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2,779
次編輯
變更
马承源
,创建页面，内容为“'''马承源'''（1928－2004），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54年起就职于上海博物馆，历任…”
'''马承源'''（1928－2004），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54年起就职于上海博物馆，历任保管部副主任、青铜研究部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青铜器、简牍研究和鉴定。曾任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中华世纪坛名誉馆长。<ref>[https://www.sohu.com/a/338253086_120292923 此人当年坚决买下，真假不知的宝剑，如今价值连城以亿计算！],搜狐,2020-02-08</ref>
==人物简介==
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马承源在学生时代即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承源历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马承源是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兼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2004年9月25日，因患抑郁症加上受到上博简系伪造的质疑风波刺激而跳楼自杀。
==识宝伯乐==
浸淫学海多年的马承源，不仅著作等身，更练就了一双鉴定青铜器的慧眼。人们说，马承源是当今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这绝非溢美之词。凭借这双慧眼，近50年来，马承源为上海博物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青铜器文物。
上海并非出土青铜器之地，但上博却藏有中国最多最好的青铜器，这得益于上博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征集和抢救工作。马承源从担任保管部副主任起就负责这项工作，著名的汉代青铜蒸馏器就是他在冶炼厂的高炉前抢救下来的。这一发现，将中国蒸馏器的制造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当时正值大炼钢铁的上世纪50年代，大量从民间收集的“破铜烂铁”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厂，马承源与同事们炉口夺宝，从中抢救出了春秋时期的龙耳尊、鲁原钟，东汉时期的婴座熨斗等大批文物。
1966年，“文革”爆发，“破四旧”给全社会公、私收藏的传世文物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马承源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一次，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找上门来，要在[[上海博物馆]]“破四旧”。马承源和同事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赶紧自己组织“闹革命”。他们连夜加班，把博物馆所有的文物陈列柜都用《[[解放日报]]》贴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当时，毛主席语录是绝对不能动的。这样，上博躲过了一劫。
博物馆的文物安全了，收藏在私人手里的文物却没有这样幸运。随着抄家风愈演愈烈，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小将”视为“封建糟粕”，弃之如敝屣。马承源心急如焚，他与馆长商议后给市政府打了报告，说这些历史文物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破坏了可惜，建议派专人接收“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由博物馆“代为管理”。报告被批准后，马承源和同事们日夜守在博物馆，随时准备一得到消息就出发，以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同时向藏家说明情况，当面清点、鉴定文物并出具详细的收据和清单。“文革”结束后，不少藏家看到安然渡过劫难的藏品，感激复感慨，不少人当即决定，变委托“代管”为捐献。
收藏家李荫轩收藏的青铜器在上海很有名气，“文革”前马承源就经常登门拜访李荫轩，切磋学术。两人常来常往，成了朋友。“文革”当中，李家遭到灭顶之灾。红卫兵到李家抄家，李荫轩赶紧给马承源打电话，说要把所藏文物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要马承源马上派人来取。马承源十万火急地赶到李宅，他被满满一屋子的青铜器惊呆了——共有70多件珍品啊！“文革”结束后，上博考虑到李荫轩当时的捐献是因势所迫，遂决定将文物一件不少地退还李家。李荫轩深深为上博的做法所感动。不久，李先生病重，去世前他写下遗嘱，将所藏青铜器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上博收藏的另一件重器——商鞅方升，其入藏过程与李荫轩先生的捐赠异曲同工。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件方升上刻有铭文，铭文内容说明此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秦国“大良造”，统一度量衡时铸造的标准量器。上世纪30年代，该物的铭文、拓本曾见诸报端，但实物却一直不知所踪。
马承源调入上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这件宝物在合肥龚氏手中，而龚氏后人就住在上海。马承源通过种种关系与藏家联系，还在上海最高级的国际饭店宴请其全家。在当时的环境下请客吃饭，可谓破天荒了，但藏家却不接马承源的话茬。不过马承源没有气馁，仍旧一直关注着商鞅方升。
“文革”开始后，龚家被抄，连屋顶也被掀翻了。马承源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了现场，请“造反派”找找看有没有这样一件东西，最后终于在墙角的一堆垃圾中找到了这件国宝。“造反派”们当然不懂这件东西的价值，也许在他们看来，砸烂了才最好。马承源心生一计，组织人敲锣打鼓送锦旗到抄龚家的造反队，“感谢”他们为上博“发现”了珍贵文物。这样，造反队骑虎难下，不得不将文物送交博物馆保管。
“文革”结束后，上博根据政策将商鞅方升还给了龚家。后经协商，上海博物馆以收购的方式，终使这件重器复归国有。
1994年春，马承源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打来电话，说在一家店看到了一批似是竹简的东西。马承源请他临摹了竹简上的文字，经认真研读，马承源从文字、语句、内容等各方面判断这是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竹简上的内容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已经湮灭于世。
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素养，马承源毅然拍板，决定斥资100多万港币购买竹简——当时，日本的一个买家早已觊觎多时，只要上博不要，他们马上接手。几个月后，又一批相同的竹简出现在香港市场，在友人的资助下，上博亦全部购进收藏。
两批竹简共1200多根，由于是走私货，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这批2300多年前的战国原始古籍，是已发现的战国简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实物史料。竹简经脱水保护后，在马承源的主持下，开始对其进行艰苦的解读工作。辨认文字工作的难度，有人打了个比方：就好比把一叠报纸剪成面条宽的长条，打乱之后重新整理。其实，这个比方还不准确，因为竹简上的文字是2300多年前的楚国人写的，文章不止一篇，作者也不止一个，与其说是文字，莫若说是“天书”。上海博物馆不仅动用了馆内的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北京、香港的学者一起参与整理。竹简记载的内容填补了前秦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出版后，权威媒体评介说：“对于学术界的朋友来讲，2002年最响的鞭炮，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至今，该书已出版4册。晋侯墓地出土的14件晋侯稣钟，也是上博从香港购回的。这是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钟上300多字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铭文还有对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的较为详细的记载。
几年中，马承源在香港古玩市场一共为国家抢救了3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竹简、青铜器、石刻、[[玉器]]、印章、[[陶瓷]]等等。其中除了晋侯鼎和战国竹简外，还有吴王夫差送给西施的“吴王夫差”、艳丽的战国丝绸、 南北朝时期“瘦骨清像”的石刻造像、唐代丰腴的仕女俑……一件件稀世珍宝被抢救回来，不仅充实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更为后人多保存了几把开启先祖秘密之门的钥匙。
==馆长和建设者==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各地兴起了一股新建、扩建博物馆的热潮。全国各省的博物馆多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多已破旧。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各地陆续将博物馆的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立项之后，几乎所有省市的考察工作都把上海博物馆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几乎所有的考察者在参观之后都感到收获巨大——上海博物馆在软件、硬件两个方面都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而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成是马承源离任馆长前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
1985年，马承源就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任伊始，他就心怀着建设新馆的梦想，这个梦想源于1980年他的美国之行。那一年，《[[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文物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马承源随展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美国，他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中国文物陈列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而且其展出环境及陈列设计都好得“不能想像”，马承源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刺激。然而，迫切的心情并不能改变囊中羞涩的窘境。没有钱，这个现实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承源。
马承源的性格不允许他退缩。在建设新馆暂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准备对博物馆的陈列室进行现代化改造。1986年，他千方百计从国家文物局争取到50万元资金，首先对青铜器陈列室进行了改造：在陈列内容体系及表现手段上重新进行设计，改造室内灯光，还装上了空调。改造之后，青铜器陈列室面貌一新。之后,马承源和博物馆的同仁们再接再厉，又完成了陶瓷、雕塑和书画陈列室的改建，同样获得成功。
但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马承源尴尬万分的事情，这件事让他痛下决心：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把新馆建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来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陪同他来到改造过的陈列室。就在惠特拉姆兴致盎然之时，一串水珠突然从天而降，差点浇了惠特拉姆一身——那是房顶上安装的空调的积水。惠特拉姆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对马承源说，馆长，我们一起拍个照好不好？就这样，在滴答滴答的水珠旁，马承源拍下了平生最为难忘的一张照片。马承源非常难过，他感到以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小修小补、修修改改没有用处。
从此以后，马承源每次出访只要有时间，就会泡在各个博物馆里。他不仅收集文物资料，还收集博物馆的建筑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室内装修、陈列设计等问题，甚至灯光、色温、玻璃的反光处理等细节。他向国外的同行要博物馆的建筑图和结构图，询问建筑材料的产地及价格。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也许我们要造一个新的博物馆。后来，朋友们遇到他，经常会开玩笑地问：“马馆长，新馆开始造了吗？”其实那时建设新馆一事还没有提到政府的日程上，但马承源早早地就开始暗暗做准备了。
在一次次报告、一份份申请之后，马承源终于盼来了建设新馆的消息。1991年12月18日，上海市长黄菊来到上博，宣布建设上博新馆，馆址定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人民广场中轴线南侧，并将其列为
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大建设项目之一。1993年9月，上博新馆正式破土动工。从开工的那天起，马承源好像就不是馆长了，而是工程监理。从选择建材到监督施工，他都亲力亲为。60多岁的人，还常常上下脚手架，吃饭时间秘书总是把盒饭包在旧棉袄里，再发动人们去找他。出差时，他会关照秘书每天打电话汇报建设进度。从土建工程到室内装修，以至展陈设计、大堂装修，每一个馆的基本色调、光线，展柜的样式，每一个细节他都全部参与。也难怪，建新馆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梦想，他不允许有半点瑕疵。在上博流传着一个望远镜的故事。那时，马承源的办公室与新馆工地仅一路之隔，他特地买了一副望远镜，一有空就举镜眺望，监督施工质量。这个故事后来得到了马承源的证实，他说：“关键时候要拿望远镜看一看，因为远了看不清。我当时已经60多岁了，虽然脚手架也能爬，但天天爬还是有些力不从心。”马承源常对身边的人说，建这个新馆不容易，我们要把它建好。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时，只有18000件文物；1996年新馆建成时，已经拥有21个门类的60万件文物，其中珍品达12万件，占江南文物的半壁江山。新馆开馆时，马承源累得病倒了，但他终于为这些瑰宝修建了一个舒适的家。
==社会活动家==
马承源把上海博物馆建设成了国际水准的博物馆，他本人更是一位国际水准的博物馆馆长。这不仅是说他的学术水平，也包括他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
在上海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刻满了捐献者的名字，他们是为建设新馆慷慨捐资的各界人士。其中有很多都是马承源的朋友：香港何东集团主席何鸿章捐资建造了博物馆贵宾厅；其胞弟何鸿卿出资赞助古代玉器馆的装修；邵逸夫赞助装修了历代绘画馆；徐展堂赞助装修了古代陶瓷馆；嘉道理家族赞助装修了少数民族工艺馆；葛士翘赞助装修了葛士翘展览厅；胡宝星赞助装修了青铜器馆；家具馆中的展品系收藏家王世襄先生庋藏，由庄氏兄弟购买后捐献。据统计，上博在新馆的建设中，共接收捐赠约1000万美元。
“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像上博这样能筹到钱，要看你平时下的功夫怎么样。”马承源说，“我们交了很多朋友，那时候，上博在国际上的声誉是最好的。很多朋友都感到上海博物馆最大气，他们很喜欢与上海博物馆打交道。”
这些“喜欢和上博打交道”的人还有一个组织，叫“上博之友”。1994年，上博在香港收购第一批战国竹简后几个月，市场上又出现了第二批。当时上博资金困难，无力购买。“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麟、叶昌午五个人共同出资55万港币，买下竹简捐赠给上博。
==吴王夫差礼器的发现==
1995年岁末，香港荷里活道。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在“闲逛”。在一家古玩店，马承源盯上了一件形态别致、制作精良的青铜器的肩部刻有“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的12字铭文。按照古代礼制和常见青铜器铭文的惯例，马承源推断，这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为一位身份低微的平民女子专铸的酒器。而这女子，或许该是西施。
这也是吴王夫差礼器的首次被发现。古董商开价150万港币，而当时上博账上仅存资金20万元。马承源多方设法，终于使香港著名实业家何鸿章先生斥资购下这件?，并捐献给上博。有人问马承源，为什么一定要买回那只，他说：“这是件国宝啊，我是搞文物工作的人，看到了而不想办法把它抢救回来，那么我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
在国内文博界，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及古文字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获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奖、法兰西荣誉勋章。对上海博物馆职工而言，马承源则是备受尊敬的老馆长———没有他，上博不可能有国内文物庋藏“半壁江山”与青铜器藏品“世界第一”之誉；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美轮美奂的上博新馆。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却是记者几次从上博人那里听到的原话。
解放后新上海博物馆开馆的第一位观众，30年后，成了上博馆长。
==今生最大一本书==
1964年，马承源组织编写的中国第一本彩版工具书《[[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出版，很快被翻印流传于国外；他写的《[[中国青铜器]]》是“文革”后研究青铜器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牛津大学随即翻译出版，影响极广，还是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他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因见解独到，成为专业人士案头必备书；《[[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分册]]》和今年刚出齐的《[[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分册]]》（16册），更是本世纪最完整、系统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一本本书，一篇篇论文，一次次准确鉴定，渐渐确立了他作为青铜器和古文字专家的地位。
然而，对马承源而言，他此生最宏大的一本著作却不是用笔写出的。那就是崭新的上海博物馆。这部大书的“读者”，也大大多于读得懂其文物专著的人。1980年，马承源率团到美国巡展，在大都会博物馆台阶上伫立良久，回来就调整陈列，使上博内部展室焕然一新，赢来赞誉。此后，每次出访，工作之余，他从不去别处观光，就泡在各个博物馆中，不仅看展品，还要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陈列室灯光、色温、玻璃橱窗反光处理等细节，希望中国能早日有自己的现代化博物馆。申请报告写了一份又一份，常有朋友善意地调侃：“新馆开始造了吗”。最终，是他直接写信给市委书记黄菊，以不懈努力为上博赢来了今天的一块“风水宝地”和5．7亿元的资金。
==“开瓶酒来喝喝”==
不少上博员工“怕”马承源。因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表情也严肃傲然为多———因为陷在自己的思想中而对周围熟视无睹。跟他出差，他眼里只有博物馆、文物，办好事就走，不为风景名胜所动，缺少情趣。他自我放松的办法，不过是换一种文物摩挲、换一篇文章写写。中风以前，他喜欢喝酒且酒量不错，海内外的老朋友常常送酒。但他每次叫“开瓶酒来喝喝”，必是为了刚为馆中收到了珍品、或新馆建设有了大进展。
然而，有机会走近他的人则说，他是个“老好人”，爽气，讲情义。他至今记得那些对上博作过重大贡献的收藏家及家属，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动情地说：“那些无价之宝，捐献者只要卖掉一件，就足以让后人享受几代，我们能不感念关心他们吗？”上博新馆投资中，有8000万元是募集来的，不少展品也出自那些已经或正在成为上博老友的海外富商、名流的捐献。几十年了，马承源和汪庆正等人，为他们作了多少义务鉴定，还以老朋友的诚意，爽快地打开库房，请爱好文物的他们欣赏，相互切磋。有了这些朋友的相帮和市领导的支持，上博才从香港和海外救回了那一批批珍贵的文物：战国竹简、晋侯?编钟、吴王夫差?、南北朝石刻造像……
今天，位于市中心人民广场上，已拥有21个门类60万件文物、珍品达12万件的上海博物馆新馆，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
==视频==
===<center> 马承源 相关视频</center>===
<center>马承源专家地摊闲逛，一眼竟相中战国神剑，物主身份惊动史学界</center>
<center>{{#iDisplay:d3064ara7j3|560|390|qq}}</center>
<center>香港惊现国宝，日本专家1500万差点拍下，马承源壮举大揭秘</center>
<center>{{#iDisplay:u0839bzcts2|560|390|qq}}</center>
==参考文献==
[[Category:考古学家]]
==人物简介==
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马承源在学生时代即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承源历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马承源是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兼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2004年9月25日，因患抑郁症加上受到上博简系伪造的质疑风波刺激而跳楼自杀。
==识宝伯乐==
浸淫学海多年的马承源，不仅著作等身，更练就了一双鉴定青铜器的慧眼。人们说，马承源是当今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这绝非溢美之词。凭借这双慧眼，近50年来，马承源为上海博物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青铜器文物。
上海并非出土青铜器之地，但上博却藏有中国最多最好的青铜器，这得益于上博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征集和抢救工作。马承源从担任保管部副主任起就负责这项工作，著名的汉代青铜蒸馏器就是他在冶炼厂的高炉前抢救下来的。这一发现，将中国蒸馏器的制造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当时正值大炼钢铁的上世纪50年代，大量从民间收集的“破铜烂铁”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厂，马承源与同事们炉口夺宝，从中抢救出了春秋时期的龙耳尊、鲁原钟，东汉时期的婴座熨斗等大批文物。
1966年，“文革”爆发，“破四旧”给全社会公、私收藏的传世文物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马承源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一次，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找上门来，要在[[上海博物馆]]“破四旧”。马承源和同事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赶紧自己组织“闹革命”。他们连夜加班，把博物馆所有的文物陈列柜都用《[[解放日报]]》贴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当时，毛主席语录是绝对不能动的。这样，上博躲过了一劫。
博物馆的文物安全了，收藏在私人手里的文物却没有这样幸运。随着抄家风愈演愈烈，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小将”视为“封建糟粕”，弃之如敝屣。马承源心急如焚，他与馆长商议后给市政府打了报告，说这些历史文物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破坏了可惜，建议派专人接收“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由博物馆“代为管理”。报告被批准后，马承源和同事们日夜守在博物馆，随时准备一得到消息就出发，以政府的名义与红卫兵组织联络，同时向藏家说明情况，当面清点、鉴定文物并出具详细的收据和清单。“文革”结束后，不少藏家看到安然渡过劫难的藏品，感激复感慨，不少人当即决定，变委托“代管”为捐献。
收藏家李荫轩收藏的青铜器在上海很有名气，“文革”前马承源就经常登门拜访李荫轩，切磋学术。两人常来常往，成了朋友。“文革”当中，李家遭到灭顶之灾。红卫兵到李家抄家，李荫轩赶紧给马承源打电话，说要把所藏文物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要马承源马上派人来取。马承源十万火急地赶到李宅，他被满满一屋子的青铜器惊呆了——共有70多件珍品啊！“文革”结束后，上博考虑到李荫轩当时的捐献是因势所迫，遂决定将文物一件不少地退还李家。李荫轩深深为上博的做法所感动。不久，李先生病重，去世前他写下遗嘱，将所藏青铜器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上博收藏的另一件重器——商鞅方升，其入藏过程与李荫轩先生的捐赠异曲同工。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统一度量衡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件方升上刻有铭文，铭文内容说明此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秦国“大良造”，统一度量衡时铸造的标准量器。上世纪30年代，该物的铭文、拓本曾见诸报端，但实物却一直不知所踪。
马承源调入上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这件宝物在合肥龚氏手中，而龚氏后人就住在上海。马承源通过种种关系与藏家联系，还在上海最高级的国际饭店宴请其全家。在当时的环境下请客吃饭，可谓破天荒了，但藏家却不接马承源的话茬。不过马承源没有气馁，仍旧一直关注着商鞅方升。
“文革”开始后，龚家被抄，连屋顶也被掀翻了。马承源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了现场，请“造反派”找找看有没有这样一件东西，最后终于在墙角的一堆垃圾中找到了这件国宝。“造反派”们当然不懂这件东西的价值，也许在他们看来，砸烂了才最好。马承源心生一计，组织人敲锣打鼓送锦旗到抄龚家的造反队，“感谢”他们为上博“发现”了珍贵文物。这样，造反队骑虎难下，不得不将文物送交博物馆保管。
“文革”结束后，上博根据政策将商鞅方升还给了龚家。后经协商，上海博物馆以收购的方式，终使这件重器复归国有。
1994年春，马承源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打来电话，说在一家店看到了一批似是竹简的东西。马承源请他临摹了竹简上的文字，经认真研读，马承源从文字、语句、内容等各方面判断这是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竹简上的内容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已经湮灭于世。
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素养，马承源毅然拍板，决定斥资100多万港币购买竹简——当时，日本的一个买家早已觊觎多时，只要上博不要，他们马上接手。几个月后，又一批相同的竹简出现在香港市场，在友人的资助下，上博亦全部购进收藏。
两批竹简共1200多根，由于是走私货，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这批2300多年前的战国原始古籍，是已发现的战国简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实物史料。竹简经脱水保护后，在马承源的主持下，开始对其进行艰苦的解读工作。辨认文字工作的难度，有人打了个比方：就好比把一叠报纸剪成面条宽的长条，打乱之后重新整理。其实，这个比方还不准确，因为竹简上的文字是2300多年前的楚国人写的，文章不止一篇，作者也不止一个，与其说是文字，莫若说是“天书”。上海博物馆不仅动用了馆内的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北京、香港的学者一起参与整理。竹简记载的内容填补了前秦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出版后，权威媒体评介说：“对于学术界的朋友来讲，2002年最响的鞭炮，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至今，该书已出版4册。晋侯墓地出土的14件晋侯稣钟，也是上博从香港购回的。这是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发现。钟上300多字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铭文还有对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的较为详细的记载。
几年中，马承源在香港古玩市场一共为国家抢救了3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竹简、青铜器、石刻、[[玉器]]、印章、[[陶瓷]]等等。其中除了晋侯鼎和战国竹简外，还有吴王夫差送给西施的“吴王夫差”、艳丽的战国丝绸、 南北朝时期“瘦骨清像”的石刻造像、唐代丰腴的仕女俑……一件件稀世珍宝被抢救回来，不仅充实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更为后人多保存了几把开启先祖秘密之门的钥匙。
==馆长和建设者==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各地兴起了一股新建、扩建博物馆的热潮。全国各省的博物馆多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多已破旧。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各地陆续将博物馆的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立项之后，几乎所有省市的考察工作都把上海博物馆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几乎所有的考察者在参观之后都感到收获巨大——上海博物馆在软件、硬件两个方面都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而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成是马承源离任馆长前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
1985年，马承源就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任伊始，他就心怀着建设新馆的梦想，这个梦想源于1980年他的美国之行。那一年，《[[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文物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马承源随展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美国，他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看到那么多的中国文物陈列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而且其展出环境及陈列设计都好得“不能想像”，马承源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刺激。然而，迫切的心情并不能改变囊中羞涩的窘境。没有钱，这个现实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承源。
马承源的性格不允许他退缩。在建设新馆暂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准备对博物馆的陈列室进行现代化改造。1986年，他千方百计从国家文物局争取到50万元资金，首先对青铜器陈列室进行了改造：在陈列内容体系及表现手段上重新进行设计，改造室内灯光，还装上了空调。改造之后，青铜器陈列室面貌一新。之后,马承源和博物馆的同仁们再接再厉，又完成了陶瓷、雕塑和书画陈列室的改建，同样获得成功。
但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马承源尴尬万分的事情，这件事让他痛下决心：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把新馆建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来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陪同他来到改造过的陈列室。就在惠特拉姆兴致盎然之时，一串水珠突然从天而降，差点浇了惠特拉姆一身——那是房顶上安装的空调的积水。惠特拉姆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对马承源说，馆长，我们一起拍个照好不好？就这样，在滴答滴答的水珠旁，马承源拍下了平生最为难忘的一张照片。马承源非常难过，他感到以前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小修小补、修修改改没有用处。
从此以后，马承源每次出访只要有时间，就会泡在各个博物馆里。他不仅收集文物资料，还收集博物馆的建筑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室内装修、陈列设计等问题，甚至灯光、色温、玻璃的反光处理等细节。他向国外的同行要博物馆的建筑图和结构图，询问建筑材料的产地及价格。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也许我们要造一个新的博物馆。后来，朋友们遇到他，经常会开玩笑地问：“马馆长，新馆开始造了吗？”其实那时建设新馆一事还没有提到政府的日程上，但马承源早早地就开始暗暗做准备了。
在一次次报告、一份份申请之后，马承源终于盼来了建设新馆的消息。1991年12月18日，上海市长黄菊来到上博，宣布建设上博新馆，馆址定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人民广场中轴线南侧，并将其列为
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大建设项目之一。1993年9月，上博新馆正式破土动工。从开工的那天起，马承源好像就不是馆长了，而是工程监理。从选择建材到监督施工，他都亲力亲为。60多岁的人，还常常上下脚手架，吃饭时间秘书总是把盒饭包在旧棉袄里，再发动人们去找他。出差时，他会关照秘书每天打电话汇报建设进度。从土建工程到室内装修，以至展陈设计、大堂装修，每一个馆的基本色调、光线，展柜的样式，每一个细节他都全部参与。也难怪，建新馆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梦想，他不允许有半点瑕疵。在上博流传着一个望远镜的故事。那时，马承源的办公室与新馆工地仅一路之隔，他特地买了一副望远镜，一有空就举镜眺望，监督施工质量。这个故事后来得到了马承源的证实，他说：“关键时候要拿望远镜看一看，因为远了看不清。我当时已经60多岁了，虽然脚手架也能爬，但天天爬还是有些力不从心。”马承源常对身边的人说，建这个新馆不容易，我们要把它建好。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时，只有18000件文物；1996年新馆建成时，已经拥有21个门类的60万件文物，其中珍品达12万件，占江南文物的半壁江山。新馆开馆时，马承源累得病倒了，但他终于为这些瑰宝修建了一个舒适的家。
==社会活动家==
马承源把上海博物馆建设成了国际水准的博物馆，他本人更是一位国际水准的博物馆馆长。这不仅是说他的学术水平，也包括他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
在上海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刻满了捐献者的名字，他们是为建设新馆慷慨捐资的各界人士。其中有很多都是马承源的朋友：香港何东集团主席何鸿章捐资建造了博物馆贵宾厅；其胞弟何鸿卿出资赞助古代玉器馆的装修；邵逸夫赞助装修了历代绘画馆；徐展堂赞助装修了古代陶瓷馆；嘉道理家族赞助装修了少数民族工艺馆；葛士翘赞助装修了葛士翘展览厅；胡宝星赞助装修了青铜器馆；家具馆中的展品系收藏家王世襄先生庋藏，由庄氏兄弟购买后捐献。据统计，上博在新馆的建设中，共接收捐赠约1000万美元。
“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像上博这样能筹到钱，要看你平时下的功夫怎么样。”马承源说，“我们交了很多朋友，那时候，上博在国际上的声誉是最好的。很多朋友都感到上海博物馆最大气，他们很喜欢与上海博物馆打交道。”
这些“喜欢和上博打交道”的人还有一个组织，叫“上博之友”。1994年，上博在香港收购第一批战国竹简后几个月，市场上又出现了第二批。当时上博资金困难，无力购买。“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麟、叶昌午五个人共同出资55万港币，买下竹简捐赠给上博。
==吴王夫差礼器的发现==
1995年岁末，香港荷里活道。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和副馆长汪庆正在“闲逛”。在一家古玩店，马承源盯上了一件形态别致、制作精良的青铜器的肩部刻有“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的12字铭文。按照古代礼制和常见青铜器铭文的惯例，马承源推断，这是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为一位身份低微的平民女子专铸的酒器。而这女子，或许该是西施。
这也是吴王夫差礼器的首次被发现。古董商开价150万港币，而当时上博账上仅存资金20万元。马承源多方设法，终于使香港著名实业家何鸿章先生斥资购下这件?，并捐献给上博。有人问马承源，为什么一定要买回那只，他说：“这是件国宝啊，我是搞文物工作的人，看到了而不想办法把它抢救回来，那么我上愧对祖宗，下愧对子孙！”
在国内文博界，马承源是著名的青铜器及古文字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获美国洛克菲勒三世奖、法兰西荣誉勋章。对上海博物馆职工而言，马承源则是备受尊敬的老馆长———没有他，上博不可能有国内文物庋藏“半壁江山”与青铜器藏品“世界第一”之誉；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美轮美奂的上博新馆。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却是记者几次从上博人那里听到的原话。
解放后新上海博物馆开馆的第一位观众，30年后，成了上博馆长。
==今生最大一本书==
1964年，马承源组织编写的中国第一本彩版工具书《[[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出版，很快被翻印流传于国外；他写的《[[中国青铜器]]》是“文革”后研究青铜器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牛津大学随即翻译出版，影响极广，还是海峡两岸共用的大学教材；他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4册）因见解独到，成为专业人士案头必备书；《[[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分册]]》和今年刚出齐的《[[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分册]]》（16册），更是本世纪最完整、系统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一本本书，一篇篇论文，一次次准确鉴定，渐渐确立了他作为青铜器和古文字专家的地位。
然而，对马承源而言，他此生最宏大的一本著作却不是用笔写出的。那就是崭新的上海博物馆。这部大书的“读者”，也大大多于读得懂其文物专著的人。1980年，马承源率团到美国巡展，在大都会博物馆台阶上伫立良久，回来就调整陈列，使上博内部展室焕然一新，赢来赞誉。此后，每次出访，工作之余，他从不去别处观光，就泡在各个博物馆中，不仅看展品，还要资料，询问有关建筑设计、陈列室灯光、色温、玻璃橱窗反光处理等细节，希望中国能早日有自己的现代化博物馆。申请报告写了一份又一份，常有朋友善意地调侃：“新馆开始造了吗”。最终，是他直接写信给市委书记黄菊，以不懈努力为上博赢来了今天的一块“风水宝地”和5．7亿元的资金。
==“开瓶酒来喝喝”==
不少上博员工“怕”马承源。因为他对工作要求严格，表情也严肃傲然为多———因为陷在自己的思想中而对周围熟视无睹。跟他出差，他眼里只有博物馆、文物，办好事就走，不为风景名胜所动，缺少情趣。他自我放松的办法，不过是换一种文物摩挲、换一篇文章写写。中风以前，他喜欢喝酒且酒量不错，海内外的老朋友常常送酒。但他每次叫“开瓶酒来喝喝”，必是为了刚为馆中收到了珍品、或新馆建设有了大进展。
然而，有机会走近他的人则说，他是个“老好人”，爽气，讲情义。他至今记得那些对上博作过重大贡献的收藏家及家属，每年至少去探望一次。他动情地说：“那些无价之宝，捐献者只要卖掉一件，就足以让后人享受几代，我们能不感念关心他们吗？”上博新馆投资中，有8000万元是募集来的，不少展品也出自那些已经或正在成为上博老友的海外富商、名流的捐献。几十年了，马承源和汪庆正等人，为他们作了多少义务鉴定，还以老朋友的诚意，爽快地打开库房，请爱好文物的他们欣赏，相互切磋。有了这些朋友的相帮和市领导的支持，上博才从香港和海外救回了那一批批珍贵的文物：战国竹简、晋侯?编钟、吴王夫差?、南北朝石刻造像……
今天，位于市中心人民广场上，已拥有21个门类60万件文物、珍品达12万件的上海博物馆新馆，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
==视频==
===<center> 马承源 相关视频</center>===
<center>马承源专家地摊闲逛，一眼竟相中战国神剑，物主身份惊动史学界</center>
<center>{{#iDisplay:d3064ara7j3|560|390|qq}}</center>
<center>香港惊现国宝，日本专家1500万差点拍下，马承源壮举大揭秘</center>
<center>{{#iDisplay:u0839bzcts2|560|390|qq}}</center>
==参考文献==
[[Category: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