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三十年(畢光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當代文學三十年》是中國當代作家畢光明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當代文學三十年
1978到2008，整整三十年。這三十年，在中國現代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義。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這三十年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許多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物質的進步不必說，文化的引進與生產，也是此前的幾十年所完全無法相比的。而在文化的建設中，依我個人之見，文學創造的成就最為突出。這三十年所取得的文化成果，將來能夠進入歷史庫藏的，其中大量的、最有原創性的，當是文學作品。在這個意義上，這三十年，可以作為一個文學歷史時期來看待。就像1917至1949可以叫做「現代文學三十年」一樣，1978至2008也不妨稱為「當代文學三十年」。在這之前，大學中文系的現當代文學教學，一直把1978年（有的從更早兩年，即1976年算起）以來的文學稱作「新時期文學」，作為「當代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加以介紹和研究。如今，過了而立之年的「新時期文學」，似乎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時期來對待了，這樣做，也不至於讓「當代文學」的起點離我們太過遙遠以致「當代」不太當代。當然，對現當代文學重新進行歷史時期的劃分，不是一件可以簡單而為的事。重新劃分歷史時期，等於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這個學科進行「改制」，改制固然要面對習慣的強大壓力，這一行為本身也不能不具備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根據。
文學的歷史分期，總是選擇某個歷史事件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時期的起點。這個歷史事件往往是歷史轉折的標誌。所謂歷史轉折，無非是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發生了重大的、有時侯是根本的變革。在中國社會歷史中，這樣的社會變革首先體現為國家政治主體的變更。在權力相對集中的帶有人治性質的民族國家裡，政治對經濟文化起着決定的作用。文學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生與發展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影響，有時候，文學的生死都由政治來判決。所以，中國文學呈現出的歷史階段性總是跟國家社會的政治變動相關。極端的政治就是「改朝換代」。朝代變了，文學的斷代就有了明確的界限。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分期，以朝代作為標記，就是證明。20世紀初產生的漢語白話文學，後來被劃分為「現代」、「當代」兩個時期，也遵從了同一文化邏輯。洪子誠先生對此做過精闢的分析論述。以1949年為界，政權的更迭導致了文學的重大轉折。從文學的方向與道路、存在方式與創作方法，到作家隊伍、創作任務，都按新的社會政治要求作了重大調整，以體現新舊社會的冰炭不容的性質。1917到1949民國社會的文學，就被固置在「現代」的三十年裡，作為一種歷史而存在並被闡釋，1949年以後的共和國文學，則被賦予了全新的歷史意義，它的意義與其說是「一個時期的文學」，不如說是「這個時期的文學」，即不是說這個時期產生了文學，而是文學說明了這個時期。
這樣的文學史觀並不是文學中人的自覺的理性意識。毋寧說它是政治權力對文學主體進行強暴後，後者對痛覺的自我精神轉換。這樣的文學史意識給人帶來的學術興趣，是屈從於強力得到的一種屈辱的清醒與快感。在泛政治化的文學時代，文學的歷史分期無論是順從還是疏離政治權力，都意味着政治是文學自身價值得以真正確立的「他者」。需要區分的是，作為權力的政治本身是複雜的、多變的，這決定着與它構成對應關係的文學在不同的政治時期可能有不同的性質與內容。文學史的歷史分期，由此獲得了另外的依據，即文學自身的依據。1978可以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時期的起點，其合理性也就在這裡。1978年，中國社會並沒有改朝換代，但是它所發生的社會變革，不亞於改朝換代。1976年，紅太陽隕落，人民本位的中國猶如天崩地裂，然而數十年積聚的政治能量所產生的強大慣性，幫助這個國家完成了政治權力移交的平穩過渡。1978年，新的政治路線開始實行。以經濟建設替換階級鬥爭，意味着革命時代的終結，後革命時代的來臨。這一時代劇變，是長期的政治壓抑造成的人的普通生活願望的巨大釋放。新的權力集團從中找到了合法性和社會改革的力量，得以有保留地改善生產關係，大力發展生產力，在調整全社會政治利益的分配的同時，大幅度地調整經濟利益的分配。相對於政治統帥一切的毛澤東時代，這的確稱得上是「歷史新時期」。文學新時期隨之得到命名。社會政治經濟的大變革，帶來了文學的又一次轉折，與1949年前後發生的文學轉折相比，這一次的文學變革反映的是文學主體而不是政治主體的要求，它所激發的文化創造力三十年來一直沒有衰減過，它所帶來的創造的收穫，表明1978至2008的確是一個文學的「新時期」。
問題是「新時期」不可能永遠新下去，就像新娘不可能永遠是新娘一樣。隨着時間的推移，不僅「新時期文學」需要摘掉「新」這個再戴下去實在不合適的帽子，「當代文學」的上限也不便繼續放在1949年。「當代」本來就是一個所指不斷增長的不穩定的概念。1959年，第一批「中國當代文學」史著開始編寫時，「當代文學」只有10年的時間長度，與「現代文學」根本不能相提並論。1977年恢復高考後，大學中文系現代、當代文學分設教研室，那時當代文學已有近三十年的時間。整個80年代，「新時期文學」迅速發展，當代文學分量加重，當代、現代因而差可匹配。到1999年，洪子誠、陳思和、張炯等人的當代文學史出版時，「當代文學」走過了整整半個世紀的行程，無論創作的成就，還是研究的學術化，都表明作為一個學科它與「現代文學」完全可以等量齊觀。時至今日，當代文學已有70年的歷史，與之相比，現代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歷史時期反倒顯得長度不夠。從學科建設的可持續發展着眼，鑑於現代文學研究力量雄厚，當代文學的前三十年又被洪子誠等人研究得十分透徹，我們可否考慮將1949至1977的毛時代文學劃歸現代文學學科，作為延安文學的延伸部分在現代視閾中進行整體研究。而1978年以後這三十年的文學，以「當代文學」作新的命名，讓關心文學變革與進步的當代文學研究者來全力開墾。[1]
作者簡介
畢光明，男，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評論與研究工作，海南省作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