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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

任弼時(Ren Bishi,Бринский, 1904年4月30日 - 1950年10月27日[1]),原名任培國湖南汨羅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2]

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3]

人物生平

任弼時,1920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7月任第四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國共合作破裂後,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積極主張土地革命,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5年11月與賀龍率紅二、紅六軍團長征,長征中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張國燾的中共中央作堅決鬥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懷等率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抗戰。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大佬斯大林系統地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取得了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1940年3月回國後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並受中央委託主持《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1946年後,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陝北,協助毛澤東指揮國共戰爭,制定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和開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初,指導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被推選為團中央名譽主席。

任弼時同志對事業和工作恪守着「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的準則,長期抱病工作,「過度勞累」使病情突然「加重」,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46歲。

葉劍英同志非常中肯和準確地評價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着沉重的擔子,走着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傑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範。」

中國共產黨創建幾個月後,就有一位不滿十七歲的青年成為黨員——此後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奮鬥三十年,並在四十年代與毛、劉、周、朱並列,成為領導全黨的「五大書記」之一,這就是任弼時;他雖英年早逝,其精神卻在黨內影響至深。

少年求學

任弼時,1904年出生於湖南汨羅市一個教員之家。5歲就隨父親讀書,7歲入明德小學,12歲去長沙考入師範附屬高小,後入長郡中學,在校內受「五四運動」影響,積極參加遊行宣傳等愛國活動。

投身革命

1920年,他因家境困難無法繼續學業,聯繫旅法勤工儉學未成,便加入毛澤東、何叔衡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準備去那裡勤工儉學。經研究會介紹,他到上海參加俄語學習班,在那裡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4]

1921年春,任弼時與劉少奇等一同赴蘇俄。他們通過赤白軍交戰的火線,歷經種種艱辛到達莫斯科,進入培養革命幹部的東方勞動者大學。1922年初,任弼時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秋回國。此時,蘇俄局勢艱難。糧食短缺,開始他一天只能領到200克黑麵包,卻忍飢刻苦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回國後他到上海,在共青團中央工作,因張太雷長期離職,兩年間由他代理中央書記。當時他才二十來歲,卻敢於向黨中央領導陳獨秀提意見,有一次氣得陳獨秀把他的意見書當面撕碎。

1927年國共破裂後,黨內同志深感他與陳獨秀爭論時的觀點正確。「八七會議」上他被選入政治局,成為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隨後四年間,他一直從事地下工作。

安徽歷險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來安徽巡視,不幸被捕,羈押於安慶飲馬塘監獄達半年之久。他面對敵人,英勇無畏、堅貞不屈,表現出高尚的革命氣節。同時,他又鬥智鬥勇,同敵人進行巧妙的鬥爭,配合黨對他的營救,終於在次年3月獲釋脫險。

巡視被捕

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書記尹寬推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使各縣黨組織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壞,大批黨的優秀幹部被捕和犧牲。9月,中央委派任弼時以特派員的身份巡視安徽。

任弼時首先到達蕪湖,在省臨委機關召開黨的骨幹分子會議,傳達黨的「六大」會議精神,批評「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聽取省臨委的工作匯報,妥善處理省臨委內部糾紛。

15日上午,任弼時和徐厚昌汪正芳的陪同下,往城西北的香油寺參加當地團的會議。由於叛徒的告發,任弼時和徐厚昌被敵人拘捕。

智傳音信

任弼時被捕後,被押解到國民黨南陵縣黨部,敵人對他進行搜身,除了搜出些零星鈔票外,別無所得。1928年10月16日,敵人提審任弼時,他臨危不懼,鎮定自若,始終堅持說:「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到南陵是做生意的。少小就愛看《三國演義》,聽說南陵有座小喬墓,便由人指點來香油寺遊玩,也不知犯了什麼法,把我抓來,真是莫名其妙。這叫我以後怎麼向老闆交代?」敵人又令法警拿來踩槓,欲施酷刑。他毫不畏懼,理直氣壯地說:「你們踩死我,我也沒有什麼可供的。」

敵人對他施以種種酷刑,還是沒有從他口中得到任何口供。敵人無可奈何,只得將他作為嫌疑犯遞解到省城安慶關押。

不日,敵人把任弼時送上輪船,派兵押往安慶。在船上,許多旅客上前圍觀。任弼時忽地瞥見人群中有一個人很面熟,仔細一看,原來是他的同鄉小商販彭佑亭,此人常在江浙皖一帶販運絲綢。彭佑亭正欲張口招呼時,任弼時機警地向他使個眼色,示意他不要作聲。這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押送的士兵連聲吆喝:「走開走開,赤腦殼,有啥子好看!」任弼時見機立即掙扎着站起來,大聲說:「老總,莫亂講,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長沙陳岳雲紙店的夥計……」他還巧妙地說出自己妻子陳琮英在上海的地址,暗示擠在前面的彭佑亭,將這些情況設法轉告陳琮英。彭佑亭心領神會,便中途下船,轉乘火車,趕赴上海,面告陳琮英,陳琮英迅速向黨組織作了匯報。

智勇脫險

到安慶後,任弼時被關押在飲馬塘監獄。7天後,敵人連番審問,施以種種酷刑,但任弼時一口咬定原來的供詞。敵人沒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只好將他和其他政治犯關押在「知」字號牢房。

根據黨的指示,任弼時隱蔽起自己的身份,但他並沒放棄指導獄中鬥爭,暗中通過徐厚昌等少數黨的骨幹分子,成立黨在獄中的秘密組織——生活委員會,以改善獄中待遇的名義,組織難友開展「反虐待」、「改善獄中生活」的合法鬥爭。

任弼時在獄中的情況,由安徽的黨組織報告了中共中央。中央積極採取措施,進行營救。黨在長沙請了進步律師來到安慶,設法將任弼時案件從安慶警備司令部轉到安徽省高等法院。1929年2月,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到長沙,會同長沙公署核對口供,陳琮英以長沙陳岳雲紙店老闆身份(該店為陳的堂兄所開辦),對口供一一作了對質。敵人挑不出絲毫毛病,只得以證據不足,宣布無罪。同年3月,陳琮英從長沙來到安慶,把任弼時接出監獄,並由安慶地下黨組織安排,住在江邊的一處小樓上。不久,任弼時接中央指示,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他又風塵僕僕,踏上新的征程。

1931年,任弼時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因缺乏經驗犯過「左」的錯誤,後來通過實踐又在工作中大力糾「左」。

1933年,任弼時奉派湘贛邊區,在長征中是紅六軍團和後來的紅二方面軍的最高政治領導人。1937年秋,任弼時隨八路軍總部東進抗日前線,在政治方面負總責,翌年春又作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爭取國際支持。1940年,他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從人事安排到誰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於處理問題周到,被稱為「黨內的老媽媽」。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時,任弼時任大會秘書長。會後,他與毛、劉、周、朱並列為中央五大書記。1947年春,他拖着病體與毛澤東、周恩來轉戰陝北並擔任中央支隊司令員。行軍每到一處,他都要親自安排住房,布置警衛,組織物資供應,還參與決策研究。時稱他是中央隊伍中身體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48年春,中央進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時的血壓很高,心律又嚴重不齊,卻仍時時支撐着協助周恩來工作,協調各戰略區的物資調配和後勤支援。1949年3月,他隨中央進入北京,主持召開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赴蘇聯治療。1950年4月回國後,他沒按醫囑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戰爭打響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長時間研究戰局並思考對策,病情突然惡化,次日去世。

一身正氣

他勇於「同黨內各種不良傾向作鬥爭,卻從不整人」。他數次向共產國際強調「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對當時的共產國際表態支持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到重要作用。[5]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黨員中,任弼時是出身「青年團」的年輕的老革命家,後來又一直以刻苦堅韌著稱。這位有着「駱駝」性格的堅強戰士,少年時期身處思想活躍卻生產水平相對落後的湘境,決定「畢業之後,欲志於工業」,走工業救國之路。這一願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後看到——若「腐朽」的社會制度不改變,興辦工業以強國並無可能。從而走出國門,到蘇俄尋求「真理」,最後走上了終生革命的道路。

革命之所以艱難,不僅由於黨外敵人強大,同時也在於黨內消極因素眾多。任弼時在黨內之所以長期受到普遍敬重,在於他勇於同各種不良傾向作鬥爭。這種鬥爭不是過「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幫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態度。

任弼時在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一直堅定地支持毛澤東。1938年赴莫斯科時,他向共產國際強調「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對當時的共產國際表態支持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詢私情,對江青一直堅持原則,不給特殊照顧,康生等一類人對他一直是敬畏交織。任弼時能嚴格要求別人,恰恰在於自己一身正氣,只講奉獻不求索取,正如古語所說:「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更令不從。」

任弼時同志兩次被捕受嚴刑,第一次受到頭頂窯塊、膝跪鐵鏈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電刑在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窟窿。國共破裂後,任弼時長期擔負着到各地恢復黨的地下組織的危險工作。1928年末,他作為中央巡視員到安徽接頭時被捕,國民政府卻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預定的假口供托人帶給在上海的妻子陳琮英,以便配合組織營救。審訊時,他受到頭頂窯塊、膝跪鐵鏈和「老虎凳」等酷刑,卻咬定編出來的假身份。敵特按他所說到上海查對,因組織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綻,三個月後獲釋。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蘇省委工作時,又被租界當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張月票,而票面上寫的使用人住處已是火災中燒掉的房子,無從查對。因此外國警探懷疑有假,所以使用電刑,竟然在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窟窿。任弼時甦醒後仍堅不吐實,這種頑強態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產黨」,隨即繼續關押拷打。幸虧周恩來的地下特科通過關係營救,才使他獲釋。後來,便落下了病根。此後多年,他經常感到頭暈和身體虛弱,加上日夜勞累、血壓高,看東西時常眼花。長征時,他領導紅二方面軍,年僅三十出頭,可是幹部戰士們從外貌看多以為他已有五十歲。任弼時也經常向身邊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長,所以抓緊時間工作。 任弼時擔任中央秘書長時,正值陝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黨中央號召軍民開展大生產,任弼時以身作則,並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長要了一部紡車。他在工作之餘,就像村婦一樣盤腿而坐,練習紡線,成績提高很快。1943年,他參加中央機關在楊家嶺舉行的軍民紡線比賽,獲得了第一名。

中央機關的同志說起任弼時,都認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則上從不讓步。一次,江青買了些不該買的東西要求中央特會科報銷,並耍潑大吵大鬧。任弼時支持管財務的同志堅決頂住,江青在鬧到掀翻了桌子,最後由識大體的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毛澤東得知後,對任弼時的這種態度表示贊同。江青卻長期懷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間還對任弼時的家屬進行迫害。

1947年,賀龍曾感慨地說過: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譽、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時是內向人物,他是向內發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認識,加強修養。賀龍的這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幹部們普遍厭惡康生這種人,而對任弼時則由衷敬仰。

婚姻家庭

任弼時夫人為陳琮英,育有四名兒女,大女兒為任遠志,二女兒為任遠征,三女兒為任遠芳,一名兒子為任遠遠

2003年5月31日全國婦聯第八屆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陳琮英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相關評價

後人有詩讚任弼時云:

黨內領袖中,弼時足稱賢。弱冠赴俄,歷北國之酷寒;及壯長征,率千軍逾險灘。堅信卓絕,律己從嚴;黨內持家,克勤克儉。斯偉人陵寢,簡臥八寶山;念革命正氣,長存天地間。嗟乎!壯哉前驅,勵我攻關;神州騰飛,再慰九泉。

人物紀念

故居

任弼時故居,位於湖南省汨羅市弼時鎮唐家橋,距長沙市40公里。1904年4月30日,任弼時誕生在這裡,並在此讀完小學,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

故居系磚木結構,為三進三間兩偏屋,九個坍池,占地3800平方米,共有大小房屋37間,全部房屋為青瓦覆蓋,三合土地面。屬典型的清代江南院落民居。

前進堂屋陳列任弼時仿銅石膏胸像,兩邊牆壁掛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親筆題詞。毛澤東的題詞是:「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紀念郵票

為了表達中國人民對任弼時同志的緬懷之情,我國原郵電部於1984年4月30日發行一套《任弼時同志誕生八十周年(第一組)》紀念郵票。

圖案採用了任弼時1949年的一幅素描形象。他微斂雙眉,輕抿嘴唇,深邃而專注的目光透過眼鏡正視着前方,集中展現出了這位卓越軍事家、政治家特有的剛毅、堅強、穩健、自信、充滿智慧的氣質和風度,形神兼備,栩栩如生,給人一種紀念碑式的雕塑感,也烘託了畫面注重、嚴肅的氣氛,增強了藝術感染力。(此套郵票榮獲一九八四年度全國最佳紀念郵票獎)

1984年12月15日,我國原郵電部又發行了《任弼時同志誕生八十周年(第二組)》紀念郵票。第一圖採用的是1937年長徵到達陝北後的形象;第二圖採用的是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的形象;第三圖採用的是1949年3月25日在北平(今北京)西郊西苑機場人民解放軍閱兵式上的形象。

視頻

旗幟】人民的駱駝——任弼時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