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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性 | |
|---|---|
| 出生 | 1547年 |
| 知名於 | 哲學家、理學家 |
王士性（1547～1598），字恆叔，號太初，臨海沿江鎮蘭道村人。得族叔王宗沐關照，王士性自小在台州府城生活，和王宗沐的幾個兒子一起讀書。
王宗沐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理學家。他的幾個兒子都很牛。王士性從小生活、學習的地方現在叫「三撫基」 。所謂「三撫基」，簡單的說是指王宗沐一家在一個不長的時間裡誕生了三個巡撫。巡撫相當於現在的省長。明朝總共有兩京十三省，他們一家就出過三個省長，可見有多牛。王士性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自然也很厲害。
王士性31歲入仕，先後在全國各地做過官。但是王士性的主要成就不在官場，而在旅遊。與徐霞客的自助旅遊不同，王士性通常是公費旅遊。翻閱王士性的著作，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福建省，他的足跡遍布其他兩京十二省。
王士性第一個到的地方是嵩山。萬曆九年（1581），王士性登上嵩山參拜少林寺，在那裡題了五個字 「六祖手植柏」。六祖慧能親手種的大樹，普通人想在旁邊題字是不太可能的。由此可見，王士性是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書法家。因為字寫得好，王士性每到一個地方，往往要準備文房四寶進行題字。這幾乎成了他的習慣。
萬曆十五年（1587），王士性從天台山開始，經杭州、蘇州，入太湖，游南京，在飽覽九華山的風光後，登上了齊雲山。齊雲山是道教四大名山之一，位於黃山旁邊。中國古代有十岳，齊雲山在當時被稱為「白岳」，王士性眼光比較獨特，他認為中國最好的山在十岳，而白岳當屬十岳之最。
萬曆十六年（1588），王士性登東嶽。隨後奉旨典試四川，登西嶽。後登峨眉山金頂，有幸親眼看到峨眉山奇觀——佛光。民間有傳說王士性喜愛旅遊因為是峨眉山老和尚轉世，這大概就是因緣。隨後，他又遊了武當，武當也是當時的十岳之一，叫玄岳。從這裡之後他又北上登北嶽。在任廣西布政司參議期間，南下登廬山，游南嶽。這樣，王士性就成了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遍游五嶽、十岳的旅行家。四十年後，徐霞客在《滇游日記五》中稱王士性為「王十岳」，可見對他的推崇。
遍游五嶽之後，王士性又到了很多地方。萬曆十七年（1589），他遊了桂林山水。萬曆十九年（1591），他任雲南瀾滄兵備副使，遊了滇池、點蒼山、雞足山等處。雲南的雞足山是中國佛教名山之一，它和王士性、徐霞客都很有淵源。徐霞客受雞足山和尚邀請曾在這裡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並專門編了一本《雞足山志》。王士性當年專門帶着大兒子王立轂登上雞足山。王立轂當時只有十三歲，在和這裡的無心法師嘮嗑了一晚上後，當場頓悟，從此下定決心吃齋念佛，並在王士性夫婦去世後，在此出家。
萬曆二十一年（1593），王士性任山東參政。萬曆二十三年（1595），召為太僕少卿，提督京營。官終南京鴻臚寺正卿。
王士性一生，蹤跡幾乎遍布全國，凡所到之處，對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證；對地方風物，廣事搜訪，詳加記載，最後整理成著作。王士性留下《五嶽游草》《廣游志》《廣志繹》等包含了他豐富旅遊文化思想的書籍。[1]
超前的旅遊思想
徐霞客游過明朝兩京十二省，獨缺四川；王士性也游過兩京十二省，單少福建。兩個人從游跡來說，不相上下。
王士性有一套完整的旅遊思想及旅遊文化理論，其理論高度是徐霞客無法企及的。我國歷史地理學界的前輩譚其驤教授指出：「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學方面的成就，比之於在他以後約四十年的徐霞客對自然地理的貢獻，至少是在伯仲之間，甚至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王士性的旅遊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以民為本。明代是一個「崇農抑商」的朝代，並不看好旅遊業。但王士性在西湖旅遊時卻以敏銳的眼光，萌發了旅遊「產業」意識，他在《廣志繹》卷四提出：「游觀雖非朴俗，然西湖業已為游地，則細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 作為一個傳統的士大夫，王士性並不鼓吹髮展旅遊業，但他認為西湖作為旅遊勝地，發展旅遊業更有利於民生。這種觀點在當時是極為開明的，也有現實指導意義。有此種眼界的士大夫，同代人屈指可數。
在明代以前，我們一般認為中國的學問都是虛學，都是對以前知識的整理鞏固，明代以後慢慢開始才有實學。王士性就是明代實學精神孕育下的產物。王士性寫遊記不單單就旅遊寫旅遊，他考察了整個中國歷史地理山水的走向，帶着為明代經濟、軍事、政治服務的目的。《廣志繹》這本書綜合了整個中國的歷史發展的走向，為國家的治理做出貢獻。比如說他在分析了湖廣省地多人雜等因素引起的不便後，提議將湖廣省分成兩個省，就是從國家的治理方面出發。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實現，湖廣省最後分成湖北省和湖南省。
王士性經實地考察，將浙江地區以錢塘江為界分為浙東和浙西兩大文化區。古代的浙東、浙西和現在理解的浙東浙西不一樣，古代的浙西指的是杭、嘉、湖，浙東指杭嘉湖以外的浙江八個地區，號稱上八府下三府。王士性在指出兩地風俗「繁華」與「敦樸」的顯著差別後進一步細究：「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谷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你看他在旅遊和思考中，第一次對浙江各地的民俗、百姓的性格作了總結，分析得頭頭是道，層次分明。
王士性的思想不可謂不超前。[2]
王士性旅遊專線
王士性雖然一生都在全國各地旅遊，但對家鄉山水，也一往情深。他在《台中山水可游者記》中寫到：「台郡上應台星，漢時曾遷江、淮，空其地，後復城於章安之回浦。回浦山川亡（無）它奇，至唐武德徙治於大固山下，近佳山水，則今城也，蓋千餘年矣。餘生長於斯，顛毛種種，即身所釣游，與鄉先民遺蹤古蹟所嘗留焉者，鹹得而言其概。」
萬曆十八年（1590），他在遍游神州後回歸故里，在臨海城東的山宮溪邊上修築了一個園林叫清溪小隱，這是一個對中國古建築園林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生態園林。三年後經修繕，改名「白鷗莊」。白鷗莊占地不過兩三畝，但這一個小小的地方卻開闢了「紫芝山房」「小山叢桂」「曲水瀨」「忘歸石」等二十多個景點，每個景點王士性都給他們命了名，富有詩意，並為此寫了一篇優美的散文叫《白鷗莊記》。可惜的是現在白鷗莊已經不復存在。
王士性對生他養他的台州有較多的記載。他在《台中山水可游者記》里寫到巾山、東湖、雲峰寺、道者基等許多風景優美的地方。比較遺憾的是，一些風景優美的地方我們至今還沒有開發，外界還不知道。其實，我們完全可以以王士性《台中山水可游者記》為基礎，充分利用雲峰森林公園、雲峰寺、望海尖、九龍、道者基等資源，並修繕沿江鎮太初亭、重建白水洋鎮王士性墓，逐步形成一條王士性文化旅遊專線。[3]
比肩徐霞客
說他是一個至少與徐霞客比肩的人，因為他像徐霞客一樣，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旅行家，他的足跡甚至比徐霞客還廣。這在他的著作《五嶽游草》中可以看出，恆山、華山、嵩山、泰山、衡山，這所謂的五嶽他全都登臨過，而徐霞客只去過其中的三岳；除了五嶽之游，他的書里還有蜀游、吳游、越游、楚游、滇粵游、大河南北諸游等，他的遊蹤遍及當時明代版圖東西南北各處，《臨海縣誌》說他：「公蓋無時不游，無地不游，無官不游……一官為寄，天下九州履其八，所未到者閩耳。諸名山自五嶽而外，窮幽極險，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無不精訂……」意思是說，他當官只是旅行的手段，游遍中國才是他真正的志向。幸運的是，他的官跡從河南、陝西這些中心地帶，一直擴展到四川、雲南、廣西、貴州、廣東等邊緣地區，只有福建未至。可以說，他的官員履歷成就了他旅行家的夢想。[4]
地理學思想及其影響
王士性性喜遊歷,為諸生時已游杭州及越中佳山水。萬曆五年(1571)成進士,此後相繼在河南、北京、四川、廣西、雲南、山東、南京等地做官,在來往這些地方時又經過除福建以外的所有其他省份,所以足跡遍及當時的兩京十二省,寫下了許多精彩的遊記與紀游詩,結集為《五嶽游草》。晚年又對所遊歷和考察的對象加以理論思維,相繼寫出了《廣游志》和《廣志繹》兩部傑出的地理學著作。上述三書所體現出來的地理學思想和保存下來的寶貴的地理資料,足使他躋身於我國歷史上的大地理學家之列而毫無愧色,遺憾的是他被冷落了將近四百年。因此本文想對其思想和影響作一簡要的介紹,以期引起普遍的重視。至於其地理學成就以及經歷和著述的具體考證則付諸另篇。
明代自萬曆以後,社會風氣發生很大變化,從空談性理轉人經世務實,崇尚實學的思潮逐漸形成。在這個「天崩地解」的大變動時代,許多知識分子主張「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1[],寄情于山水之間,以遍游五嶽為目標,明人別集中因而不乏模山范水的詩歌和遊記。其中的少數人則更進一步認真觀察自然和社會,寫下許多有見地、有價值的地理筆記,在客觀上使地理學從歷史學的附庸下解放出來,逐步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王士性和比其稍後的徐霞客是這些少數人當中的佼佼者,他們有意識地進行實地考察,不但眼光比別人敏銳,而且思路比別人開闊,不但觀察到他人所未注意到的事物與現象,而且開始從地理學的角度對這些事物與現象進行類比和分析,於是成就了《廣志繹》和《徐霞客遊記》這樣輝煌的地理著作。徐、王二人後先輝映,標誌着我國地理學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所不同的只是士性的成就側重於人文地理方面,霞客的造詣主要表現在自然地理領域;霞客之游以私出,士性之游多以仕宦之便而已。
王士性的地理考察是有意識的行動,並且將自然與人文地理都當成自已的考察對象,他宣稱「吾視天地間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無不於吾游寄焉。」(《五嶽游草》自序)這正是他地理學思想的表露。「造化之變」指的就是自然環境及其變遷,「人情物理、悲喜順逆之遭」則意味着社會、人文現象的變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特別注意觀察各地的地理環境、民情風俗、宗教文化、物產交通,並比較其間的差異,從而在人文地理的各個分支,如風俗地理、文化地理、經濟地理、政治地理、民族地理乃至軍事地理的研究都留下自已的真知灼見。同時他又注重分析人與環境的關係,繼承並發展我國自古以來重視人地關係研究的傳統。
明人的遊歷考察多注重自然山水,獨有士性亦並重考察人文現象,這正是他高人一着的地方。中國古代人文地理雖然比較發達,但是自《漢書·地理志》以後,保持長盛不衰的主要是對於疆域政區沿革變遷的記述,而於文化、經濟、風俗等領域則缺乏比較系統完善的研究。究其原因,乃是偏重文獻的考證和口耳相傳的見聞,而缺乏實地考察的緣故。王士性批評這種「藉耳為口,假筆於書」的作風,因此他所記載所分析,「皆身所見聞也,不則,寧網如焉。」也因此,他能夠對親見親聞的事物和現象,進行深人的理論思維,以探索地理學的內在規律。因而《廣游志》、《廣志繹》與《徐霞客遊記》不同,它們不是日記式的旅遊實錄,而是在實地考察之後,對於所得材料去粗取精、整理排比並加上理論思維的地理著作。所以在篇幅上雖比不上《徐霞客遊記》,但論內容的豐富與對地理學的貢獻不但毫不遜色,恐怕還要略勝一籌。因為描述型的地理著作雖以《徐霞客遊記》為極致,但描述型而兼理論型的地理著作卻以《廣志繹》為開端。「繹」者,歸納推理也。王士性的旅遊行蹤則另人《五嶽游草》中,極簡練,而又文采煥然。
在王士性的地理著作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他對地理學的區域性特點的深刻認識。他首先以全國範圍作為區域研究的對象,寫成了《廣游志》,分析各地自然環境(如地脈、形勝、風土)以及人文因素(如少數民族、宗教、方言)的差異。在「地脈」部分,他詳細闡明了以北龍、中龍和南龍為三大主幹的山脈分布系列,這是唐代僧一行山河兩戒說以來的最新發展。在「形勝」一節中,他分析了明代兩京十三省的自然地理基礎,認為其分劃大致是合理的,過去從未有人對於政區的地理背景作過這樣的分析。在全書的最後一段,王士性又歷數各地的方言差異:「聲音,八方各以其鄉土,不純干正聲,難以彼此相消也。有一郡一邑異者,亦有分大江南北異者。……若一省一郡異者,如齊魯發聲洪,維揚腰聲重,徽款尾聲長。……」
晚年息游之後,王士性不滿足於《廣游志》過於簡單的論述,更作《廣志繹》五卷(第總卷有目無文不計),以全面深人地表達自已的地理學思想。第一卷方輿崖略是全國地理山敘,第二至第五卷是各地分論,依次為兩都(北京、南京)、江北四省(河南、陝西、山東、六西)、江南諸省(浙江、江西、糊廣、廣東)和西南諸省(四川、廣西、雲南、貴州)。<方輿崖略>是《廣游志》的延伸,從全國範圍繼續分析她理現象的她域分異。例如在經濟地理方面記述各地聚散貨物之異說:「天下馬頭,物所出所聚集處。蘇、杭之幣,淮陰之糧,維揚之鹽,臨清、濟寧之貨,徐州之車騾,京師城陛、燈市之古董,無錫之米,建陽之書,浮梁之瓷,寧、台之眷,香山之番舶,廣陵之姬,溫州之漆器。」在文化地理方面注意到南北科舉人物多寡的不同:「江北山川彝曠,聲名文物所發泄者不甚偏勝;江南山川盤郁,其融結偏厚處則科第為多。如浙之餘姚、慈谿,閩之泉州,楚之黃州,蜀之內江、富順,粵之全州、馬平,每甲於他郡邑」。甚至在飲食習慣方面也指出南北的差異:「海南人食魚蝦,北人厭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惡其擅;河北人食胡蔥蒜慈,江南畏其辛辣。而身不自覺。此皆水土積習,不能強同。」
除《方輿崖略》外,《廣志繹》的其他篇章深人地闡明各省內部的地域差異現象,構成色彩紛呈的地理馬賽克。例如,對於浙江風俗文化的差異,王士性就有精闢的見解:「兩浙東西以江為界而風俗因之。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喜飾紹悅,多巨室大豪。浙東俗敦樸,人性儉音椎魯,尚古淳風,重節概,鮮富商大賈。」而浙東的風俗又可細分為三區:「寧、紹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為外營,又傭書舞文,兢賈販錐刀之利,人大半食於外;金、街武健負氣善訟,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溫、處山海之民,獵山漁海,耕農自食,賈不出門,以視浙西迥乎上國矣。」這裡所劃分的浙江風俗文化區,就基本上與當時浙江省所屬十一府的區劃相一致,並且直到今天也仍然可以作為劃分浙江文化區的參考。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的變遷雖然以政治因素最為主要,但也受着自然環境的制約,以及經濟、文化乃至軍事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行政區劃往往與自然區劃、經濟區劃或文化區劃存在某種契合。在浙江,這一點表現得尤其典型。
王士性雖以政區作為區域研究的基礎,但卻不以之代替其他類型的區劃。例如,他注意到語言在文化分區中的重要標誌作用。他說:潮州「其俗之繁華既與漳同,而其語言又與漳、泉二郡通,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故日潮隸閩為是。」也就是說,就行政區劃而言,潮州雖然隸屬廣東,但在文化分區方面卻應該與福建的泉州與漳州同屬一區。四百年前而有如此見識,的確不同凡響。
在經世致用思潮的影響下,王士性還產生了後來稱之為「郡國利病」的思想。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注意觀察與分析各地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長處(利)和短處(病),以確定環境對某種社會需要的適宜或者有利的程度。這實質上已初具現代地理學的評價研究的雛形。舉個例說,他在評論杭州西湖作為旅遊勝地時就獨具慧眼:「游觀雖非朴俗,然西湖業已為游地,則細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酷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也。」這活脫是現代人的經濟眼光了。`作為封建士大夫,他不便鼓吹旅遊業,但卻曲折地表達了杭州的地利。清人已注意到王士性的這一思想,所以康熙十五年楊體元在<刻《廣志繹》序>中說,王士性「志險易要害、遭河海運、天官地理、五方風俗、九徽情形,以及草木鳥獸、藥餌方物、飲食制度、早晚燥濕、高卑遠近,各因時地異宜,悉如指掌。使經綸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見諸石畫,可以佐太平。」如果我們誇大點說,在王士性那裡地理學似乎已是一門應用科學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性還具有動態性的觀念,認為地理現象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譬如說,他明確指出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出現轉移的現象。他說:「江南佳麗不及千年。孫吳立國建康,六代繁華,雖古今無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吳、越風氣未盡開也。……至殘唐錢氏立國,吳越五王繼世,兩浙始繁。王審知、李憬分據,八閩始盛。然後宋分天下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趙宋至今僅六七百年,正當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轉而黔、粵也。」生在明代,他不但注意到經濟重心已從北方轉移到江南,而且還推測有繼續轉移到嶺南和西南的可能。這是何等高明的見識。
地理現象的變化不僅表現在地域上的轉移,還表現在新現象的產生。例如,明代揚州就由於鹽商的糜集而出現養瘦馬的畸俗:「廣陵蓄姬妾家,俗稱養瘦馬,多謂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窗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婦人,而必於廣陵者,其保姆教訓嚴,閨門習禮法,上者善琴棋歌詠,最上者書畫,次者亦刺繡女工。至於趨侍嫡長,退讓濟輩,極其進退淺深,不失常度,不致憨戇起爭,費男子心神。故納侍者類於廣陵覓之。」這一畸俗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
在人地關係方面,王士性認為自然環境對於人的行為方式有着決定性的影響。他以浙江為例說:「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街、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揖為居,百貨所聚,間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絡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谷之民,石氣所鍾,猛烈鶩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羽而傲絡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間閻與絡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居奢儉之半。」這是中國古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思想的發展。
西方最明顯表現出與這種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相類似的是黑格爾。他在《歷史哲學》中,將世界分為高地、平原和濱海三類地區,以蒙古、阿拉伯,中國、印度、埃及和歐洲作為這三種類型地區的代表。進而認為高地「居民之特色,為家長制的生活」,「絕無法律關係的存在」。平原農耕人民閉關自守,農業「按着四季而進行,土地之所有權與各項法律關係又隨之而生。」沿海的人民則被大海「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海盜式的掠奪,但同時也鼓勵人類從事商業與正當的利潤」2[]。不過黑格爾生活的年代(1770一1831)比王士性已晚了二百多年。
既然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有如此重大的制約作用,那麼當環境發生變遷時,文化的重心就會出現相應的轉移,這就是所謂「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所以王士性在《廣游志》中說:「自昔以雍、翼、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有雲,此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余謂是則然矣。」又說:「今日東南之獨盛也,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末勢有不轉而雲貴、百粵?如樹花先開,必於木末,其隨盛而花不盡者,又轉而老乾內,時溢而成曹,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氣寧與花木異?」文化重心的轉移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但是企圖以動態性觀點結合環境決定論來作解釋,卻數王氏為第一人。
明代雖然旅遊成風,但並非人人都是地理學家。儘管觀察的是同樣的大千世界,但所得印象和收穫並不一樣。王士性當時已覺察到這一點,所以他在《廣志繹·自序》中說:「夫六合無涯,萬期何息,作者以澤,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談玄虛者,以三車九轉,而六藝之用衰;綜名實者,尚衡石鑄刑書,而結繩之則遠;攬風雅者,多花間草堂,而道德之旨溺;傳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寂之軌殊。」王士性自認與這四種人不一樣,他所重的是地理現象。所以他接着說:「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徐,星野山川之較,昆蟲草木之微,皇眾國策、里語方言之嘖,意得則書,懶則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維故實,索筆而隨之。非無類,非無非類;無深言,無非深言。」所謂「意得則書」的意,就是在理論思維後的發現與發明。寫下來的自然就是「深言」大義了。
王士性深人細緻的觀察與鎮密獨到的思想,給明末清初的學者以巨大的影響。清初,楊體元將《廣志繹》「遍質之博雅君子,如曹秋岳夫子、沈大匡先生、沈次柔、顧寧人、項東井諸同學,咸謂是書該而核,簡而暢,奇而有本,逸而不誣。」就中以顧寧人即顧炎武所受影響最巨。顧氏是清初樸學大家,研究者眾矣,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顧的地理學思想實淵自王士性。
顧炎武的三大著作,無例外的都打上王士性影響的印記。《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是顧氏在「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國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之後,才編著成的第一等作品。後者為「輿地之記」,前者為「利病之書」所謂「利病」,就是王士性對於各地地理背景優劣分析的發展,是經世實用思想在地理方面的實踐。也就是說,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有關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不但如此,在該書第一卷<輿地山川總論>中,顧氏更是全文照錄了王士性《五嶽游草》里<地脈)、<形勝>、<風土>)三節文字」,足見顧炎武對王氏地理觀的佩服。且由於王士性著作流傳不廣,後人讀《利病書》,甚至把王氏的思想當成顧炎武的思想來引用,尤其是其中關於「天運循環,地脈移動」的思想。
《肇域志》是未完成的稿本,至今尚未刊刻過。該書按省分述各地的地理現象,具全國地理總志的性質。顧氏在各省的最後,都抄錄了《廣志繹》相關省份的幾乎全部內容,而冠以(方輿崖略)的總稱。顧炎武這樣做,顯然是因為《廣志繹》兼有保存地理資料與啟發思維的重要價值。此外,奠定顧氏樸學大家地位的筆記式名著《日知錄》,也同樣看得見王士性的影響,例如在<州縣賦稅>一節中就引用了《廣志繹》卷一關於各地賦稅負擔懸殊不均的分析,而後提出自已的見解:「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矣。」顧炎武的思想對於清代學術發展起着巨大的影響,因此王士性的地理學觀點也就間接地影響了後人。然而,由於清代文網纂嚴,乾嘉時期的學者走人了考據的胡同,除了沿革地理一枝獨秀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其他分支都走了下坡,以至《大清一統志》里的各地風俗一項,竟然照抄兩千年前的《漢書·地理志》,全然無視地理現象發展變化的事實。也因此王士性自清代中葉以後就逐漸被人遺忘,(()`一志繹》一書的康熙刻本今已不見,若非《台州叢書》保留鄉賢著作,我們今天說不定只能從顧炎武的遺書中去尋找王士性思想的吉光片羽,而看不到《廣志繹》的全佚了。順便提一下,除了地理書三種外,王士性又有《王恆叔近稿》一種,及另篇著述若干,均在標點校勘中,將於明年結集出版,以饗同好。
我國的人文地理研究有着久遠的傳統,《史記·貨殖列傳》與《漢書·地理志》開了系統研究的先河,其後若斷若續均未能超出《史》、《漢》的水平,可以說直到((J一游志》和《廣志繹》問世,才算躍上了一個新台階。清代乾嘉以後人文地理只講疆域沿革,解放以來地理學界則重自然,輕人文,所以作為人文地理學家的王士性長期受到冷落。最近幾年,人文地理呈現一派復興景象,王士性的研究開始引起注意,希望這一研究能深人下去,以有助於促進整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