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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自珍 ''' 生于1792年8月22日（清 [[ 乾隆 ]] 五十七年七月初五）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龚丽正，字至极，号学路。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著名文学家段玉裁之女。

''' 龚自珍 ''' 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15岁，诗集编年；1810年（ [[ 嘉庆 ]] 十五年），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1813年4月， ''' 龚自珍 ''' 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

1814年， ''' 龚自珍 ''' 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认为他的论述正中当今政治要害，是别具一格的见解。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

1818年（ [[ 嘉庆 ]] 二十三年）， ''' 龚自珍 ''' 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1819年（ [[ 嘉庆 ]] 二十四年）， ''' 龚自珍 ''' 应会试落选，28岁的 ''' 龚自珍 ''' 会试落选，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

1820年（ [[ 嘉庆 ]] 二十五年）， ''' 龚自珍 ''' 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从1821年（ [[ 道光 ]] 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1829年（ [[ 道光 ]] 九年）， ''' 龚自珍 ''' 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 ''' 龚自珍 ''' 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1839年（ [[ 道光 ]] 十九年）春，由于 ''' 龚自珍 ''' 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

1839年6月4日（ [[ 道光 ]] 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离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 ''' 龚自珍 ''' 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1841年（ [[ 道光 ]] 二十一年）春， ''' 龚自珍 ''' 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 ''' 龚自珍 ''' 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

[[ 嘉庆 ]] 二十四年（1819年），28岁的 ''' 龚自珍 ''' 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 [[ 嘉庆 ]] 二十五年（1820年）， ''' 龚自珍 ''' 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 [[ 道光 ]] 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 道光 ]] 九年（1829年），38岁的 ''' 龚自珍 ''' 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 ''' 龚自珍 ''' 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 ''' 龚自珍 ''' 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于 ''' 龚自珍 ''' 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 [[ 道光 ]] 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 ''' 龚自珍 ''' 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 龚自珍 ''' 不仅仅是晚清思想家，还是一名知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藏书极精，抄本和宋、元本达20余种，曾托钮树玉、何元锡等人助其搜讨，又四处借抄。曾为诸多知名藏书家撰写藏书记、藏书诗、藏书序跋。其《慈云楼藏书志·序》，对古典目录学的阐述，深刻独到：目录之学，始于刘向，嗣是而降，约分三支：一曰朝廷官簿，一曰私家著录，一曰史家著录，三者体例不同，实相资为用，不能偏废。尤喜收藏碑文、石刻、印章，文博藏品之富，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藏室名为“宝燕阁”、“寰中一玉之斋”，其藏帖“二千种之冠”，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又有“晋墨斋”。研究藏品之作如《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数篇。惜藏书后来毁于火。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 ''' 龚自珍 ''' 全集》。其子龚橙撰有《仁和龚氏旧藏书目》1册，手抄本，著录图书700余种。

龚橙是 ''' 龚自珍 ''' 的长子，字孝拱，号半伦。他除了对小老婆，别的通通不爱，故自号“半伦”，真是“坦诚”得让人佩服。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孝拱治学于公羊最深，著述甚富。他不自收拾，为人豪放，不修边幅，恃才傲物，世人因此多忌恨他。晚年家道益落，变卖先人金石书画殆尽。李鸿章爱其才，月资二百金以备无米之炊。孝珙客居海上时，曾做英国人威妥玛的幕府，月资数百金。后来资金日减，生活益窘，宠爱的两个姬妾都下堂入厨。

与龚半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父亲 ''' 龚自珍 ''' 。父子俩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清人赵翼说，名父之子多败德，这虽然不是必然规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 ''' 龚自珍 ''' 自然也难辞其咎。孝珙除精于公羊学外，还精于史学、小学。著有《元志五十卷》、《雁足镫考三卷》、《清邋遢史三卷》。

自珍在京做官时，是明善堂主人的上客。主人的侧福晋顾太清慕其才，二人有暧昧事。有人说，自珍诗集中游仙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阙，倘恍迷离，都是为这件事而引发的。后来被明善堂主人察觉，只好引疾归乡。结果还是被明善堂主人鸩杀了。还有一说。自珍晚年眷恋一个私娼，叫灵萧，而灵萧却另有所爱。有一天，他去灵萧家，遇见了那个人，自珍让灵萧与他断绝往来。灵萧明应，而暗中往来愈密切。半年之后， ''' 龚自珍 ''' 在灵萧家又遇到那人。 ''' 龚自珍 ''' 回家拿了鸩毒交给灵萧，命她毒死那人。这种毒药本出自宫内，服下后并非立即死，死后也没有伤痕可验。那灵萧收下药，随即放入酒中，端给自珍。 ''' 龚自珍 ''' 饮下，回到家就感不适，数日后死了。

虽然日子过得苦哈哈， ''' 龚自珍 ''' 诗歌中却不乏艳情之作，这与他的生活态

这段公案，起源于 ''' 龚自珍 ''' 《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歌写道：“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篇末并自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这里的“宣武门内太平湖”，指的是 [[ 乾隆 ]] 曾孙、宗室才子、贝勒奕绘的府邸；而“丁香花”、“缟衣人”，则被附会为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

奕绘和顾太清都能诗善文，与京中文人墨客过从甚密。 ''' 龚自珍 ''' 本是他们夫妇的座上宾。人们认为这首诗表明顾太清与 ''' 龚自珍 ''' 之间存有暧昧之事。清末学者冒广生《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首次将此事书之成文：“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徘徊。”这起“丁香花公案”遂广为流传，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辟谣者有之。清末的曾朴曾将此事虚构一番，写入了小说《孽海花》的第三、四回，两人的所谓“情事”更是得以盛传。

''' 龚自珍 ''' 与顾太清一为当世才子，一为闻名才女，二人的情缘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争执不休。只是，这件事对两位当事人的一生影响深远。顾太清被逐出王府，从此流落市井。1839年（ [[ 道光 ]] 十九年）， ''' 龚自珍 ''' 也辞官回乡。他匆忙离开京师之后，对进京心有余悸，曾遣仆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并不亲往。两年后的八月廿十， ''' 龚自珍 ''' 暴病而卒。

一说死于权贵穆彰阿之手，一说被青楼女子灵箫和小云毒死，—说是荣亲王府派来的杀手。晚清小说《孽海花》则以 ''' 龚自珍 ''' 儿子的口吻说，他被宗人府的同事，用毒酒毒死了。

''' 龚自珍 ''' 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 龚自珍 ''' 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 ''' 龚自珍 ''' 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 嘉庆 ]] 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 [[ 道光 ]] 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 ''' 龚自珍 ''' 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 [[ 道光 ]] 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 [[ 道光 ]] 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 龚自珍 ''' 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 [[ 道光 ]] 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 [[ 道光 ]] 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 ''' 龚自珍 ''' 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

作为古文大家， ''' 龚自珍 ''' 更为有名。其散文也与其诗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经术作政论”，或直接批判揭露现实，或借题发挥，或通过论文、论事、记物、记名胜形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讽刺，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

当然，今天看来， ''' 龚自珍 ''' 提出的改革，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许多是不彻底的，有的甚至是陈腐的。当他找不到出路时，作品中就表现出孤独哀伤，甚至消极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