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漢君 故鄉的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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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的名》是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故鄉的名
從每一個名字中，都能讀出時代和文化信息。
故鄉的名
國人歷來重名，有道「名不正則言不順」，就是說，名字若來路不正，再說別的，就算說得再怎麼好，也都枉然。所以，弄清當地的那些名號，往往能有助於認識和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地理、文化、習俗，甚至名物特產。而作為故鄉之子，對於老家歷史上那些曾經出現過、或者至今仍在沿用的名號，就更有考察的義務和必要了。
我的故鄉位於哈爾濱松花江段左岸，是一座新興城市，上個世紀初才開埠，而在此之前，這裡人煙罕至，榛莽遍地，一片蠻荒。
她是在中東鐵路修建的過程中誕生的。
1896年6月，沙俄以共同抵禦日本侵占作為藉口，與清政府簽訂了《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又稱《中俄密約》），取得了東北境內的鐵路修築權。
1898年,俄國人以哈爾濱為中心，東至綏芬河，西至滿洲里，南至大連，開始修築中東鐵路。
1901年3月，由哈爾濱至沙俄烏蘇里斯克一段鐵路竣工。這時，哈爾濱便被確定為中東鐵路的附屬地，沙俄原駐海參崴的辦事機構也遷到了哈爾濱，於是俄國人開始大量湧入，城市建設也隨之揭開了序幕。
而三年前，即1898年的4月，俄羅斯鐵路勘察隊的施德洛夫斯基來到了哈爾濱，他「通過馬家溝渡口來到南崗高地(今霽虹街)，看到了這樣一番景象：在前方不遠處是一條江，沿着這條江伸延着一條比較狹窄的高崗(今兆麟公園至九站一帶)，在這條崗上有一座營盤(今空調機廠處)。在今兆麟公園處有三兩間草房，在今承德廣場附近有一個較大些的村莊(即哈爾濱漁村，後稱傅家店)。在南崗高地和江沿高崗之間，是一片寬闊的低洼地，其間有一些漂浮黃草的小崗地，沒有任何直接前往岸邊的道路。」
這就是120年前的哈爾濱。與哈爾濱一江之隔的左岸，就更加荒涼了，完全是一片不曾開墾的處女地。
1901年，隨着哈爾濱開始興建，一位姓周名冕的人，渡過松花江，踏上了今天昌五鎮這片荒原。
周冕時任大清國黑龍江鐵路交涉局總辦。他是奉命前來放荒開埠的。
朝廷此刻決定開墾由肇州直隸廳管轄的這片土地，也許是為了抗衡俄國人的大量湧入，也許是出於鞏固邊防的戰略需要，總之，這片沉寂的土地，獲得到了一次千載難逢的開發機遇。
那應該是一個秋天的早晨，風清日麗，雪白的雲朵從頭頂緩緩飄過。一隻雲雀箭一般直插藍天，發出一陣悅耳的鳴叫，兩隻圓滾滾的鵪鶉，帶着幼鳥，盤旋在草尖上方。這個季節，甩手無邊的大草原，已然呈現出一派老綠色，但各種野花卻爭奇鬥豔，開得正酣，甜根草、益母草、馬蘭、狼毒、野韭菜、黃花菜、打碗花、曼陀羅，漫山遍野，一片連着一片，一忽，這裡花枝招搖，一忽，那邊花浪涌動，白的，猶如繁星點點，黃的，好似一地鵝絨，它們恣意地盛開着，瘋長着……
這時，一片草地上，早已人馬聚集，火具齊備，幾十號大清兵丁列好了隊伍，一個個扎束停當，神情莊重。周冕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雖然已經年過半百，但卻不畏秋寒，只在平時穿着的馬褂外，披上了一件黑斗篷。他在隊伍前巡視了一通，然後立定，講解了一番注意事項，隨後右手一揮，發出了燒荒的號令。很快，人員按照風向四下散開，各就其位，但聽得一聲號炮，熊熊大火便燃燒了起來。霎時間，荒原上火蛇亂躥，熱風撲面，到處是嗶嗶剝剝的響聲；曠野中火線成陣，濃煙翻騰，四下皆烏烏通通的黑霧。風起雲湧，人歡馬躍，亘古沉寂的莽原上，燃起了一場從未有過的燎原大火，燒出了一片焦黑的沃土。
百草灰飛，萬木涅槃，一方熱土即將誕生。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周冕在大地上早已劃定了井田格，從南至北，依照《千字文》命名荒段；由東而西，用數字排列一方方「井」號。當大火燒至「荒」字第五井時，周冕忽然鎖緊了眉頭——「荒字不吉啊！」他的心中，這片土地，未來該是一片興旺之地，將要立起的，應為一座繁華之城。他想了想，決定將「荒」字更換為「昌」字，「昌字五井」——這便成了後來昌五鎮的名字。不久，肇州直隸廳在昌五鎮確立四門，設置了「肇東分防經歷衙門」（俗稱「肇東分防所」），負責管轄肇州直隸廳所屬的東部一帶，包括今天肇東全境以及哈爾濱、呼蘭、安達的一部分地域。昌五四角設有炮台，城內棋盤街布局，中間十字主街分別為拱辰街、昌明街、昇平街、紫氣街。民國元年（1912年），肇東分防所改制為設置局，民國三年，升格為縣。康德四年（1937年）十二月三日，已是滿洲國的偽政府，將縣衙遷到了中東鐵路上的「滿溝站」，也就是如今肇東市府的所在地。
肇東，雖說辟於蠻荒，但開埠之初，卻有了一個非常好的名字。其肇者，始也，正也，寓意萬有之起始，萬物之發端，而其內里，則又包含了一股凜然之氣。也許正因如此吧，故鄉自「周冕放荒」、開衙建署以來，人口四方匯聚，居民五音雜厝，但始終民風質樸，百姓良善，一直都以淳厚方正為習尚。但實際上，當初為肇東命名，卻是極隨意的，不過因為她位於肇州直隸廳以東罷了。這個「東」字，本意只是用作方位詞的。但我卻更願意接受《說文解字》上的另一個義項：「東，動也」。所謂動者，顯然就是說：凡事之起始，都要靠行動，基業是創出來的，好日子是干出來的，有所作為，方可立足於這片土地上，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輝煌！「肇東」二字作此一解，該是一個多麼好的名字啊，它似乎預示着，這裡將會有一個開天闢地的未來。
確實，肇東的開埠，在本地史上，真可算得上是一場「破天荒」了！
原來，此地過去歸屬於哲里木盟，並無正式的名號，當地有人稱之為「滿溝」。 按照字面解釋，無非是說此里地勢低洼，一下雨，到處積水，溝滿壕平。而有的人卻認為，「滿溝」這個名字，只是「蒙古」二字的諧音。還有的人，將這裡稱呼為「甜草崗」。這是因為，此地盛產一種「甜根草」，就是中藥里的「甘草」。甘草被醫家陶弘景尊為「國老」，說「此草最為眾藥之王，經方少有不用者。」甘草遍地皆是，拿把鐵杴，隨處都可挖到。但如今，隨着草原變為了耕地，「甜根草」已經難得一見了。
蠻荒之地，自然少有人文史跡。至今仍能見得到的，只有兩處遺蹟：一處是肇東城區西南四十五公里，踞松花江邊五公里處，有一座古城池，相傳是金兀朮的妹妹為駐防而興建。因城池周長八里，故而俗稱「八里城」。據年長者說，解放前夕，城內仍有遺存的廟宇，但現在，卻只剩下土城基依稀可見了。二是清光緒九年（1883年），蒙古郭爾羅斯後旗的扎薩克府（旗公府），由公營子遷到了「八里城」東北十幾公里處。因札薩克旗長有「輔國公」的爵位，此地便被呼為「公爺府」，老百姓則叫它「老爺屯」。到了偽滿康德二年（1935年），因施行縣旗分治，旗公府遷走了，當年的那些建築，不久也就無影無蹤了，只剩下了一處徒有其名的遺址。
開埠之前，松嫩平原上的這片土地，除了少數幾座村落，到處都是荒草甸子。甸子上因為盛產鹼草和苜蓿，便成了蒙古郭爾羅斯後旗的牧場。那個時候，荒原上狼奔獐躍，榛莽叢生，行走幾十里甚至上百里都杳無人煙。但因沒有文字記載，這裡荒涼的程度，卻不得而知。但清初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卻描述了寧古塔一帶的情況，可作參考：「寧古塔在遼東極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積雪，非復世界……說者謂至半道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飢人所啖，無得生也。」（轉引自李興盛《東北流人史》98頁）寧古塔康熙朝便有將軍鎮守，為清代著名的流放地。余秋雨曾寫過一篇《流放者的土地》，追思清代來此的那些南方人的悲慘命運。寧古塔今名寧安，距肇東城四百二十公里，兩地相距並不算特別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當年這裡蠻荒的程度，甚至可能過於寧古塔。
自從肇東建縣以後，便有了「三肇」一說。所說的「三肇」，即指肇東、肇州、肇源三縣。肇東居於中東鐵路線上，肇源緊臨松花江，而肇州，在這兩縣之間，卻僅靠公路相連。「三肇」之中，肇東因得鐵路之便，在後來的發展中，一直居於首位。
肇東遷來「滿溝站」，已是偽滿時期了，因而，當初城市的規劃和設置，據說還有日本人參與其中。
那天——姑且算它是舊曆的三四月份吧，在一個極尋常的日子裡——尋常得沒人留意到那是幾月幾號，一輛進站的綠皮火車車廂里走下來幾個人，有兩三個身着馬褂，頭戴黑貂皮帽，手上都拿着一根「文明棍」，一看都有些來頭。其中，還有一個西裝革履的日本人。這幾個人，都是滿洲國哈爾濱市政廳請來規劃新縣城的。他們下了火車，被人引領着，進了一座臨時借用的、車站「老毛子」職工的俄式住宅里。第二天，一行人便從火車站出發，向東行至一條河溝邊，轉天，又從火車站向西，走出去四五里地……他們依據當時的水紋資料，決定將主城區設在鐵路以西。
「既是開埠，設置城區街道尤為關鍵，列位說說，可有什麼好主意？」為首的這人寬面厚唇，濃眉大眼，神情不怒而威。他說着話，從衣袋裡掏出一盒滿洲煙草株式會社的協和牌香煙，舉着給每個人遞過去，但他們都擺了擺手。「都不抽啊？」他一顛煙盒，將躥出半截的那支抽出來，叼在嘴上，劃了根白頭洋火，點着了。他吸了一口，抬眼看了看其他幾個人，示意大家說話。
一個臉頰瘦削，蓄着山羊鬍子，戴一副水晶石圓片墨鏡的老者，先是乾咳了一聲，又習慣的把懷表上的銅鏈向衣襟里掖了掖，這才慢悠悠地說道：「建區西向，這固然是不錯的。但即為新城，一起始，務必要體現出尊奉天地的意思，以承天地之精華，開萬世之福祗。此乃百年大計，萬萬不可稍有疏忽！」
「那是，那是。」幾位紛紛點頭。
為首的就拿過鉛筆來，在一張白紙上先畫了個圓點，說：「這是火車站。」又接着依次畫了七道豎線，然後在這七條線中間，又畫了一條貫通的橫線，與那個圓連接上。畫完，他用鉛筆指着草圖說：「由火車站向西，設街數為七，一來暗指西方，二來，也合於月運二十八天之基數。」
「同意！」那個日本人似乎很興奮，「七，也是上帝的休息日，是個極幸運的數字……」
「七在佛教，更是圓滿之意。」老者瞥了一眼那個日本人，馬上接了一句。
「縱者為街，橫者為路，新京、哈爾濱也都這樣命名街道。據此，這七條就稱它為街，這條橫的，稱之為路，可好？」
大家又都點頭稱是。
這時，那位老者拿過鉛筆來，在第四條豎線處，於那條橫線的兩側，各劃了一條斜線，然後把那張紙一轉，大家立即就看出來了，街道組成了一個「奉」字。
老者接着說：「辟出這兩條子午街，便可奉天居地，萬福滋生，再設路寬為三，即為一生二，二生三，繁衍生息，萬世不絕矣！」大家照例點頭稱是。
「NoNo。」那個日本人連連擺手，「這座大東亞共榮圈裡的城市，大大的，三十米的街寬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看到它未來的發展。」
「一座縣城，街寬三十米，足矣！」這是眾人的意見。
但那個日本人卻說：「我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我留學歐洲，專業就是城市規劃。我的意見是正確的，我不打算放棄自己的主張。」
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為首的那人頭腦很靈活。他眨了眨眼，便說：「一般的街道，三十米寬足夠了，但往長遠打算也並沒有錯。這樣吧，這條橫貫東西的大街作為主街，修得寬些，六十米，這也是個大順之數……」
於是規劃成型，一座縣城的格局就確定了下來。
接着，這幾個人又為每條街道都取了名字。橫貫東西的大街為正陽路，其餘的，因為車站前面可能要建有廣場，暫不命名，縱向的幾條街名分別是：二合、三友、四明、五權、六法、七治。這幾個名字，由「合」起始，終達於「治」，中間有友民、開明、賦權、遵法，也算作體現了當時的新思潮。後來設立的學校，也都以街道命名：二合小學、三友小學，四明小學。但解放以後，人們卻只呼頭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只以數字代名字了。街道形成不久，許是人們不習慣稱呼「正陽路」，於是也叫作了「街」——正陽大街。當時，人們口中的「街」，是念「該」這個音的。如今，人們卻無不慶幸那條正陽大街的寬闊，街面主路可畫雙向八車道，即使城市人口現在已經到了三十多萬，路上車水馬龍，川流不息，但街道一點也不顯得逼仄，保證了交通的順暢。
城市漸漸有了模樣。正陽大街兩側的街面上，店鋪一家挨着一家。店鋪多為紅磚牆，但卻千篇一律都粉刷成檸檬黃色。那種顏色，在陽光下顯得十分明亮而又清爽，看着，讓人倍覺溫暖。那種顏色成了我童年記憶中抹不去的底色。不獨是我，移居瑞士的作家趙淑俠，當她1986年回到故鄉的時候，也曾沿着這條正陽大街，找尋記憶中的檸檬黃。
「街道完全變樣了。」她立在街頭沉思着說。「什麼地方還保留着刷成檸檬黃的那種房子嗎？」她轉過頭問陪同的鄧市長。鄧市長搖了搖頭：「你說的，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些房子現在早都被翻建了，新建築物的立面上，現在使用的都是新材料，已經沒人再刷房子了。」
「那種顏色是我兒時記憶中最漂亮的顏色，去國幾十年，卻怎麼都忘不掉。我也曾在歐洲許多國家裡找尋過，卻從未見到過那種顏色的房子。這次回來，沒能看見，也算作是個遺憾啊……」
趙淑俠一家是日本關東軍占領肇東時離開故鄉的，幾十年都沒有回來過。她對家鄉的記憶，都是幼時的印象。但無論如何，這次返鄉，讓她仍然十分激動。數年後，我看到了她在大陸發行的一本名叫《情關》的書，其中有一篇《松花江畔是我家》，所寫的，就是這次返鄉見聞。其中她寫到了正陽街，說：「肇東只有一條柏油路，叫正陽大街——這個名字對我可是太熟悉了，伯父和父親不知對我形容過多少遍。他們就是在這條街上跑着長大的。正陽街是小城的靈魂，路寬八米、道分三條，中間以兩排白楊樹相隔，街兩邊是店鋪、機關辦公室、兩三家飯館、一家旅館、一家銀行。有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關緊着門，仿佛無人居住的樣子。其中有排黃色的房子，破爛不堪，上面『照相館』三個字已經模糊，我立刻想起以前從長輩們的口裡聽到的：『肇東只有一家照相館，全縣的人都是他的主顧。』當然我家的人也是這家照相館的主顧，曾踩過這塊土地，於是趕快叫小妹給我攝影留念。」
這段文字中，對街寬的記述顯然是錯的。實測得知，正陽街寬61.5米，二合街寬31.7米。這時的肇東，再也不是她兒時記憶中的那個肇東了。
的確，這座小城開埠時間雖短，但卻一直處在變化之中。
解放以後，隨着人口的劇增，主城區先是有了南二橫街、南三橫街，後來，居民區逐漸向西延伸，很快辟出了一大片新地號。新地號上人口稀疏，建房者往往都要在房前屋後圈出一個大園子來，或以樹枝編籬，或插柳條為牆，園內種上蔬菜，以能自給自足。大家你圈這兒，他圈那兒，房屋橫不成行，豎不成列，形成的街巷，寬窄也都不同，更沒辦法取直。這裡，不要說街巷無名，就連整個這片地方也沒有名字，只以「新地號」呼之，等於是無名之名。後來，正陽大街也開始繼續向西延伸，但卻並沒有取直，而是貼着新地號的北邊，折向了西南方，街寬也陡然縮窄了大約三分之一。這段後續的正陽大街，兩側形成的南北向街道，很長一段時間也都沒有名字，只以數字稱呼：八道街、九道街……十六道街、十七道街。直到九十年代成為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才開始為這些街道取名，例如福民南路、福民北路，如此等等，原有的老街名，也得到了恢復。
這座小城沒有真正的河流。鐵東區那條河，起初只是一條排水溝，雨季用來泄洪，平時沒有水，所以大家都叫它「東旱河」。七十年代，大慶為了泄洪，把這條旱河加寬、挖深，從青肯泡一直向南，直通哈爾濱呼蘭區二道河。於是這條河就有了一個新名字：肇蘭新河。「肇」與「蘭」，只是兩個地名的簡單並列，不像江南許多名字那樣，含着濃厚的文化韻味，如木瀆鎮典出吳越之爭，甪直鎮則借用獨角獸甪端；而杭州的「龍翔橋」、「鳳起路」、「九溪煙樹」、「龍井」一類的名字，則更顯出其文化底蘊了。
肇東也沒有山。五十年代居民嘴裡的「南小山兒」、「北小山兒」，其實根本不是山，只不過是地勢略高的土崗子。前些年在城北的郊外堆起了一座土山，高52米，取名「肇岳山」。這個名字令人感到費解的是那個「岳」字。查了一下，歷史上只有兩處名為「岳山」的地方。一處在陝西寶雞市寶雞縣新街鄉的廟川村。此山之所以以「岳」為名，是因為山腳下有一座隋代興建的「吳岳廟」，故而也稱吳山。另有一處則見於《山海經▪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這座山的本名為狄山，因何典故又被稱之為「岳山」，如今已經不得而知了。但現在，這個「岳」字，在詞典里「泛指高山」，卻是毫無異議的。如此一來，說「岳山」，就好比說「茗茶」一樣了。「茗」本來就是茶的意思，有人說指晚茶，有人說指茶芽，古代更有劣質茶一說，但不管怎樣，「茗茶」二字並用，並無「名茶」之意，倒有「茶茶」之嫌了。
肇東開埠以來，雖然時間短暫，但我們從這些名字的變化上，卻可以看出人們的思想觀念、文化素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仔細琢磨一番，還真能感受到時代的不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