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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思想 ==

=== 哲学思想 ===

<p style="text-indent:2em;">《礼记》的天道观，反映了先秦儒家天道观发展的大背景，其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礼运》、《乐记》、《郊特牲》等篇中。总的来讲《礼记》中的天道有如下含义：

<p style="text-indent:2em;">首先，从天的自然义角度看，天可泛化为天地中各种自然现象，和由几种基本元素构成的宇宙，而人仍然参与其中。社会必然性有别于自然必然性的根据在于：人是天地的杰作和五行的精华。个我因可进行文化创造，而成为天地间最“贵”者。

<p style="text-indent:2em;">天道既为客观必然性，则预示效法天道的人道就是主客观的统一。因而，人道并非客观的自然必然性，而是与自然必然不同的社会必然性。人道是需通过人事修为达到的、彰显德性而避免恶的自然必然性的活动。因此，天道在人事上不同于自然必然性，而是需通过主体努力才能实现的社会必然性。所以，《学记》认为：“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中庸》云：“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大学》：“惟善以为宝。”

<p style="text-indent:2em;">总的来说，《礼记》中“天”作为超越的存在是价值之源，它既有形上本体之义，又可为人所“默识”、体认。就超越性上说，任何个我不是天；从内在性上说，人与天相通不隔。人与天的关系因而不是单纯的“线性”逻辑关系，而是本体上天人相通，而实践上人虽需体认但又要承认天的超越性的关系。 [9]

<p style="text-indent:2em;">由于《礼记》成书时古代超越性的天道，已逐步内化为内在的心性，外在的宇宙结构与生成，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即使有某些遗迹也并非采取对象性的认知的路数，而是体恤、体认，或杜维明所云的“体知”的路数，将之作为人解读和领悟的对象。如《中庸》云：“体群臣也……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由于心性本体论在思孟时已开始酝酿，《礼记》的宇宙观明显反映了内在性特点，已经有心性本体论的萌芽。同时，《礼记》中对“心身”、“本末”的关系的思想已相当复杂，其宇宙观便也呈现出内外兼顾相互印证的特点。就主体性而论，心为主，身为从，仁德为本，而礼为末。如《大学》：“心正而后身修。”《中庸》所谓“声色之于化民，末也”。这是先秦儒家已有的“心导耳目”之义的演绎。但另一方面，身作为结构性的存在，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而是心寄居和依赖的“体”。如《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君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说明心身关系好比君民关系。心为身之主，身为心之体。心安则体安，心好则体好。反过来，心也会因身伤而伤。它们不仅有主从关系，还有依赖关系。

<p style="text-indent:2em;">《礼记》中无明确的天生地之说。即使《礼运》有所谓“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郊特牲》有：“天先乎地，君先于臣，其义一也”之说，但未明确说地由天所生。其中虽云“天先乎地”，但似更重天地的相对性、彼此协同的关系：“天生时而地生财”。所以，《礼记》在说明天时生化的同时，又赞扬地利之美。地在《礼记》中，是与天相对而又相配而言的。如《郊特牲》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天地虽有高下尊卑之别，但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的品格。相对天之“清明”、“高明”和“无私覆”而言，地的品格在于“广大”、“薄厚”、“无私载”。在《礼记》中，与神性的天地并列的有所谓鬼神。鬼神既为统一宇宙的部分，也参与宇宙创生。 [9]

<p style="text-indent:2em;">《礼记》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以整体性、相关性的视界看待社会与人生。《礼记》在有些方面有更细节的要求，主张共生性可转化并通过动态的“互生性”来实现。如提出人际间为防止个人中心主义的膨胀，和彼此以义相责，不以己之所能愧人之所不能。《表记》云：“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免愧耻，以行其言”。“共生性”体现人际间在各不同层面的相互依赖性，“互生性”所揭示的是在此之上的主体彼此互为中介而生成意义的性质。

<p style="text-indent:2em;">《礼记》中对时间结构的意义的认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自我关系中的内省；二是社会历史的延续；三是出于对超越的天道的领悟。说内省是一时间结构，是因为内省本身是解读者自己在历史性结构中得到确立和理解。它体现了变易与递承关系，不仅意味着某种历史结果，而且是未来得以建构的条件。此所谓“反辅”也。《礼记》中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这一特点，所以十分突出“反躬”、“内省”、“自反”、“自尽”。

=== 教育思想 ===

<p style="text-indent:2em;">《礼记》中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学》、《学记》、《中庸》三篇中。

<p style="text-indent:2em;">《大学》着重阐述了大学教育的目的、任务和步骤，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亦称为“三纲领”。为实现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大学》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或称“八条目”。八条目前后相续，逐个递进而又相互联系，体现了阶段与过程的统一。

<p style="text-indent:2em;">《大学》将个人的学习、教人、政治等几个过程自然地联系起来，以道德观念的认识（格物、致知）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正心、诚意）为中心，以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修身）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使得八条目实际上成为一个过程和整体，构成了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系。它的基本思想是教育要服从于封建道德和政治，因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宋以后，被收入“四书”，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10]

<p style="text-indent:2em;">《学记》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教育论著，对先秦时期的教育和教学，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学记》论述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p style="text-indent:2em;">⑴教育作用与目的：《学记》本着儒家的德治精神，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服务政治，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以及“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思想。《学记》所主张的教育目的有两个：一是培养具有“建国君民”能力的统治者；二是要“化民成俗”，把人民教化成“安分守己”的顺民。《学记》将教育与政治、社会高度结合起来，把教育当成政治的重要手段，这种观点也是历代封建学者看待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p style="text-indent:2em;">⑷教学方法：第一，问答法。发问要注意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答问要注意深浅适宜，详略得当。第二，讲解法。教师的讲解要简明扼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富于启发性。第三，练习法。《学记》以铁匠、弓匠之子与小马学驾车为例，说明必须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功夫练习起，打好基础。第四，类比法。通过类比，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习效率，使学生具有“触类旁通”的能力。

<p style="text-indent:2em;">《学记》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专门化的形成，是中国“教育学的雏形”。 [10]

<p style="text-indent:2em;">《中庸》是一篇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它涉及的教育论述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p style="text-indent:2em;">⑴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中庸》开头便说修道即为教育，而教育的作用则在于“率性”，顺着先天的善性发展，尽量把天赋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体现出来。这是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思想。

<p style="text-indent:2em;">⑶记叙文：这一类包括《礼记》中主要以叙述的表达方式，记载有关“礼”的言行及事件的篇章，主要有《檀弓上》《檀弓下》，还有散见于《杂记下》《祭义》《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射义》等篇的一些片断，涉及的篇目共有8篇。这些记述文篇章的文体特征主要是：叙事性较强，有完整的叙述情节。 [15]

==== 艺术特色 ====

<p style="text-indent:2em;">⑴章法谨严，映带生姿。《礼记》中的散文篇章多数短小精悍，章法谨严；如：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檀弓上》）有些篇章的结构看似开散，实以所表达的中心为主线，散而不乱。如：季武子寝疾，蟠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斯道也，将亡矣。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丧也，曾点倚其门而歌。（《檀弓下》）

<p style="text-indent:2em;">⑵婉转回复，前后呼应。《中庸》中的一节不仅首尾呼应，且有变化。如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中庸》）虽仅变换几个字，自别有韵味，别样情态。钱锺书评曰：“结云‘道其不行矣夫！’首尾钩连；以断定语气始，以疑叹语气终，而若仍希冀于万一者，两端同而不同，弥饶姿致。

<p style="text-indent:2em;">⑶沧海扬波，跌宕有致。《礼记》中有不少篇章情节曲折，文法跌宕，反映出丰富的内容：如《檀弓上》记鲁宋乘丘之战一节：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全文以八十一字，清楚地交待了两军交战的地点，庄公的随从情况、坠车、被救，县贲父之死，庄公哀诔等，情节完整，且有曲折波澜。

<p style="text-indent:2em;">⑴精约简括，不失一辞。比较而言，《国语》《春秋榖梁传》《左传》皆行文繁琐，尤以《国语》为最。像《檀弓》之文仅用一“安”、一“伤”字，就将申生体谅献公的孝子纯心表达曲尽，而且，申生不忘心系君国，使人辞于狐突之言又可谓语短而情深，情韵笃厚，这些都远较他书高妙。明代杨慎曰：“此节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尽者。”

<p style="text-indent:2em;">⑵丰赡繁富，不余一言。《檀弓》之文不避繁琐，适当采用复沓句法，虽看似拙笨，却也别有风采，宋代李涂说：“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而难于直，不难于细而难于粗，不难于华而难于质：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p style="text-indent:2em;">⑴语言整饬而多变。《礼记》中多将整散句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如《杂记下》云：“管仲镂簋而朱铉…下不侮下一”《礼运》曰：“故玄酒在室…以齐上下。”所用的句式多种多样，随文而变，避免了单调、呆板，文章显得充盈丰厚而生动灵活。不过，形式整齐的句式也有，如《曲礼上》曰：“放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这样的句子读来音调和谐，气势贯通，文字也显得规整、典雅。还有铺排敷陈之风在《礼记》中也普遍存在。如《内则》篇一一罗列饭、膳、饮、酒、羞、食的种类，主食和肉类的搭配等等，林林总总，目不暇接。

<p style="text-indent:2em;">⑵多样的修辞手法。《礼记》大量使用了比喻修辞格。如《礼运》曰：“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礼记》中也广泛使用了排比。如《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文中也有使用顶真的。《大传》曰：“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首尾蝉联，层层推进，表达谨严周密，如行云流水。《礼记》广泛运用了设问、反问等修辞手法。如《坊记》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渭之人。”这些辞格的运用都取得了良好的表达效果，从而使《礼记》繁琐细碎的记文有起伏、有变化，获得一种灵动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