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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王进喜是如何编造的'''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有句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作为大庆油田“先进人物”代表的“铁人王进喜”更是在中共造假的宣传中，走入了千家万户。电影《创业》中描绘道：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采油队队长，带领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篝火下学马列，泥浆池里堵井喷等等，一个无比“光辉、高大”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但历史果真如此吗？
据当年的石油工人回忆，当王进喜被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
而且当时的石油工人普遍没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浆固井的基本常识，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显而易见，这一切与王进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电影中的王进喜跳进油井后，两只胳膊只在表面划拉，很明显是在做戏。因为泥浆是下沉的，人工搅拌泥浆必须下到泥浆底层掏挖，非常难。
当年的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份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
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这个毫无作为，无功受禄的王进喜，由此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当历史走过这一页后，当年的老石油人很想还原这段历史真相，但中共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最终将这些人的声音尘封起来。
'''发现大庆油田真相'''
改革开放以后，老院士黄汲清家人起诉，要求恢复真相，即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是黄汲清和谢家荣，与李四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黄汲清谢家荣是右派反革命成分，而李四光是共产党员，所以就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让李四光承担荣誉（详见何建明著【大庆油田发现真相】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山东省揭露高考被掉包有242起之多。工农英雄可以掉包，运动员的成绩可以掉包，科学成就可以掉包。卑鄙无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丧尽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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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英雄弄虚作假，违背科学规律'''
“大寨”弄虚作假的盖子是如何被揭开的？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后在其领头人陈永贵的带领下，开辟了层层梯田，并通过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而“农业学大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在全国影响深远，陈永贵甚至还在毛的钦点下，出任了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然而，真实的大寨究竟展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真实的陈永贵和宣传中的一样吗？不妨先从1978年专家眼中的大寨说起。
1978年夏，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参观大寨。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据参会的代表回忆，当时陈永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农业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几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种什么病，农业技术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把病株拔出烧掉，以防传播开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结果全部玉米病死，颗粒无收，他才信服了，等等。陈永贵的坦率不免让与会的专家们瞠目结舌：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让全国农业向他学习。
有意思的是，在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提醒他农业的统计数据和名词术语，与会者完全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声音。
听完陈永贵的讲话后，代表们还被“安排”分组在大寨村里进行了一次参观活动。路线是固定的，都有人带队。代表们不仅在参观过程中没有看到大寨的农民，在田间也没有看到，而且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也不能进去探寻。有趣的是，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代表们明显感到这是“做秀”给参观者看，因为当时就连沿海城市，也并非家家养金鱼、户户种花木，何况大寨人的劳动时间长，哪有此等闲情逸致？！
当代表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寨山头最高处时，放眼四周，大失所望。因为大寨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但麦苗却长得差强人意，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至于玉米，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内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物资化肥之类为后盾。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有的说大寨的经验连自己附近的生产队都未推开，还谈什么全国学大寨。
当时参会的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也深觉大寨无科学，因此在回到北京后，组织了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定“揭开大寨的盖子”。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披露了大寨虚假的真面目，并指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他还批评道：“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杨显东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不过，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大寨的主要问题是弄虚作假，而且在文革中迫害无辜，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据说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
而大寨造假最早被发现于1964年。那一年的冬季，大寨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结果上达中央政府，导致周恩来亲自追究。而恰在此时，毛却将陈永贵请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的态度如何。如此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正因为有了毛的支持，大寨成为了一面鲜明的旗帜，陈永贵继续造假才有恃无恐。
因为大寨成为了全国样版，所以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昔阳城里也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由此可知，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才树立起这个全国农业样版。
另据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至于昔阳粮食产量则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自然由昔阳的农民承担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此外，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70人就摊得上一个。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处分之人被取消了处分；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1980年，昔阳“平反”达到高潮，并持续到次年。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而全国掀起的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是僵硬、刻板以及弄虚作假。奇怪的是，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参观者达960万人次，但学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却没有去过一次，甚至都不曾提出过什么时候去大寨看一看。而他破格提拔的副总理陈永贵也在1980年辞去了职务，随之，党媒开始集中批判大寨，陈永贵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6年3月，因晚期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去世后，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华国锋一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想来，陈永贵也是毛时代下的又一个悲剧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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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个谎言帝国，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到安徽视察，照片中抱孩子的女人，是当地治安官员假扮，时至今日，这种新闻造假早已见怪不怪。
早前李克强去贵州视察，一双鞋满是泥泞，但站在他身边的随行人员，个个皮鞋铮亮，李克强鞋上的泥是怎么来的？
文革中江青到大寨参加劳动，文革后江青被捕，才证实她只是拿着锄头在田间拍了一张照片而已。
毛泽东文革中横渡长江，豪言壮语“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文革后有回忆文章说，他只是在江边浸了一下水。
中共惯于撒谎，已成习惯动作，上骗下，下骗上，整个帝国盛产谎言。中共欺骗百姓，百姓也知道中共欺骗他们，中共也知道百姓知道他们欺骗百姓，明知互相骗，大家都习惯了，习惯成自然。
人间万物，以真为最基本层次，有了真才有善，有了善才有美。我们认识世界，不怕缺乏认知能力，人的认知能力可以随学习和历练而不断提高。你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是非时，最要紧是你能掌握真相，以真相为基础，才会有正确的判断。你碰到的尽是假相，你的认识能力再高也没有用。
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最基本的条件一定要尊重事实，追求真相，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大家才能凭思辨能力来讨论和决定事情，否则只是和自己过不去。
描述真相本是最容易的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须拐弯抹脚，无中生有，不必顾及是否符合常理常情，因为真实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有它本身的逻辑性，不容置疑。
但撒谎就不同了，撒谎要令人相信，就要把谎言装饰得像真的一样，要装饰就要有技巧，要顾及主客观环境因素，要堵塞漏洞，避免穿崩，要能自洽自足，这些都不容易做到。说一个谎言，要用无数谎言来掩盖，一旦穿崩，不但暴露说谎的人笨拙，而且让人怀疑他居心不良，说谎的结果通常是很不妙的。
中共为什么习惯说谎，乐于说谎？因为他们是说谎得天下的。说是解放穷苦人，结果解放的只是他们自己；说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依靠对象，其实他们依靠的也只是自己；文革初毛泽东说学生是革命先锋，文革后红卫兵的价值用完了，毛泽东又斥学生是“臭老九”，用谎言利用学生，用完即弃。
中共是农民党，主要骨干是农村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中国农民几千年信天信地信自己，就是不信知识，所以毛泽东老是说知识分子没用。毛泽东不信知识，不尊重真相，信奉唯意志论，所以他搞大跃进﹑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自己相信，也强迫别人相信，什么谎言都会成真。
二十一世纪的今日，高科技就是生产力，高科技不可能建立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上。你既要用电子晶片，去到三奈米分毫都不能含糊，你又要编造谎言，欺骗全国十四亿人，这根本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价值观。你热衷于撒谎，就不可能尊重事实，就没有求真的欲望和冲动，大小事信口开河不红脸，违背基本的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全国上下蔚然成风，国家以谎言假象来运转，永远在不知真相的状态。
以谎言立国，就没有潜心探索客观世界的雄心和耐心，走捷径弯道超车，就要去偷别人的研究成果。说谎和盗窃都是见不得人的卑劣德性，你习惯了说谎，去偷鸡摸狗就心安理得，但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国家能长久吗？
习近平去视察找个干部扮村妇，表面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它揭示了中共的本质，这个党便是靠谎言吃饭的。早前孙春兰去武汉视察，楼上的居民大喊：“假的！都是假的！”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傻，真假﹑善恶﹑美丑还能分得清楚。时至二十一世纪，文明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靠谎言惑世，最终是被世界抛弃。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有句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作为大庆油田“先进人物”代表的“铁人王进喜”更是在中共造假的宣传中，走入了千家万户。电影《创业》中描绘道：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采油队队长，带领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篝火下学马列，泥浆池里堵井喷等等，一个无比“光辉、高大”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但历史果真如此吗？
据当年的石油工人回忆，当王进喜被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
而且当时的石油工人普遍没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浆固井的基本常识，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显而易见，这一切与王进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电影中的王进喜跳进油井后，两只胳膊只在表面划拉，很明显是在做戏。因为泥浆是下沉的，人工搅拌泥浆必须下到泥浆底层掏挖，非常难。
当年的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份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
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这个毫无作为，无功受禄的王进喜，由此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当历史走过这一页后，当年的老石油人很想还原这段历史真相，但中共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最终将这些人的声音尘封起来。
'''发现大庆油田真相'''
改革开放以后，老院士黄汲清家人起诉，要求恢复真相，即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是黄汲清和谢家荣，与李四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黄汲清谢家荣是右派反革命成分，而李四光是共产党员，所以就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让李四光承担荣誉（详见何建明著【大庆油田发现真相】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山东省揭露高考被掉包有242起之多。工农英雄可以掉包，运动员的成绩可以掉包，科学成就可以掉包。卑鄙无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丧尽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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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英雄弄虚作假，违背科学规律'''
“大寨”弄虚作假的盖子是如何被揭开的？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后在其领头人陈永贵的带领下，开辟了层层梯田，并通过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而“农业学大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在全国影响深远，陈永贵甚至还在毛的钦点下，出任了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然而，真实的大寨究竟展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真实的陈永贵和宣传中的一样吗？不妨先从1978年专家眼中的大寨说起。
1978年夏，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参观大寨。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据参会的代表回忆，当时陈永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农业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几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种什么病，农业技术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把病株拔出烧掉，以防传播开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结果全部玉米病死，颗粒无收，他才信服了，等等。陈永贵的坦率不免让与会的专家们瞠目结舌：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让全国农业向他学习。
有意思的是，在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提醒他农业的统计数据和名词术语，与会者完全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声音。
听完陈永贵的讲话后，代表们还被“安排”分组在大寨村里进行了一次参观活动。路线是固定的，都有人带队。代表们不仅在参观过程中没有看到大寨的农民，在田间也没有看到，而且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也不能进去探寻。有趣的是，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代表们明显感到这是“做秀”给参观者看，因为当时就连沿海城市，也并非家家养金鱼、户户种花木，何况大寨人的劳动时间长，哪有此等闲情逸致？！
当代表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寨山头最高处时，放眼四周，大失所望。因为大寨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但麦苗却长得差强人意，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至于玉米，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内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物资化肥之类为后盾。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有的说大寨的经验连自己附近的生产队都未推开，还谈什么全国学大寨。
当时参会的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也深觉大寨无科学，因此在回到北京后，组织了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定“揭开大寨的盖子”。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披露了大寨虚假的真面目，并指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他还批评道：“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杨显东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不过，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大寨的主要问题是弄虚作假，而且在文革中迫害无辜，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据说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
而大寨造假最早被发现于1964年。那一年的冬季，大寨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结果上达中央政府，导致周恩来亲自追究。而恰在此时，毛却将陈永贵请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的态度如何。如此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正因为有了毛的支持，大寨成为了一面鲜明的旗帜，陈永贵继续造假才有恃无恐。
因为大寨成为了全国样版，所以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昔阳城里也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由此可知，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才树立起这个全国农业样版。
另据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至于昔阳粮食产量则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自然由昔阳的农民承担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此外，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70人就摊得上一个。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处分之人被取消了处分；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1980年，昔阳“平反”达到高潮，并持续到次年。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而全国掀起的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是僵硬、刻板以及弄虚作假。奇怪的是，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参观者达960万人次，但学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却没有去过一次，甚至都不曾提出过什么时候去大寨看一看。而他破格提拔的副总理陈永贵也在1980年辞去了职务，随之，党媒开始集中批判大寨，陈永贵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6年3月，因晚期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去世后，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华国锋一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想来，陈永贵也是毛时代下的又一个悲剧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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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个谎言帝国，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到安徽视察，照片中抱孩子的女人，是当地治安官员假扮，时至今日，这种新闻造假早已见怪不怪。
早前李克强去贵州视察，一双鞋满是泥泞，但站在他身边的随行人员，个个皮鞋铮亮，李克强鞋上的泥是怎么来的？
文革中江青到大寨参加劳动，文革后江青被捕，才证实她只是拿着锄头在田间拍了一张照片而已。
毛泽东文革中横渡长江，豪言壮语“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文革后有回忆文章说，他只是在江边浸了一下水。
中共惯于撒谎，已成习惯动作，上骗下，下骗上，整个帝国盛产谎言。中共欺骗百姓，百姓也知道中共欺骗他们，中共也知道百姓知道他们欺骗百姓，明知互相骗，大家都习惯了，习惯成自然。
人间万物，以真为最基本层次，有了真才有善，有了善才有美。我们认识世界，不怕缺乏认知能力，人的认知能力可以随学习和历练而不断提高。你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是非时，最要紧是你能掌握真相，以真相为基础，才会有正确的判断。你碰到的尽是假相，你的认识能力再高也没有用。
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最基本的条件一定要尊重事实，追求真相，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大家才能凭思辨能力来讨论和决定事情，否则只是和自己过不去。
描述真相本是最容易的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须拐弯抹脚，无中生有，不必顾及是否符合常理常情，因为真实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就有它本身的逻辑性，不容置疑。
但撒谎就不同了，撒谎要令人相信，就要把谎言装饰得像真的一样，要装饰就要有技巧，要顾及主客观环境因素，要堵塞漏洞，避免穿崩，要能自洽自足，这些都不容易做到。说一个谎言，要用无数谎言来掩盖，一旦穿崩，不但暴露说谎的人笨拙，而且让人怀疑他居心不良，说谎的结果通常是很不妙的。
中共为什么习惯说谎，乐于说谎？因为他们是说谎得天下的。说是解放穷苦人，结果解放的只是他们自己；说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依靠对象，其实他们依靠的也只是自己；文革初毛泽东说学生是革命先锋，文革后红卫兵的价值用完了，毛泽东又斥学生是“臭老九”，用谎言利用学生，用完即弃。
中共是农民党，主要骨干是农村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中国农民几千年信天信地信自己，就是不信知识，所以毛泽东老是说知识分子没用。毛泽东不信知识，不尊重真相，信奉唯意志论，所以他搞大跃进﹑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自己相信，也强迫别人相信，什么谎言都会成真。
二十一世纪的今日，高科技就是生产力，高科技不可能建立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上。你既要用电子晶片，去到三奈米分毫都不能含糊，你又要编造谎言，欺骗全国十四亿人，这根本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价值观。你热衷于撒谎，就不可能尊重事实，就没有求真的欲望和冲动，大小事信口开河不红脸，违背基本的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全国上下蔚然成风，国家以谎言假象来运转，永远在不知真相的状态。
以谎言立国，就没有潜心探索客观世界的雄心和耐心，走捷径弯道超车，就要去偷别人的研究成果。说谎和盗窃都是见不得人的卑劣德性，你习惯了说谎，去偷鸡摸狗就心安理得，但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国家能长久吗？
习近平去视察找个干部扮村妇，表面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它揭示了中共的本质，这个党便是靠谎言吃饭的。早前孙春兰去武汉视察，楼上的居民大喊：“假的！都是假的！”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傻，真假﹑善恶﹑美丑还能分得清楚。时至二十一世纪，文明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靠谎言惑世，最终是被世界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