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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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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 中國
| 别名 =
| 職業 = 地理专家， 教授
| 知名原因 =
| 知名作品 = </br> </br> </b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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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旦，江苏江阴人 。1934 。 1934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 。1939 。 1939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人文地理学，提出用综合方法划分地理区域的观点， 晚年大力提倡复兴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撰有论文《中国地理区域的划分》。
==基本信息==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 [[ 江苏江阴]]
毕业院校: 中央大学
1950年—1956年，科学院地理专业筹委会委员；译《苏联地理》；担任《地理知识》主编，
1952年8月，院系调整，任 [[ 南京师范学院 ]] 地理系主任。
1957年—1979年，被错划成右派，还以坚强的意志著述，
==生平简介==
1911年，李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年稍长，就读于苏南有名的“ [[ 南菁中学 ]] ”。清贫之家，供一个孩子上名牌中学，包含着父母的多少心血。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惜时如金，发奋学习的秉性。辛勤耕耘的汗水，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其中他最有兴趣的课目是历史和地理。那时，他确实深深陶醉于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文化历史之中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对历史的爱好，使他涉猎了各名家之思想。在他熟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后，认为读书不能忘救国。当时，十几岁的他，年少志高，时常考虑自己所学的知识怎样才能服务于民族与大众！随着对国事的日益了解，他逐渐看到了：这片有着灿烂历史的河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制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深深感受到：作为炎黄子孙，固然有着引以自豪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要深知祖国之大地，才能为国出力。于是，当他于1930年以全校高考总分第一名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学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系，作为他为之攀登终生的高山 。
1936年，李先生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
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这时抗战已爆发，中央大学迁至 [[ 重庆沙坪坝 ]] 。李先生回到母校担任地理系教授，讲授“英国地理”、“地理学思想史”、“人生地理学”等课程。国难当头，教学条件及生活都异常艰苦，但当时学术气氛却非常浓厚，他十分高兴地说：“我当时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已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李先生在那时的教学中，就非常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年暑期，他都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四川省内许多地方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1941年，李老参加了中华自然科学社的西北考察，并担任了团长。他们艰辛跋涉，考察了 [[ 白龙江 ]] 中游地区。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写成了“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一文。文中指出，这个地区的农民，“但知辟地为田，不知植林牧草，以养其田。故以言白龙江流域之土地利用，过重农业，忽视林牧，实为一不平衡之发展……”，“植树保土当为本区今后急需的农村建设工作”。 可见，40多年以前，李先生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协调人地关系的宝贵意见。而且，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地提出：白龙江是我南北重要分界线——秦岭淮河线的向西延伸，又是中国东部农业区与西部牧业区的分界。这一见解成为解放后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划分地理界线的依据。
1946—1947年，李先生应聘到美国马里兰大学作访问教授。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地理区划问题。在谈到区划问题时，李先生激动地说：“当时地理区划已成为各国地理学者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中国，由于国土辽阔，地理状况复杂多样，要进行科学的地理分区殊为不易，不少中外学者都争相涉足于这个问题。我吸取了当时国外地理学中的先进方法，进行了独立的、综合的地理分区，把整个国土作为一个巨大的人地单元，既考虑诸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种自然要素，又考虑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人文要素，在深入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地域分异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一文，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上。”认为，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具体区划界线，至今仍不失它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将自然与人文综合起来划分地理区这一思想，当时在中国实属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李旭旦先生于1947年底从美国回国后，仍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李先生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
==科研工作==
在李旭旦教授的履历表上，最简单的时期是从1958年到1979年，20多年的时光，只要用两个字即可概括“右派”。 正直的学者，坦白的襟怀，出于对党对人民深诚的爱，他的心上是容不下半粒沙子的。李先生和那一年代许多人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不幸。他困惑，他委屈，但很快他就感到心地坦然了。 天地之广阔，历史之久远，个人的一切荣辱得失何足道哉！重要的是应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工作。于是，他把个人的不幸放在一边，陶醉于地理教学和科研的王国，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科学的新动向。
60年代初，外国提出了新的大地构造学说——新的大陆漂移理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学说必将会给地理学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他立即翻译了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作， [[ 魏格纳 ]] 的 [[ 《海陆的起源》， ]] 将这一新兴理论及时引进国内。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极左思潮之下，这一新学说并未受到重视，直到10多年以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它对于地理学的科学价值。
李旭旦教授说：“自1979年底我卸下背负了20年之久的沉重包袱之后，心情异常舒畅。
1980年初广州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了必须复兴人文地理学。这一呼吁，犹如投石击水，有人担心，有人茫然，有人反对，然而更多的是赞同。因为在建国初期，在学习苏联地理学的过程中，对人文地理学就产生了偏见，认为它是‘反动的学说’，是‘伪科学’，因此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从那以后，‘人文地理’这一名词竟成了地理科学中的禁区。现在要复兴人文地理还得经过一番努力。”
一位年逾古稀的学者，为了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不顾多病的身体，多次应邀在国内外讲学，出席各种会议。他奋笔疾书，在报刊上为人文地理学撰文呼吁。他翻译了近100万字的外文书刊，介绍国外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新理论、新动向 。为了培养人文地理学的新生力量，他更是呕心沥血。每当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在志于人文地理学的青年们的求教信像雪片般飞来，只要身体许可，他大多要亲自答复，为了满足高年级学生对人文地理学的求知欲，他拖着病体先后为他们作了10多次讲座 。
为了培养人文地理学的新生力量，他更是呕心沥血。每当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在志于人文地理学的青年们的求教信像雪片般飞来，只要身体许可，他大多要亲自答复，为了满足高年级学生对人文地理学的求知欲，他拖着病体先后为他们作了10多次讲座。 1982年，他还亲自招收了两名研究生。为了适应广大青年学习钻研人文地理学的需要，他不辞辛劳，为大百科全书主编了《人文地理学》分册，并翻译了 [[ 詹姆斯 ]] 的《地理学思想史》。
经过广大地理工作者的数年艰苦努力，人文地理学终于迎来了它的新生。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了人文地理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在全国高校开设人文地理课程。并在六五计划中把人文地理学列为加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他说：“我是一个书呆子。我认为，书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宝库。许多书是其作者几十年探索自然、博览群书、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有的书甚至是人类社会几百年知识的结晶，而通过阅读，花几天或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大致掌握它。地理学具有广博性、综合性的特点，它极端需要经常补充大量的信息。信息越多，新观念、新思想的形成越有可能。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避开勤奋读书这条道路登上科学之巅的。但是，仅仅在书桌上还出不了地理学家。 地理科学是以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它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对地理环境的探索。”说到这里，李老深有感触地回忆起一件往事。
1936年，当他进入 [[ 英国剑桥大学 ]] 地理系攻读研究生时，导师问他是攻读三年制的博士还是两年制的硕士。经过严肃考虑，他选择了后者。这样，他利用省下的一年时间和三分之一的留学经费，孤单一人横渡 [[ 英吉利海峡 ]] ，周游 [[ 德、法、瑞士、荷兰 ]] 等国，登上 [[ 阿尔卑斯山 ]] 之巅，后又横渡大西洋，踏上美国国土，从东向西横穿美国，最后横渡太平洋回到祖国。这一环球旅行，使他观察、了解了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观察到了沿途人地关系的地域分界，大大增加了世界地理的感性认识。
现在，许多青年，虽然能勤奋读书，但不愿走向野外去观察、去实践，实在是一种缺欠。因为地理学永远是一门与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
“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地理学报》，1982年，37卷4期。
《地理学思想史》，(美) [[ 普雷斯顿·詹姆斯 着]]著.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1版。
“江苏省农村聚落的整治问题”，李旭旦、 [[ 金其铭 ]] ，《经济地理》，1983年第2期。
“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人文地理文集)，1984年。
《人文地理学论丛》，李旭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
==参考资料==
[[Category:地理专家，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