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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事比的运用，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比较广泛。西汉武帝时期， [[ 张汤 ]] 、 [[ 赵禹 ]] 就以决事比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但是，随着决事比被大量引入法律条令，汉代律令越来越多。汉武帝时期，律令大概为三百五十九章，大辟罪四百零九条，分为一千八百八十二事，适合死罪的决事比竟然达到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如此多的判例，在司法部门审判案件的时候，对法官来说单只是检索适合判案的一项工作就很复杂，再加上决事比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见仁见智的理解，更何况有些法官受贿请托，轻重不符，也会造成法制混乱、社会不稳定。由于决事比在司法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西汉时期起，一些法律专家就开始了对决事比的汇编与整理。到了东汉时期，决事比的汇编活动进一步活跃，并出现了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对决事比进行编纂删定的判例集《辞讼比》。而这与陈宠对法律的认知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东汉章帝时期，法律诉讼遗案很多，许多案例几年甚至数十年都没有澄清，而且有些案件量刑时轻重不等，这就造成了司法的混乱。当时司徒（三公之一，官居高位）鲍昱对这种现象深为忧虑，也向当时的东汉朝廷提出过许多合理的建议。而陈宠曾被征召进 [[ 鲍昱 ]] 的司徒府充当幕僚，对当时的司法乱象也颇为了解，并向鲍昱多次进言。鲍昱对陈宠的才华予以肯定，二人形成了良好的互信关系。后来，陈宠转为辞曹官，掌管天下狱讼。他就为鲍昱撰写了《辞讼比》七卷和《决事都目》八卷。这些法律文卷是以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领域为依据，以事类相从、分门别类作为编撰原则的，其实也是一种更为明显的判例形式。鲍昱将这七卷上奏皇帝，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和大臣的赞许，以后就作为司法判案的法律依据。可惜的是，这《辞讼比》七卷和《决事都目》八卷都已经失传，只是在[[《太平御览》]]所引的[[《风俗通义》]]中记载有[[《辞讼比》]]的三则佚文。从这些佚文中也可以看出，决事比的编纂原则是同类相汇集的。只是由于决事比的大量佚失，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其全貌了。陈宠所编撰的辞讼比作为判例法的形式之一，对汉代乃至后世的判例法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