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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

移除 7,970 位元組, 4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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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
 
====两封奇怪的信====
 
1976年, 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然而,“四五运动”却被镇压了。我们所说的“两封奇怪的信”就与“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及此后[[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有关。
 
1976年4月12日,即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的第7天,《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上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1976年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寄报人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人民日报》拆信的这个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鲁瑛看后,脸色大变,他深思了一会,告诉拆信的《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要严密封锁消息,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接着,鲁瑛乘上轿车,急驰姚文元的住所。鲁瑛一见到姚文元,便把人民日报社收到的这封匿名信连信封带内容全部呈上,急乎乎地说:文元同志,你看看这封信,简直反动至极。
 
姚文元读着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鲁瑛: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鲁瑛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
 
姚文元又问:那么说,只有你、我和那位同志知道?鲁瑛说:是的。听鲁瑛这样一说,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鲁瑛交待: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送走鲁瑛后,姚文元把这封信锁在自己家里的抽屉里,他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给姚文元的。信是由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名记者写的,信没有拆开,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姚文元拆开信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连,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位河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说: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写信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
 
姚文元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看过之后,他思忖再三。他考虑:毛主席已经病重,信不好转了,转了要加重毛主席的病情。他又考虑:是把这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看,还是不给他们看?对此,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给他们看。
 
姚文元把这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从后来姚文元的交待来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只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看这封信,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封信,连同4月12日[[鲁瑛]]交给他的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表示,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不是一回事,会感激他。他说不定还会当政治局委员,至少不会跌得太重。
 
对这一想法,中央专案组在1980年7月17日审讯姚文元时,姚文元做了交待。他讲:我感到[[毛泽东]]逝世后,我自己是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了”。
 
原来,他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准备把自己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区别开来。
====姚文元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姚文元把这一段话加写完之后,交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要求尽快安排发表。9 月16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
 
1980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也没有想过。”
从姚文元的这段供述中可以看出,姚文元是想要发挥笔杆子的作用 ,定下一个大的方针“按既定方针办”,以此来避免他收到的两封奇怪的信中所预言的“四人帮”必定灭亡的后果 。 那么,姚文元为什么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原来,姚文元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他自己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说:我想,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而这两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与中央内部高层人物有关,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得清楚,反而会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使他在中央内部处境不利。决定不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之后,姚文元把两封信都锁在自己家的抽屉里,然后发挥他的舆论总管的作用,专在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上下功夫。他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姚文元为什么会这样想? 事出有因。“按既定方针办”,是张春桥最早捏造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姚文元说过,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拉着我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最高法庭审讯时的交待)一旦最后“四人帮”失败,姚文元可以把这一切往张春桥身上推,摘掉自己的干系。原来,姚文元在打这样的“小算盘”!
====围绕两句话展开的斗争====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滑头的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之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不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这样,全党全国人民并不知道真相,“四人帮”就可以继续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了。
 
姚文元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心中明白,华国锋这个批示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针对“四人帮”中的他。他感到,华国锋已经站到了老干部一边。他接到的两封奇怪的信中,对此也有预言。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将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听华国锋的,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四人帮”?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他根本不理睬华国锋的批示,照样宣“按既定方针办”。
但是,姚文元没有想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和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于1976年10月4日已经下定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决心,并且确定了抓“四人帮”的方案,指定[[汪东兴]]具体落实。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996年1月刑满释放。出狱后隐居上海和浙江[[湖州]]。
姚文元著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姚文元回忆录》等<ref>[http://junshi.xilu.com/2010/0331/news_56_75454.html 姚文元个人介绍_军需处],西陆网</ref>。
==后世 纪念记录==
[[File:姚文元005.jpg|300px|缩略图|右|[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90414/3fb42884bfe8414cbc5ba4676c4b177a.jpeg 原图链接][http://www.sohu.com/a/307861692_389559 来自搜狐网图片]]]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ref>[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6023376.html “四人帮”中姚文元最后离世 墓碑上只写了妻子名字],人民网,2011年10月26日</ref>。
 
==家庭成员==
 
*父亲:[[姚篷子]],诗人,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母亲:[[周修文]]
*妻子:[[金英]]
*三个女儿
*四个外甥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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