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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述》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學者季羨林所著《學問人生》中的一篇文章。
作品欣賞
1946年——1949年
我於1945年秋，在待了整整10年之後，從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機會回國；在瑞士Fribourg住了幾個月，於1946年春夏之交，經法國馬塞和越南西貢，又經香港，回到祖國。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和半個秋天。當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津浦鐵路中斷，我有家難歸。當時我已經由恩師陳寅恪先生介紹，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和文學院院長湯錫予(用彤)先生接受，來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時候。我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自動化的Omega金表。這在當時國內是十分珍貴、萬分難得的寶物。但因為受了點騙，只賣了十兩黃金。我將此錢的一部分換成了法幣，寄回濟南家中。家中經濟早已破產，靠擺小攤，賣炒花生、香煙、最便宜的糖果之類的東西，勉強糊口。對於此事，我內疚於心久矣。只是阻於戰火，被困異域。家中盼我歸來，如大旱之望雲霓。現在終於歷盡千辛萬苦回來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家中的雙親——叔父和嬸母，妻、兒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飯之用。住宿，在上海是睡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是睡在長之國立編譯館的辦公桌上，白天在台城、玄武湖等處遊蕩。我出不起旅館費，我還沒有上任，根本拿不到工資。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無書可讀，無處可讀。我是多麼盼望能夠有一張哪怕是極其簡陋的書桌啊!除了寫過幾篇短文外，一個夏天，一事無成。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自己常常說，浪費時間，等於自殺。然而，我處在那種環境下，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真成了「坐宮」中的楊四郎。
我於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島，再轉火車，到了一別11年的故都北京。從山海關到北京的鐵路由美軍武裝守護，尚能通車。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的有陰法魯教授等老朋友。汽車經過長安街，於時黃昏已過，路燈慘黃，落葉滿地，一片淒涼。我想到了唐詩「落葉滿長安」，這裡的「長安」，指的是「長安城」，今天的西安。我的「長安」是北京東西長安街。遊子歸來，古城依舊，而歲月流逝，青春難再。心中思緒萬端，悲喜交集。一轉瞬間，卻又感到仿佛自己昨天才離開這裡。嘆人生之無常，嗟命運之渺茫。過去11年的海外經歷，在腦海中層層湧現。我們終於到了北大的紅樓。我暫時被安排在這裡住下。
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國外歸來的留學生，不管拿到什麼學位，最高只能定為副教授。清華大學沒有副教授這個職稱，與之相當的是專任講師。至少要等上幾年，看你的教書成績和學術水平，如夠格，即升為正教授。我能進入北大，已感莫大光榮，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麼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晉謁湯用彤先生。湯先生是佛學大師。他的那一部巨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集義理、詞章、考據於一體，蜚聲宇內，至今仍是此道楷模，無能望其項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像中，他應該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軀瘦長的老者；然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長衫，圓口布鞋，面目祥和，嚴而不威，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領導下工作是一種幸福。過了至多一個星期，他告訴我，學校決定任我為正教授，兼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實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說不高興，那是過分矯情；要說自己感到真正夠格，那也很難說。我感愧有加，覺得對我是一種鼓勵。不管怎樣，副教授時期之短，總可以算是一個記錄吧。[1]
作者簡介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與饒宗頤並稱為「南饒北季」。
早年留學國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文、法文，尤精於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布區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於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為「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
2009年7月11日11時10分，季羨林逝世，享年98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