绎推理，就跟他的犹太血统有关。

发表这篇文章已经是1809年了，在这之前长达十年，即从27岁到37岁，是李嘉图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这中间，他得到了英国当时著名学者、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詹姆斯·穆勒（即后来写《论自由》的密尔的爸爸）的无私帮助。李嘉图虽然是天才，但搞经济学还得学会研究问题，尤其得学会写文章。对于没有好好上过学的李嘉图来说，这方面的训练是痛苦的，但又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他那11大卷著述了。

李嘉图也像斯密一样，采取了由个人经济行为推广至国家经济行为的办法，来分析论证他所说的比较优势以及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模型。

由此可见，“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原则。“正是这样一条原则，决定了葡萄酒应该在法国或葡萄牙生产，玉米应该在美国或波兰生产，而机器和其他商品应该在英国生产”。

他的国际贸易学说可以被称为“比较成本说”或“比较成本规律”。他模仿同亚当·斯密关于个人劳动分工的理论来分析两个国家间贸易的好处。假定制一单位布，英国需要50个劳动日，葡萄牙需要25个劳动日；制一单位酒，英国需要200个劳动日，葡萄牙只需要25个。可以看出，葡国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国绝对低，即都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中表现出的优势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制布成本相对高，处于比较劣势。而英国制布成本相对低，处于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放弃生产比较劣势的酒，专门生产比较优势的布。如此分工，两国合起来不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国还可以用布换到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换到更多的布。两国同时获得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好处。

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

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是从斯密那里来的，但经过了一些改动。

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到了1870年代，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家才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答案很简单：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我可能花了30年时间研究一种东西，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我在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李嘉图认为，从长期来看，价格反映了生产成本，可称之为“自然价格”。自然价格中的人力成本，是劳动者维生所需的花费。如果工资反映人力成本的话，那么工资必须保持在可以维生的水平。然而，由于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会高于勉强维生的水平。 相对工资——能购买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以及供养家庭的能力，不应取决于其工资的货币数量，而应取决于这笔货币所能购买的实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即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李嘉图认为，实际工资的增加会导致实际利润的降低，因为货物销售的毛利可分为工资和净利两个部分。在论文《论利润》中他写道：“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取决于食品的价格。”

此外，一个与李嘉图有关的思想是“李嘉图等价”：在某种情况下一个政府应该如何支付其开销（即税收，发行债券或财政赤字）的选择对于经济没有影响。讽刺的是，尽管这个思想被冠以其大名，他本人似乎并不相信这个理论。

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坚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根据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李嘉图认为税收来自劳动产品的价值，"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也就是说，李嘉图将税收归纳为来源于资本和收入两个方面。如果税收的征收使得人们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那么税收来源于收入；如人们没有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则税收是来源于资本。

李嘉图认为，税收不论来自收入还是来自资本，都是对积累的减少。"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赋税不是落在资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资本，它就必然会相应地减少一笔基金，而国家的生产性劳动的多寡总是取决于这笔基金的大小。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会减少积累。"因此，李嘉图认为，国家在增加税收时，除非人们能够按比例地增加资本和收入，否则他们的常年享受就必然减少。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不要征收必然要落在资本上面的赋税，因为征收这种赋税，会损害维持劳动的基金，因而会减少国家将来的生产。

李嘉图并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对税收原则进行分析，但在一些论述分析中也体现出他的税收原则思想，其中主要是税收公平和税收对生产的影响。

李嘉图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征税，人们应按自己的财力来负担税收；政府税收只要负担合理，至于落在哪项收入上面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赋税不是不平均地压在从事积累和节约的阶级身上，它究竟是课加在利润上面、课加在农产品上面、还是课加在工业品上面，并没有多大关系。"为了公平地征收税收，应该建立以工资税、利润税和农产品税组成的税收制度。 同亚当·斯密一样，李嘉图也同意政府财政支出是非生产性的；政府税收是用于政府支出，因而也具非生产性；税收具有妨碍生产和耕种的通病，给生产带来负担。"任何形式的赋税，都只是利弊与利弊之间的选择问题。它要不是影响利润或其他来源，就一定会影响支出。"因此，李嘉图认为"最好的财政计划就是节流，最好的赋税就是税额最少的赋税"。

《赋税原理》

①赋税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李嘉图认为，税收不是来自资本，就是来自收入，因而从总体上看，税收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说：“如果没有赋税，资本这种增加还会更多得多。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赋税不是落在资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资本，它就必然会相应地减少一笔基金，而国家的生产性劳动的多寡总是取决于这笔基金的大小的。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一定会减少积累，或迫使纳税人相应地减少以前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非生产性消费，以便把税款节省下来。但是，赋税的巨大危害倒不在课税的目的的选择，而在于整个来说的总效果”。李嘉图还进一步指出，来自资本的赋税比来自收入的赋税对生产更有害。如果赋税落在资本上，人民原来决定用在生产性消费上的基金将会因此受到损失。李嘉图在阐述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时，还指出赋税会造成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资本转移的倾向。他说：“如果谷物的价格不能按课税总额提高，农业利润就会低于一般利润水平，资本就会寻找更为有利的用途”。他还认为，如果征税不具有普遍性，对某些行业征收某种税。而对另一些行业不征税，同样会引起资本的转移。他认为，为了减轻赋税对生产的不利影响，就要避免对资本课税，而尽量征收弊病最小的均等收入税和奢侈品税。

③赋税对经济的其他影响。李嘉图认为，税收可以通过改变利润水平来影响产品供求；税收还可以通过改变国民的收入投向，变个人所得为政府收入，引导资源配置；税收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减少劳动的实际需求，从而减少工人的就业机会；税收可以通过出口退税，进口课税，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李嘉图在分析税收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种税进行了分析，而对各税的分析实际上是集中分析税收转嫁问题。

关于农产品税。李嘉图认为，任何加在农业经营者身上的税收，无论采取土地税的形式、什一税的形式还是产品税的形式，都将增加生产成本，因而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对农产品的征税，不会是由地主负担，因为不能从地租中扣除税款；也不是由农场主的利润负担，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在其他行业获得较高利润的情况下要求农场主从事这种利润较低的行业。这样，李嘉图得出结论：农产品税不会由地主支付，也不会由农场主支付，而只会由消费者在上涨的价格中支付。

1799年，李嘉图在某温泉胜地养病期间，偶尔翻阅了《国富论》，他“非常喜欢它，以致要取得研究的体验。”这是李嘉图对经济学产生研究兴趣的开始。此后，李嘉图经常阅读詹姆斯·穆勒主编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爱丁堡评论报》。1808年穆勒出版了阐述自由贸易主张《商业保护论》，李嘉图大为赞许。此时，穆勒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李嘉图对穆勒深为敬佩，特别对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规的教育很是羡慕”，李嘉图主动与之结识并成为知交。此后，李嘉图与穆勒经常就当时的热点问题座谈和通信讨论，李嘉图的知识素养和研究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