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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瞿汝稷《指月录》

国号之铃 至今无解

关于更换国号的故事，《[[黄炎培日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一九四九)，但不禁用(三八)"。此处"三八"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李敖在二OO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一六八集里，谈到了国号问题的另一版本:

周善培，政声鹊起;他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任提法司)，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辨的一位(四川人称"周秃子")，其思想之新锐可见一斑。入民国以后，他虽以遗老自居，但长袖善舞，仍系"与时俱进"的人物。上述小传称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显然遗漏了不少重要历史情节。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此即所谓"旧政学系"之由来。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倒直"三角同盟"。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22年3月20日"伍朝枢偕[[张作霖]]之代表[[朱庆澜]]、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邓铿、谢持自广州来晤。"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对在战犯看守所中关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于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黄炎培，为溥仪开脱说:"此公真是伤心人，丁巳误于康(有为)、沈(曾植)，辛未误于罗(振玉)、郑(孝胥)，皆自许为臣，共推为学者、为诗人。旧书真有毒，可叹!"。丁巳指1917年张勋复辟，辛未指1931年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还拜托黄炎培:"对于溥公，我却有几件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写如别纸。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

在"别纸"中，他提到两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间，溥仪捐款支持朱庆澜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二是1932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赴旅顺为溥仪祝寿时，溥仪曾对他指天画地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国人"，故其出任伪满"摄政"绝非本愿。黄炎培接到此信后，于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来，转呈周善培来信并有所关说。

=== 信之不祥===

进入民国以来，以遗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挂后过[[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

另据《[[张元济日记]]》记载，1949年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周培善两位前清进士到中南海晚餐，[[陈毅]]作陪。毛谈及章士钊欲居北京经营商业，并为老东家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反对，张元济也认为杜月笙的名声不佳，门徒众多，恐地方受扰，陈毅表示将对此事慎重处置。周在席间主张读经，张则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对待杜月笙的问题上，周善培颇有见地，因为伟大领袖肯定不会喜欢帮会领袖;他的"读经"主张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为"圣之时者"。而张元济别立经学一科的倡议，如今已在大学中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