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

“序言”作为一种文体，究竟起自何年，始于谁手，今已无可考证了。[[ 虽然]] 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中说，后世的文体“皆备于战国”，但今天存世的典籍，先秦之前，我们却未见有序言这种文体。而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但其实那些“序”和“记”，与《诗》、《书》并非同出于一个时代，都是后人所作。直到西汉时候，司马迁的《史记》才有了《太史公自序》，扬雄的《法言》有了《法言序》，班固的《汉书》也有了《叙传》。那时，这些序言性质的文字都被置于书末而非书前，但与著作本身，都是出于同时，则可确定无疑。这一时期，在其它一些作品中，文头书尾开始有了“序”、“记”一类的[[东西]]。正是有鉴于此，明代吴讷才在他的《文章辨体》中说：序言这种文体，“始于《诗》之《大序》。”关于《诗经》的序言为何人所作，曾有很大争议。最早郑玄有“子夏作序”一说，但在唐代，此说便已被韩愈所颠覆。目前，《诗序》出于汉代毛氏之手，已成了不争之论。但必须说明，《诗序》出于汉代，并不意味着序言这种文体也始于汉代。

一是发乎衷愫，诚意推介。此即阅读时，要么被原著题旨所触动，要么被作者的真情所感染，于是发乎心，落于笔——或另有所悟，借题发挥，翻出新意；或爬梳剔抉，钩沉索隐，发微启妙。但无论何者，所序之言，总不过都是醒人警世，以诚意绍介为目的。且来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因对其中《伶官传》所载、唐庄宗因宠幸伶人最终误国丧命的史实感叹不已，总结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训]]，于是便在此传的前面写下了这篇序言。此序虽短，却被后世所推崇，清代文学家沈德濳甚至赞其“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实，作者加上这样一篇序文，既不是对《新五代史》做补缀，亦非编写史书的必要程式，之所以要写，实在只是作者有感而发。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汉代刘向的《战国策序》。据载，刘向领诏命校阅经传诸子，“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篇序言，即是其中之一。此序只以少量篇幅扼要说明了校勘《战国策》的大致情况，却以主要篇幅陈述了自西周兴起至秦朝灭亡的历史变迁，重点放在了总结秦朝灭亡的 [[ 历史 ]] 教训上。通过这篇序言，他清楚地向 [[ 皇帝 ]] 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意在对朝政有所裨益。

当然，也有操守好的耆宿，不肯贪图那几个钱儿，轻易就去听人使唤，为别人去“忽悠”。 [[ 遗憾 ]] 的是，多数人毕竟不都是耆宿，更不都有操守，于是便出现了顾亭林所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了。顾先生认为，书不必都有序。他在《日知录·书不当两序》一文中说：“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为佐其说，他还引用了两段话：一段是引杜牧《答庄充书》所言：“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庄充虽为长者，但杜牧说自己不是宗师，所以没[[资格]]为他写序言。至此，顾先生正色说道：“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另一段，则引了娄坚在《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所说的一段话：“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遊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引文之后，顾先生又道：“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以上均引自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日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