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友（老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作品欣賞
雖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沒在北平住過一季以上了。因此，對於北平的文藝界朋友就多不相識。
不喜上海，當然不常去，去了也馬上就走開，所以對上海的文藝工作者認識的也很少。
有三次聚會是終生忘不掉的：一次是在北平，楊今甫與沈從文兩先生請吃飯，客有兩桌，酒是滿壇；多麼快活的日子啊！今甫先生拳高量雅，喊起來大有威風。從文先生的拳也不弱，殺得我只有招架之工，並無還手之力。那快樂的日子，我被寫家們困在酒陣里！最勇敢的是葉公超先生，聲高手快，連連挑戰。朱光潛先生拳如其文，結結實實，一字不苟。朱自清先生不慌不忙，和藹可愛。林徽音女士不動酒，可是很會講話。幾位不吃酒的，談古道今，亦不寂寞，有羅膺中先生，黎錦明先生，羅莘田先生，魏建功先生……其中，莘田是我自幼的同學，我倆曾對揪小辮打架，也一同逃學去聽《施公案》。他的酒量不大，那天也陪了我幾杯，多麼快樂的日子！這次遇到的朋友，現在大多數是在昆明，每個人都跑了幾千里路。他們都最愛北平，而含淚逃出北平；什麼京派不京派，他們的氣節不比別人低一點呀！那次還有周作人先生，頭一回見面，他現在可是還在北平，多麼傷心的事！
第二次是在上海，林語堂與邵詢美先生請客，我會到沈有乾、簡又文，諸先生。第三次是鄭振鐸先生請吃飯，我遇到茅盾，巴金，黎烈文，徐調孚，葉聖陶諸位先生。這些位寫家們，在抗戰中，我只會到了三位：簡又文、聖陶與茅盾。在上海的，連信也不便多寫，在別處的，又去來無定，無從通信。不過，可以放心的，他們都沒有逃避，都沒有偷閒，由友人們的報告，知道他們都勤苦的操作，比戰前更努力。那可紀念的酒宴，等咱們打退了敵人是要再來一次呀！今日，我們不教酒杯碰着手，勝利是須「爭」取來的啊！我們須緊握着我們的武器！
在山東住了整七年。在濟南，認識了馬彥祥與顧綬昌先生。在青島，和洪深，盂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劉西蒙，王統照諸先生常在一處，而且還合編過一個暑期的小刊物。洪深先生在春天就離開青島，孟超與杜宇先生是和我前後腳在七七以後走開的。多麼可愛的統照啊，每次他由上海回家一一家就在青島——必和我喝幾杯苦露酒。苦露，難道這酒名的不祥遂使我們有這長別離麼？不，不是！那每到夏天必來示威的日本艦隊一一七十幾艘，黑乎乎的把前海完全遮住，看不見了那青青的星島——才是不祥之物呀！日本軍閥不被打倒，我們的命都難全，還說什麼朋友與苦露酒呢？
朋友們，我常常想念你們！在想念你們的時候，我就也想告訴你們：我在武漢，在重慶，又認識了許多許多文藝界的朋友，都貧苦，可是都快活，因為他們都團結起來，組織了文藝協會，攜着手在一處工作。我也得說，他們都時時關切着你們，不但不因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為隔離而更親密。到勝利那一天啊，我們必會開一次慶祝大會，山南海北的都來赴會，用酒洗一洗我們的筆，把淚都滴在手背上，當我們握手的時候。那才是我們最快樂的日子啊！勝利不是夢想，快樂來自艱苦，讓我們今日受盡了苦處，賣盡了力氣，去取得勝利與快樂吧！ [1]
作者簡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滿族，北京人(正紅旗)。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中國現代小說家、著名作家，傑出的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趙子曰》、《老張的哲學》、《四世同堂》、《二馬》、《小坡的生日》、《離婚》、《貓城記》、《正紅旗下》，劇本《殘霧》、《方珍珠》、《面子問題》、《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戲劇集》、《柳樹井》、《女店員》、《全家福》、《茶館》，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稱號。老舍的一生，總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
筆名來歷，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絜青、絜予等筆名。因為老捨生於陰曆立春，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後，自己更名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捨棄；予，我。含有「捨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這一筆名，是他在1926年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首次使用的。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後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現今人們熟知的「老舍」。這個「老」並不表示年齡大，而是含有一貫、永遠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一貫、永遠「忘我」。他用「老舍」這一筆名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慶春是誰。「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 [2]
他於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擔任過小學校長、郊外北區勸學員等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