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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國民政府於戰後接收臺灣，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的羅宗洛亦因此成為戰後臺大的首任代理校長，並邀請克洛爾留任臺大，並由講師升任為副教授，調往物理學系教授物理學與德語。然而，在羅宗洛離任之後，由於克洛爾身為敗戰國國民，因此有了將被降職的傳聞。直到傅斯年就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後，再度鼓勵其留任，同時為他加薪。傅斯年並邀請克洛爾參加1951年5月24日大一課程設定計畫的討論，而克洛爾則是該次會議中唯一的外籍教師。
1948年，日本的《學藝雜誌》登出了克洛爾有關電子半徑研究的論文，成為臺大物理系教師第一篇在國際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1950年，克洛爾獨力完成了固體比熱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論文則在1952年刊登於日本 [[ 京都 ]] 出版的《理論物理的發展》，並於1954年以此升任 [[ 教授 ]] 。在這段期間，克洛爾也指導他當時的助教 [[ 黃振麟 ]] ，共同從事固體比熱與頻譜方面的研究，而黃振麟則在1955年完成休斯頓法的修正，利用插值法確定等頻譜線圖，避免了原本休斯頓法在高頻端的奇異點問題。同時他也將該次研究成果寫成論文，發表於該年度的《物理評論》上，成為了臺灣本土學者在該刊物的第一篇論文。
此後，臺大物理系理論物理課程幾乎是由克洛爾負責教學，其講授課程包含了理論物理學、量子力學、相對論、統計力學、物理數學、電子學等理論課程。他的理論物理課程主要是參考德國物理學家阿諾•索末菲所著之教科書，並將其內容整理成筆記作為教材使用。克洛爾上課時會印講義給學生，但是在公式處留空，要求學生在上課時將其補上。在1970年代前，克洛爾是全臺灣唯一擁有理論物理博士學位的專任教授。然而，由於早期的臺大物理系以實驗物理為優先，使得理論物理相對不受重視，亦使得克洛爾在系上沒有任何研究室，甚至沒有專屬的桌子。由於克洛爾認為中文很難學，不懂得臺語和中華民國國語，因此他便使用帶有德語腔調的英語授課。上課前，他會要求學生「起立敬禮」之後坐下，才開始上課。克洛爾上課時不苟言笑，也幾乎不提自己的研究，喜歡穿著獵裝或歐式燕尾服授課，將整塊黑板抄滿公式，學生們只能拚命地抄。然而，克洛爾與學生交談時，偏好用日語而非英語。由於早期物理系的學生學過日語，因此與克洛爾有較多的來往，但是到了後期的學生則較少接觸。
許多隨國民政府赴臺的教授、戰後初期使用 [[ 上海 ]] 話或 [[ 浙江 ]] 話教課，臺籍學生因此聽不懂，便在課餘時間以日語向克洛爾請教，有時師生間也會一同飲酒。克洛爾授課時，曾有一位學生視線飄至窗外，克洛爾因此將粉筆丟向他，怒斥「黑板在窗外嗎？」。上課時若有學生打瞌睡或遲到早退，克洛爾也會將粉筆丟向他，如果上課時有學生私下交談則會使他漲紅著臉敲桌斥責之。克洛爾為學生評分時，總是取十的整數倍（例如60分、80分），從不給諸如56分、85分之類的成績，類似於日後的等第制。這是因為他認為些微幾分的差距並沒有什麼意義，因此不應該把分數劃分得太細。
1957年，克洛爾受到時任東海大學物理系系主任的王碩輔邀請，至該校兼課。至此之後，克洛爾便於一週內三天在東海，三天在臺大授課，奔波於北臺灣與中臺灣之間。克洛爾在東海物理系所開設的課程包含了光學以及理論物理。到了1960年，克洛爾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支持與獎勵下，在1952年論文的基礎之上再度發表兩篇固體比熱相關研究的論文。到了隔年，他並成為長科會物理研究中心唯一的「國立研究講座教授」，並在其後持續進行比熱、磁阻、數學物理等領域之研究。在這段期間，克洛爾利用量子理論計算金屬中自由電子比熱公式，並進一步計算束縛電子的分配函數，求得金屬之磁導率，取代了原本使用有效質量來計算的方法。到了1963年，克洛爾與其研究生一同對束縛電子的德哈斯-范阿爾芬效應做研究，並利用將晶格的位能以傅立葉級數展開的方式，求得磁導率的表示式。他也和學生一同研究內部有皺紋的導波管電磁波方程式解，並求得其導波係數，成果論文並發表於1963年至1967年的《中華民國物理學刊》。之後克洛爾也在1967年於該刊發表了有關滿足特定積分式的函數級數展開相關研究論文。克洛爾曾經教過的學生們表示，克洛爾對於不同邊界條件的電磁微分方程式也很有興趣，而貝索函數對他而言就像老朋友一般。到了1972年，克洛爾則主要致力於探討彈性理論的相關問題。受到早年所受到的訓練所影響，他的研究內容都較偏向數學計算相關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