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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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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译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 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 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
双面王造时
［内容简要］：一位是大胆敢言的民主斗士，一位是检讨等身的“罪人”，二张面孔，组成了王造时的两种人生。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善南
1957年夏季的一天，上海复旦大学在相辉堂召开了一个反右派斗争大会，全校数百人被通知到场，气氛紧张、压抑。
被批判的对象，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时。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中等个子，微胖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白皙，圆脸，穿白衬衣。
很快，揭发开始了。有人站起来，说王造时污蔑社会主义生活很苦；王造时想拉山头，与党对抗；王造时反对苏联，挑拨中苏友谊……接着，会场上便有人高喊：王造时必须老实交待！
王造时试图逐一辩解，然而没人听，他的辩白淹没在震天的声讨中……
这年九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王造时《我的检查》。在承认了对自己的一切指控之后，王造时表示再也不敢负隅顽抗，“现在我改变了立场，认识自己的错误更清楚，认识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更严重。我愧对党，愧对人民，也愧对自己。我再度向党、向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请罪。我由衷地永远感激党给我的改造机会……”
不知王造时执笔这份违心检查时，是否会想起自己年轻时一段意气风发的日子，那时，曾围绕在他身边的，是欢呼、是声援。
== 学生领袖 ==
1919年5月4日，正值清华大学八周年纪念日。下午5点，正在招待来宾的清华学生王造时忽然听说了一个消息，说北京城内各校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打了卖国贼，烧了卖国贼的房子，许多学生被捕了。当晚，他从同学罗隆基的电话里确认了该信息，二人商定，要马上组织同学们响应各大高校的罢课营救工作。
王造时丢下电话筒，马上跑到中等科食堂，拿了一条长凳放在食堂门口当中的地方，跳上去大声叫道：“同学们！有重要消息报告。”接着把学生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同学们！北京各校同学已经起来救国了，我们应该急起相应。望同学们注意时局的发展，并提出救国的办法。”同学们一听，大受震动，纷纷高呼“罢课！罢课！”接着，王造时又跑到高等科去鼓动。
第二天上午，各级级长和各社团领袖参加的联席会议成功举行，会议决定，清华学生要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从即日起罢课。
此时的王造时，年仅16岁，是清华大学中等科二年级的学生。
1902年8月3日，王造时生于江西安福。八岁起读私塾，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听说皇帝被推翻，看见家家户户都插起了一面写着一个大“汉”字的白旗，民主共和的概念也第一次传进他的耳朵里。
新时代的事物源源不断涌入王造时的世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义、人道、公理”这些词语频繁地出现在上海《申报》对战局的报道中。1915年袁世凯称帝，王造时的国文老师又将梁启超的质疑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有滋有味讲给大家听，这些，都给这位年幼的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王造时开始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1916年，双十节，江西督军李纯为庆祝“国庆”，到讲武厅去阅兵，文武官员都前呼后拥地跟着，把沿途的老百姓，连同学生们都赶到屋里去。王造时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从门缝里窥看这些大小军阀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跑过去，老百姓连参加国庆活动的权利也没有，头脑里马上起了个大问号，这难道就是‘民’国吗？”
1917年，王造时考入清华大学。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他第一个将消息传遍清华校园，并为学生领袖联席会议的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
1919年6月3日，王造时和同学们来到北京东安市场做宣传活动，他们特意举着小国旗在市场内七拐八绕了一圈，引来大批围观者。正当演讲开始时，一队警察和士兵忽然出现，把王造时从台上拉下来，押到北京大学关了起来。
这是王造时第一次被捕。五天后，当王造时被释放时，关押所门前挤满了欢迎的群众，有市民、大学生、还有许多小孩。每一批被捕学生出来，里里外外一起欢呼。王造时后来回忆说：“我此时感动得只是流热泪。”
潜移默化中，王造时确定了一生的方向。
1925年，他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办理了入学手续，学的主科是政治学，五年学成后回到了国内。他决心用自己学到的东西“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
== 辉煌一刻 ==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在清华学校受过八年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又在美国留学过四年。英国留学过一年，学的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学……我深深受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毒害，回国之后还贩卖这种毒品来毒害我们中国的革命，实在罪孽深重！”
1957年9月，王造时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检查，提及早年，早已全然不见了雄心壮志，他把自己当年求学经历，贬损得一文不值。
这段话事实上并不准确，甚至完全相反。当年王造时学成归来，矛头首先指向的，恰恰是执政的国民政府，而并非井冈山。
1928年，国民政府于形式上统一全国，随即开始了‘训政’阶段，一党专政统治从这时建立，这让一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王造时愤怒异常。1930年，王造时回国，受聘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教书之余，他结合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撰写了大量时评文章，发表在《新月》等杂志上。
“翻开世界各国历史，请问哪国的民主政治是统治者‘训’出来的？请问哪国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争得来的？……凡是拿到政权，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或团体，总是不愿意放手。这是人类普遍的天性，各国的政治历史都可证明。”他写道。
王造时呼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让国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各党各派可以公开竞争，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选票代替机关枪。民主势力扩张，人民监督之下，割据一方的军阀才能变成保家卫国的势力，加之政府与人民合作，就能抵抗日本人日益膨胀的野心。
由于文风酣畅淋漓，王造时的政论很受读者欢迎，同时，也令官方头痛不已。起初，官方试图拉拢王造时，蓝衣社头目刘健群曾到上海找过他，劝他“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回答，好意心领，他还是想继续教书。
拉拢不成，强硬措施接踵而至。当局先是查禁了王造时主办的《主张与批评》杂志，从1933年起又密令全国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想从生计上卡死他。没想到，王造时早早已经备好了一张律师证书，跑去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当起了律师，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又派给他一些译书的工作，王造时的收入跟教书时相差无几。
当局又想到了暗杀。一天，王造时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手中得到了一张暗杀名单，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没过多久，榜上有名的杨杏佛就真的被暗杀了。为防患于未然，王造时又出奇策，他把这张名单交给了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大美晚报》，第二天，该报中英文两版同时将这张名单发表了出来，轰动全上海。上海市长不得不出来“辟谣”，从此，榜单上的人再也没有被暗杀的了。
1936年，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这年五月，王造时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府。11月22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共党嫌疑”将他们逮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不仅中共发声明抗议，连冯玉祥、张学良这些党内大佬也提出异议。后来在西安事变中，“释放上海爱国领袖”被写入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声明中。宋庆龄更是以“人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请愿, 要求释放“七君子”，高等法院的院长只好躲在里面, 避不见面, 任凭法院门前人山人海，高呼口号。
在始料未及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望着门前迎接的人们，王造时情绪激动地表示，“欢迎不是欢迎七个人，而是欢迎‘救国会’的主张。”
这无疑是王造时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刻。
== 身份焦虑 ==
二十二年后，王造时又全盘否定了这段辉煌。
1959年1月20日，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王造时，为自己制定了新一年的“改造规划”，他提出“进一步检查过去的历史，认清自己的反动本质，彻底分析批判所谓‘进步’包袱，把它们去掉干净，以便轻装进行自我改造。”
同时，“进一步检查由1930年到现在对党的关系，认清对党一向是忘恩负义，不是党委屈了我，而是我对不起党。”
“一向是忘恩负义”，这句话背后是一段难言的苦涩。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附有一个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等于两国均承认了“满洲国”——即中国东北是日本领土。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重庆救国会的几位领导觉得有必要公开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当场推举出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王造时很快写了出来，在信中，他对苏联此举表示“莫大的遗憾”。
但王造时不会想到，公然“反苏”给他惹来了麻烦，中共内部某些领导认为，这封公开信是王造时一个人起草好，强迫大家签名的，更有甚者，认为王造时收受了国民党特务的贿赂，故意跳出来发起反苏运动。
王造时对此浑然不知，兀自继续着自己的工作。1946年内战爆发后，王造时心中的天平慢慢偏向了中共。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田汉五十寿辰后，王造时和罗隆基一同出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准备怎么走。王造时信口说，“向右走有跳黄浦江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
可是，中共建政以后，对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却有些尴尬。彼时，当年的“七君子”除邹韬奋病故和李公朴被暗杀外，其余5位中有4位都担任了部级以上高官——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 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 史良任司法部部长。唯独学位最高、年纪最轻的王造时却被冷落在一边。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在复旦大学政治系谋到了一个教授的职务。
另一件更加明显的例子是，王造时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要求为党做点事情，“说现在蒋介石与孙立人不和，孙立人有兵权，美国人也支持他，他（王造时）与孙立人又是清华同学，所以请求组织允许他到台湾去，策反孙立人。”长期研究王造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碧辉说。
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议，却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王造时自己也感觉到了与新政权存在隔阂，但与民国时代不同的是，现如今，体制内的一个身份，比过去已经重要得太多了。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年，民营新闻事业被重新塑造为中央行政计划主导的国营媒体网络，办报赚钱不再可能。1955年新中国律师制度开始试行，到了1957年，一些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许多律师也被划成右派。推行不到两年的律师制度就很快夭折了，靠当律师谋生，在新中国也走不通。
与此同时，王造时家庭又连遭不幸，他的一双儿女先后罹患精神病，1956年，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透芳去世，都急需用钱。后来，王夫人的后事和儿子看病的医药费都由学校包了下来。学校还把他搬到茂名公寓去住，那是上海原法租界内的一座高级公寓。
在这种情形下，纵观建国后到反右斗争之前，这位一向大胆敢言的民主斗士，建国后的发言很少。在后来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他坦言“自觉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
一句“于公于私”，耐人寻味。
== 两面人生 ==
1957年，知识分子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王造时在北京与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两度恳谈，终于把历史上的那段“误会”澄清了，不久，周恩来又亲自约谈，不但聆听了王造时的倾诉，还主动提出要调王造时来北京工作，王造时精神为之一震。回上海后，他兴奋地给沈钧儒写了一封信，表示“今是非已明，此后自当益加奋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此时，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王造时认为建言献策的时机终于到了，“激于爱党爱国之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 ,
当年3月20日，王造时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表讲话，“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 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他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另外两次发言中，他提出“及时把鸣放运动推行到基层单位去”，并指出“宪法颁布以后好像逐渐被人漠视。这个现象千万要不得”。
结果，这一年六月开始，反右运动爆发，王造时这些言论首先成为了靶子。1957年6月12日，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一份批判文章指出，王造时历史上就“反苏”，并且一直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颇为讽刺的是，当天王造时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示目前“有一些过激过偏的甚至错误的言论也不足畏，予以纠正之后，应继续鼓励大家大胆揭露矛盾，更足见党有雅量而得人心。”
面对指控，王造时起初坚决不认罪，“死也搞不通”，甚至表示“不惜一死来抗拒”，但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到了当年8月14日，王造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说，我对于我思想的错误逐渐地获得了新的认识。
当天，他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其中这一段话，可以看做王造时前后转变的关键：
“至于我家中的实际困难更非靠党的特别照顾不能解决。我的长子自1946年6、7月间患精神病起，不知给我家庭带来了多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苦难，自去年三月我的爱人去世后，政府不仅代我负担了住在上海精神病院的费用，并且也免除了以前在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欠费。我的长女从1955年秋起渐有初期的精神病象征，学校党委也曾经表示要免费送她入院医治。我的次子今年二月也开始有精神病象征，我由北京带到南京，也是上海统战部打电话到南京，才有住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机会。我以垂暮之年，孑然一身，面对如此家庭环境，我不依靠党，拥护党，而却反对党，岂不是自找绝路，并给自己的儿女找绝路。”
王造时原先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反右斗争一开始，药费的“催款单”便月月寄来。教学职称随之降为四级教授，全家也被逐出了茂名公寓。他交给商务印书馆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改译稿，一直被拖到1961年11月才被告知“未列入近年出版计划”。这些，对于经济上没有退路的王造时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
而且，王造时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样为他欢呼的人群了，报纸上只有口诛笔伐。王造时曾收到外地来信十多封，都是赞成他发言的，也有诉冤的，原本他准备交给党委去处理，但反右斗争开始后，深知利害的王造时将这些信偷偷撕毁，他不想牵连这些人。
台湾的《中国时报》此时则幸灾乐祸地发表文章，称“所谓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此刻正在遭到清算。
1957年9月，王造时在《文汇报》发表第一篇检查。
此后，他的防线几乎全线崩溃，从1957年到1960年，他的检查写得一封比一封长，话说的一句比一句狠。
“每读报章上的逐日深入揭露全国右派分子的言行，时常觉得他们向党的进攻，极大多数不如我的猖狂，他们散播的毒素也不如我普遍” ——1957年12月1日。
“进一步检查过去的历史，认清自己的反动本质，彻底分析批评所谓‘进步’包袱”——1959年1月20日。
“还是改吧，快快地改，老老实实地改吧”——195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