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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反“围剿”'''是指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

 第五次反“围剿”是指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 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 [[ 蒋介石 ]] 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 [[ 红军 ]] 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 [[ 毛泽东 ]] 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1]

时   间 1933年9月25日 －1934 ～1934 年10月10日

结 果 国军胜利， [[ 工农红军 ]] 开始 [[ 长征]]

红军 11万2千余人 主要指挥官 蒋介石，博古、李德、周恩来  

1国军概况 战前准备战斗部署2战争背景3战争过程湘江战役遵义之战四渡赤水过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张国焘突破直罗战役4战争结果5相关人物王明顾祝同6失败原因错误方针战力悬殊资源困窘自毁长城7战争评价主要指挥官 [[蒋介石]]，[[博古]]、[[李德]]、[[周恩来]]

5月，蒋介石在 [[ 南昌 ]] 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第1、第3、第5军团扩大到8万余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但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而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 李德 ]] （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由红3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1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

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东方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敌在抚河会战。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革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军收复黎川。10月6日，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出侦察之国民党军3个团遭遇，将其全歼后，干9日进攻硝石。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方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严重，中央军主力阻止南城援军也未达目的。13日，“围剿”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8日，驻南城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22日，红军“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 [[ 石峡 ]] 、 [[ 洵口 ]] 、 [[ 湖坊 ]] 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7、红9军团。此后，中革军委又令红7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11月11日，红7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 [[ 八角亭 ]] 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3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12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7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15~17 ～17 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红军中央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 红军 ]] 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此时，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前往镇压。此时，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蒜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 [[ 杭州 ]] 、 [[ 苏州 ]] 、 [[ 南京 ]] 、 [[ 芜湖 ]] 、 [[ 南昌 ]] 、 [[ 福州 ]] 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而中共临时中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12月11日，蒋介石为保障其进攻第19路军的翼侧安全，以第8纵队3个师从 [[ 黎川 ]] 向团村、东山、德胜关进攻。12日，该纵队2个师向团村附近红5军团阵地发起攻击。红一方面军急调红3军团、红3、红34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仅击溃其一部，未能大量歼敌。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采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3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6路军2个纵队从永丰向沙溪、龙冈推进。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5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红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抵御失利，被迫南撤。2月9日，红l、红9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鸡公山及熊家寨与国民党军各1个师激战，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红1、红9军团、红3军团第4师、红5军团分别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与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均未获胜。25日开始，红l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建宁西北山岬蟑与国民党军激战3天，击溃其1个师。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至此，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准备进攻广昌。在闺西北方向，2月24日~3 ～3 月下旬，红7军团等部先后在沙县、将乐、泰宁、归化等地区与国民党东路军展开激战，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军东路军亦筑碉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北路军第3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各路“围剿”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县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并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1、红3、红9军团及红5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10日开始，国民党军7个师又l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广昌失陷。4月下旬，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蟑、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7 ～7 ，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

8月5日，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红3军团和红5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至月底，击退国民党军多次集团冲击，使其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但红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9月初，红1、红9军团等部虽在 [[ 温坊 ]] （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下旬，中央苏区仅存 [[ 瑞金 ]] 、 [[ 会昌 ]] 、 [[ 雩都 ]] （今于都）、 [[ 兴国 ]] 、 [[ 宁都 ]] 、 [[ 石城 ]] 、 [[ 宁化 ]] 、 [[ 长汀 ]] 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8军团。10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 [[ 古龙冈 ]] 、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 [[ 中共中央 ]] 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 [[ 红军 ]] 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反抗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攻的革命战争。1933 年9 月，蒋介石调集约50 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 [[ 博古 ]] 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 中国工农红军 ]] 的 [[ 长征 ]] 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 [[ 江西 ]] 渡过 [[ 于都河 ]] ，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 [[ 陕北 ]] ，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 [[ 斯诺 ]] 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 [[ 湘江战役 ]] 。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 [[ 河南 ]] 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 [[ 广西 ]] 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 “ 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 ” 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 [[ 遵义会议 ]] ，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局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 [[ 赤水 ]] ，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 [[ 长江 ]]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 [[ 桐梓 ]] 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 [[ 四川 ]] 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 贵州 ]] 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的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军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军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1935年3月10日，我军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 [[ 茅台 ]] 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1935年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 [[ 贵阳 ]] 。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 [[ 云南 ]] ，随后巧渡 [[ 金沙江 ]] ，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 四渡赤水 ]] 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 [[ 大渡河 ]] 是 [[ 岷江 ]] 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

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 [[ 刘伯承 ]] 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 [[ 聂荣臻 ]] 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 [[ 杨得志 ]] 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特别是 [[ 赵章成]])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

27日，红4团在团长 [[ 王开湘 ]] 、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 [[ 泸定 ]] 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 [[ 芦山 ]] 、 [[ 宝兴 ]] 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夹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夹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夹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 [[ 张国焘 ]] 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1935年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 [[ 朱德 ]] 、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 [[ 徐向前 ]] 、 [[ 陈昌浩 ]] 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 [[ 史沫特莱 ]] 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

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 [[ 班佑 ]] 、 [[ 巴西 ]] 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 [[ 达阿坝 ]] 。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 胡宗南 ]] 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 [[ 徐向前 ]] 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

张国焘阴谋没有达成。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 [[ 四川 ]] 、 [[ 西康 ]] 。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 [[ 周恩来 ]] 的直接率领下，从1935年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

1935年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 [[ 张闻天 ]] 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进军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 [[ 白龙江 ]] 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 [[ 腊子口 ]] 。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1935年9月26日，他在 [[ 西安 ]] 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935年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 [[ 洛河 ]] 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 [[ 红军 ]] 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

[[ 王明 ]] （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 [[ 莫斯科中山大学 ]] 学习，得到校长 [[ 米夫 ]] 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 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书记处候补书记。

顾祝同(1893～1987)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字墨三。江苏涟水人。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1922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1924年 [[ 黄埔军校 ]] 初创时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东征中任教导第2团营长、第2团团副，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次年9月任第九军军长。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洛阳行营主任。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年底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总司令。1935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 [[ 西安事变 ]] 后，兼任西安行营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泾县策划指挥了 [[ 皖南事变 ]] 。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主任等职。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49年4月，重任陆军总司令，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1950年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1月17日卒于台湾。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 周恩来 ]] 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 [[ 日本 ]] 压迫有所缓和。 [[ 长城 ]] 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 [[ 南京 ]] 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 [[ 宋子文 ]] 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

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 [[ 粟裕 ]] 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 [[ 彭德怀 ]] 和 [[ 林彪 ]] 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

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 [[ 兴国县 ]] 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