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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339年， [[ 贵州 ]] 铜仁国立第三中学。

1939年9月~1943年7月 唐山 [[ 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47年12月~1950年8月 英国 [[ 伦敦大学 ]] 大学学院数学系理论物理研究生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86年1月~ 任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 [[ 教授 ]] 。

徐躬耦从青少年时代就对物理学怀着极大的 [[ 热诚 ]] 和浓厚的 [[ 兴趣 ]] ，决心 [[ 献身 ]] 于科学真理的追求，以科学和教育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服务。在英国 [[ 伦敦 ]]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核力与原子核少体问题的研究，在莫赛的指导下，与胡济民一道，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世界瞩目的工作。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成为当时最前沿的成果而被人引用。1950年回国以后，他本来可以集中精力在这个领域继续做出成绩，然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使他从1950年到1960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与 [[ 行政 ]] 工作上，从而放弃了在核力与少体问题的研究中继续取得成就的 [[ 机遇 ]] 。

从1961年开始，他领导的现代物理系在教学上已站稳了脚跟，开展科学 [[ 研究 ]] 、提高学术水平成为全系师生的迫切任务。作为全系的负责人，他率先在当时核物理的发展前沿，以玻尔-莫特逊模型为代表的原子核集体运动研究领域，开展了系统的工作，在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可变转动惯量模型，振动与转动耦合、核表面振动的非谐效应等方面，做出了与当时发达国家科学家所做的相似工作。这些工作成果被选定要在1966年举行的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上报告。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徐躬耦被剥夺了参加这次会议的 [[ 资格 ]] 。10年"文化大革命"，不仅使这些研究成果丧失了适时发表的机会，而且也堵塞了徐躬耦在这些 [[ 领域 ]] 中进一步取得成就的可能性。

1975年，徐躬耦利用承担国防科研任务核数据编评工作的机会，再次带领 [[ 理论 ]] 核物理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开展了核反应统计弛豫理论和原子核集体运动 [[ 微观 ]] 理论的研究。在前一项研究中，他不仅把以激子 [[ 模型 ]] 为代表的前平衡核反应统计理论成功地用于中子核数据工作，而且还从非平衡量子统计理论出发，系统地研究了包括多步 [[ 直接 ]] 反应和多步复合核反应的核反应统计理论，为唯象的激子模型奠定了微观多体理论基础。这项工作发表于1979年，比类似的FKK理论早一年。他领导的核 [[ 数据 ]] 工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国防科委战略武器与尖端科技成果四等奖。在集体运动微观理论研究方面，他指导进行了原子核相变的研究，从I-N(Z)核相图上分析原子核集体性质的突变。这一研究受到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视。与此同时，他把生成坐标方法、动力学群和相干态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描述集体激发和非集体激发以及二者相互耦合的有效手段，并基于内禀态确定集体运动自由度这一思想，论证了玻尔-莫特逊的几何模型和IBM代数模型的微观多体理论基础，指出了这两个模型的本质联系。该项工作受到核物理学界的著名学者Talmi、Iachello、Klein、Casten和Rowe等人的好评，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奖，198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后来在经典混沌研究成果的冲击与启发下，量子物理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 [[ 热点]]--量子混沌。由于在核反应统计理论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对原子核无规运动的动力学根源的追求，使徐躬耦敏锐地感到，量子混沌研究对于理解原子核统计规律的重要性。从1988年以后，他转向了量子混沌的研究，深入分析导致量子混沌运动的 [[ 动力学 ]] 机制;明确了只要量子力学中运动初态取为相干态，经典力学中运动初态取为局域的规则的几率密度分布，则它们以后运动中的空时变化必然会始终保持明确的对应。同样会因非线性共振而使初始拓朴结构发生局域破坏，会因不断发生重叠的非线性共振而导致大范围破坏。它们这种动力学描述的复杂性又同样会转化为统计描述的随机性，会呈现出遍历性;而且在经典 [[ 极限 ]] 条件下，量子遍历性将逼近经典遍历性。在量子混沌研究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