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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夢瑤

移除 5 位元組, 5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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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氏于医学博通古代名家之学,强调学无偏倚,主张取各家之长.不能各执一见,推崇王肯堂之能综合多家之说,尤通刘河间、朱丹溪之学。长于内科杂证及温病。
  1 博采众家之长。何梦瑶的医学思想主要宗于明代医家王肯堂,王氏采取无所偏倚的态度.采摭明代以前医学之精华。辑成《证治准绳》.何氏对此书很是推崇,誉之为“近代书之冠”,他不仅自己习诵,而且还“虑其奥博难读”。怕“读者卒未易得其指归”,使以《证治准绳》为蓝本,“芟其繁芜 疏其湮郁,参以己见,泐为一书”,名曰《医碥》 作为《证治准绳》的羽翼.何氏生当雍正、乾隆之际,正值张景岳温补学说盛行之时,医者不论病之寒热虚实.用药往往偏于温燥.而何氏则承继王肯堂“无所偏倚’的主张。认为“河间言暑火。乃与仲景论风寒对讲;丹溪言阴虛,乃与东垣阳虚对讲, 皆以备前人所未备.非偏执也”,在对待当时盛行景岳温补之风的态度上,他认为“后人动议刘、朱偏用寒凉,矫以温补,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并分析了 “今不问何证.概以温补”的原因是:“庸医不知温补之能杀人也 。以为平稳而用之.黠医知温补之能杀人,而人不怨,以为可以藏拙而用之,于是景岳书.徒遍天下”。但他也不拒温补于法外。而是认为“若火虚者,脾肾皆寒, 一味温补.无所顾忌”。并得出凡是虛损之证 “受温补者易治”的结论。对景岳书,他也很有研究,善于吸取其所长.如对三焦有形无形的看法.他同意景岳之说.认为其他“言其形状论者,纷纷皆如捕风捉影.毫无实指.惟张景岳谓即腔子.脏腑如物,腔子如囊之括物、人但知物之为物,而不知囊之亦为物.其说甚通”
  2 重视后天脾胃。何氏特别重视脾胃在人体的“后天培养之功”,指出:“胃主进纳.脾主运化。饮食之气味精华由脾胃以灌输周身,气日盛而体日充,先天之水火 赖此滋养以生生不息。”在人体病变过程中.何氏概括为“升降动静苟失其中.虽为肝肺心肾之不职.亦即脾之不职。”临证施治,则强调全在合理使用药物、饮食以救弊补偏。对明代以来的补肾、补脾之争。何氏根据自己临证的亲身体会。指出“知各脏之病皆关于脾.则知脾气调和即各脏俱调和矣.故补脾不如补肾不过举要之词,固不若补肾不如补脾之论为得其全也,老人小儿尤以脾胃为主”。
  3 阐发火证、湿证。何氏推崇河间丹溪之说.认为“凡病多火”.并把火证归纳为气有余便是火,气不足郁而成火;外感暑热燥气.增助内气成热成火;外感风寒湿气.闭郁表气成热成火;内伤饮食.辛热之物食积成火;肾水虚亏,下焦之火上炎成火;醉饱见胃火;大怒见肝火;悲哀见肺火;房劳见肾火.凡此十余种火证,虽然临床见证不一。但病机均与火密切相关。对于火证的治疗,何氏主张针对病因病机.从辨虚实、辨六气、辨脏腑入手处方用药,并列举了不同证型火证的治疗方药。可见何氏从归类到病因病机.从分型到立法用药,对火证都作了全面系统的沦述。    何氏认为岭南地卑潮湿 人多中湿。而且在正常情况下,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分布于四季,而燥湿二气常多气兼挟 如温热蒸而为湿,寒凉肃亦可为湿.故云:“系湿于长夏。六气皆可为之,”并用脉象的变化 来区別湿邪的兼挟。至于湿证的病机.他认为脾居中土。生湿又恶湿.六气皆能为之病;甚者土湿既成.聚湿为痰。痰郁成热 热极生风,变生它证。特设“中湿”一节 叙述外感湿邪引起的病变 并且指出 人体凡有破伤之处,须防湿从疮口侵入.致气血郁滞不行,逆而攻心.使人沉重昏迷.形成破伤湿”之证.他反复强调理脾祛湿的重要性.其于祛湿药物的运用亦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4 论瘟疫证治。何氏明确指出瘟疫乃厉气所致,对瘟疫病变过程中,汗、斑、苔、脉的变化从临床意义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和记载。他认为瘟疫一证,苔白邪在膜原.开达以逐邪;苔变黄则邪入阳明胃。宜用下法以逐邪;黑苔则邪毒内炽. 胃火盛极,急下之以逐邪,主张瘟疫立法重在“逐邪”,并运用舌苔的变化来指导辨证用药.初起力荐达原饮之功;若毒结渐开。邪气已离膜原而热不退、脉洪数者用白虎场.重用石膏;若斑出不透,热不退者用举斑汤;若斑汗并见而热不退者用白虎汤合举斑汤:何氏并对瘟疫病的汗法、下法、下后变证、瘟疫兼证、妇人小儿瘟疫、瘟疫愈后诸证从临床症状、辨证要点到立法用药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充实并发展了中医温病学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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