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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米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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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成立之后，他敏锐地感觉到新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写作了一系列作品对之予以针砭，《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这些文章使他成为政府压制的目标。扎米亚金被迫流亡法国。《我们》成为一部俄国人在苏联以俄语写就，却只能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的作品。<ref>[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E%E7%B1%B3%E4%BA%9A%E9%87%91 扎米亚金],百度</ref>
《我们》是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创作的长篇小说，完成于1921年，但当时前苏联当局认为该作不宜发表。1988年《我们》才在前苏联公开发表。
这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针对的是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全书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
《我们》的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1984》、《美丽新世界》，更是开创了反乌托邦这一文学作品类型。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人的自我存在不应被强力胁迫'''
人的本性不能被预先界定，因为它不能被预先构想出来，人本身仅仅是存在着，只是后来我们才成为了我们本质的自我（萨特语），萨特进一步解释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我们首先存在着，遭遇我们自身，出现于世界之中，然后我们才界定自己，成为我们所创造的东西。
《我们》严丝合缝地具象了上述抽象的哲学意义，那些无名无姓、只是作为数字符号活着的人，在权力意志驱使下不仅“沉沦”，同时还在自己的行为中证实了自己，成为了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什么也不是。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所谓“他们所创造”，并非指人的无条件的自由选择，这是因为，早在人的存在之前就已经有一种东西先于人而存在了，人只是存在在存在之中。还可以这样说，人的存在归根结底取决于先于人的那种存在，是那种存在决定着人的存在，否则，人们就将无法理解在《我们》中为什么所有人都做了用编号活着的选择。人们知道那不是自由的选择。人的主体性早已被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那种强力的胁迫之下了，人所收获的，不过是这种胁迫的一个后果罢了。
'''对集权的思考'''
主人公情欲的苏醒和对亲情的渴望意味着，曾经看上去压倒一切的“我们”只是极度压制了“我”的存在空间，以至于人们都意识不到“我”的存在了。而事实上，“我”一直就深藏在意识的最深处。当时机来临，“我”便像野草一样，恢复了强劲的生机，一改以往被压制的状态，不可阻挡地燃烧起来，与高高在上、冠冕堂皇的“我们”形成对峙和冲突。主人公后来发现，他不是唯一背叛大一统帝国的号码。大一统帝国内部暗潮涌动。一部分号码们和他一样，在“我”和自由意志的推动下，走上了反抗理性、颠覆大一统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不应该仅仅将扎米亚京对大一统帝国的“我们”式意识形态描述解读为对苏联集权主义的嘲讽。苏联集权主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式意识形态有关。但是，将《我们》置于西方乌托邦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大视野中，就会发现，扎米亚京笔下的“我们”式意识形态指向了所有以理性对情感的绝对压制为手段来谋求人类理想社会的思想与实践。显然，在《我们》这部作品中，在主人公身陷“我们”与“我”的矛盾冲突时，“我”作为诉诸人类永恒的情感需求的那一面是很弱势的。读者很容易被误导，认为扎米亚京的立场是站在“我”这边，反对“我们”的。事实未必如此。在漫长的西方乌托邦思想史中，“我”被忽略、被抑制的时间太久，以至于“我们”与“我”的矛盾都被盲目乐观地认为不存在了。扎米亚京不过是一反前辈们对“我”的忽略，突出了“我”的存在和重要性，也突出了“我们”与“我”的矛盾之尖锐性。
进一步讲，扎米亚京的思考重心不在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层面，也不是突出个体的自由主义，而是指向形而上学层面的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探讨过。柏拉图毫不犹豫地站在理性这一边。扎米亚京只是令《我们》的主人公在小说结尾处采取了近似柏拉图的立场。《我们》的主人公最终被施以特殊手术，从此离开了“我”的队伍，重归“我们”，重新坚信胜利只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毋庸置疑，扎米亚京本身并不赞成理性的绝对控制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赞成以“我”的人性需求和自由意志等来替代“我们”的绝对理性，并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权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