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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兆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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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40年

董兆乾，1940年出生，山東省榮成市上莊鎮澇村孫家村人。中共黨員，研究員。主要從事極地地球科學考察與研究工作。1966年從山東海洋學院海洋物理系畢業。自1980年以來，為極地事業從無到有直至發展壯大做出了重要貢獻。作為我國極地科考事業里程碑式人物，他是最早踏上南極大陸的兩位中國科學家之一。

他曾7次赴南北極參加科學考察，歷任考察隊副隊長、越冬站長、副領隊、領隊、首席科學家和臨時編隊黨委書記。他曾榮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兩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獲得國家海洋局海洋創新成果一等獎；曾被授予省部級勞動模範和全國先進科學工作者等榮譽稱號。

特別是在南極底層水的形成機理、冰川冰在水團形成和變性中的作用等方面有新發現,共完成重要科學報告11篇,論文16篇,著、譯和主編科技圖書8冊,研究成果處於國內領先、國際先進水平,受到內外同行及專家的高度評價,成為第一位當選為國際科聯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副主席的中國科學家,為國際南極科學計劃的制定、組織、協調做出了積極貢獻。

個人生平

1967~1985年，在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員、南極研究組長。

1980年1月，參加澳大利亞南極考察隊，首赴南極考察，隨後又參加首次國際南極海洋生態和生物資源考察計劃，第二次赴南極進行物理海洋學考察，並在澳大利亞南極局和墨爾本大學進行合作研究。

1984年1月，參加阿根廷國家南極考察隊第三次赴南極，同年11月又參加中國首次南極考察隊第四次赴南極考察，任考察隊副隊長。

1985年至今，在中國極地研究所工作，任高級工程師、研究員、所長等職。1989年、1992年二次赴南極考察。他是中國首次登上南極洲的科學家，1980年以來6次赴南極洲考察，為開創中國南極洲考察新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主要是因為我的英語相對好一些」，在被問及如何能從科研工作者中「萬里挑一」地脫穎而出，被選中首赴南極科考時，他謙虛地說。1961年大學時代，他學物理海洋學專業，主修第一外語是俄語。那時，隨着中蘇兩國關係破裂，前蘇聯專家撤走後，相關的俄文資料也一掃而空。這對於只能利用俄文資料了解專業前沿的董兆乾來說，無疑是沉重打擊。他堅信「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出於對專業的熱愛和渴望，他下定決心，攻克英語，通過英文資料了解國外高水平研究。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刻苦自學，他在「文革」後期無事可做的短短几年攻下英語，擁有了「結緣」南極的金剛鑽。

1980年1月12日，通過組織內部嚴格審核和遴選的董兆乾乘坐大力神飛機抵達南極大陸，成為中國登上南極的第一人。

在首次南極考察中，按國家預案要求，他作為考察小組的負責人，與張青松認真地考察，收集到有關南極考察大量參考材料。回國後，他們向國家提交了5萬多字的綜合考察報告，為我國組織南極考察、派出首次南極考察隊和制定建立南極考察站計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年5月，澳大利亞南極局局長訪華時對時任副總理方毅說，兩位中國科學家表現「非常優秀」，已經是「南極人」了，並當場邀請他倆年底再赴南極考察。1980年底，董兆乾受國家派遣，第二次赴南極參加了澳大利亞「南極海洋生物系統和資源考察」中的南大洋物理海洋學工作，任水文組副組長。其中海上考察77天。

在他兩赴南極並在澳大利亞開展合作研究一年後，提交的國際BIOMASS計劃報告中提出南大洋前沿研究領域，成為我國 「七五」和「八五」期間我國南大洋研究的主方向。

1980年1月12日，澳大利亞凱西站升起了五星紅旗。

1981年1月進行南大洋溫鹽深觀測。

不經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世界盡頭無限美好」，終年被冰雪覆蓋的南極大陸，人跡罕至，充滿着未知的神秘。探險家們屢番嘗試在這生死一念間的土地上，續寫人類的勇敢與堅韌。在「極地人」眼中，這片土地早已褪去了溫情脈脈，當危險的美景相伴於日常生活時，人們看到的就只有危險二字了。經歷九死一生闖過龍潭虎穴的人，可能一輩子再也不想踏足其中。

南極橫斷山（AA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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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首次踏上南極大陸人的心情一樣，當董兆乾第一次乘大力神飛機踏上南極大陸時，他充滿了驚奇與驚嘆。放眼萬里藍天冰雪，他不顧身處險境，甚至在強暴風雪中，匍匐外出，趴在冰面上，拍攝了很多震撼人心的景觀。這些鏡頭後來成為我國第一部反映南極的紀錄片《初探南極》中主要素材。一年後，當他再次奔赴南極考察時，已沒有了當初的新奇與激動。與第一次坐飛機的待遇不同，這次南極考察是乘「內拉丹」號船，總噸位僅2206 噸的考察船在海上遇到風暴，最高風速達每秒近80米（相當於13級風），當時船緊閉艙門，在海中搖滾了七八個小時。經歷這番險情後，一般人可能再也不想「光顧」南極了。

就在董兆乾兩度考察南極的3年之後，我國成立了第一支南極考察隊，準備開赴南極建立考察站。當時參加南極科考的人都心懷着一個「中國夢」，能夠在南極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考察站。中國雖然於1983年已經成為《南極條約》締約國，但仍然不是協商國，在重要事務中，沒有發言權和決策權。要想在南極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就必須要成為協商國！而只有在南極擁有「常年站」的締約國才有資格成為協商國。

「心中有信仰，行動有力量。」國家需求就是他的使命與擔當，為了祖國的南極事業，董兆乾一而再，再而三「身赴險境」，在南極這片淨土上，作出了非凡的貢獻。

當年沒有衛星雲圖，茫茫大洋哪裡會有強烈氣旋，哪裡會遭遇海上風暴，他們一無所知！此外，當時我國還沒有現在聲名顯赫的「雪龍」號，他們乘坐的「向陽紅10」號是「除極區之外全球航行」的遠洋科考船，沒有破冰能力！

「向陽紅10」號

「要完成任何偉大的事業，都必須有吃苦耐勞的精神，都必須有意識地把較為艱苦和困難的工作擔當起來。」面對可能的危險，所有人早已做好了「壯士一去不復返」思想準備。「J121」打撈救生船船倉底部存放了數百條屍首袋；有人給家裡寄去自己的照片；有人悄悄給親人留下遺書。儘管董兆乾已經三赴南極，心中無忌是不可能的，但他依然輕鬆地對夫人說，「帶好兒子和女兒，我，沒事兒的！」

作為首次南極洲考察隊的副隊長，董兆乾同時肩負着制定物資設備的裝運、卸載、建站和科學考察等系統工程計劃。南極的「夏天」只有11月到翌年3月短暫的4個月時間，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在1985年2月底以前完成建站並撤離南極，否則不抗冰，也不能破冰的船就要被凍住，無法離開。

在邊卸貨邊建站的前16天，沒有暖氣，缺乏機械，大部分工作全憑人力，董兆乾與隊員們爭分奪秒，每天勞動17個小時左右，而他作為被指定的卸貨和建站的現場指揮員，每天能睡兩三個小時就很不錯了，被隊員們美譽為「半夜雞叫」或「老周」。

他們與海軍官兵們一起拼搏，僅用45天時間，就建起360平方米的兩棟考察用房和四棟輔助用房，架設了4座20米高的通信鐵塔，修建了一個氣象站和一座簡易碼頭。首次登上南極的中國隊就創造了中國「南極速度」、「南極精神」。時任考察隊隊長郭琨在評語中說，「為成功地建成中國南極長城站立下了汗馬功勞」，董兆乾成為9名獲記一等功的隊員之一。

1985年2月20日，中國第一個南極科學考察站——長城站勝利落成。1985年10月7日，我國成為南極條約協商國，第一次在國際南極事務中取得了發言權和決策權。

眾人拾柴火焰高

中國首次南極考察建站凱旋，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國家審時度勢，及時作出決定，建設中國極地研究所。落地何處？當初預選了青島、杭州、廣州等多地，但最後選擇了上海浦東。

1985年初，國家海洋局和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把董兆乾從杭州海洋二所調到上海，任命他為籌建處主任，籌建中國極地研究所。到達上海後，他立刻投入到緊張的籌建工作中。他們在浦東大道的洋涇苗圃內租房，開展長達四年的籌建工作。當年籌建處副主任顏其德、總工范潤卿還有湯妙昌、姚毅敏、錢嵩林、平祖慶、糜文明、王永奎、沈德君等干將和其他籌建職工們，夜以繼日，奮戰拼搏，為中國極地研究所的建成立下了汗馬功勞。

經過艱苦努力，原來16,000平米的建築計劃，獲得了上海市政府48畝土地支持。1989年10月10日，中國極地研究所正式成立，我國有了唯一的極地科研中心和信息中心。

之後，董兆乾將所有精力鋪到培養極地人才上。新建的研究所無力競爭科研項目，單位經費緊缺，無力支持人才培養。董兆乾利用國際資源，選送年輕的科技和管理人員去國外參與合作，培養了一批年輕的極地科學家、學術帶頭人和管理人才。董兆乾說，「現在我雖然退休了，但每次回到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看到當年培養的那批年輕人才正在關鍵崗位上發揮着作用，心裡特別欣慰。」

董兆乾認為，研究所的所長科研能力是本份，是根基所在。在1989年至2001年間，他連任三屆所長，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基本建設和極地科學研究。他一心撲在科研第一線，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極地事業由弱到強，他的科研水平從「漸入佳境」到「爐火純青」。他先後主持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面上項目、科技部國家「九五」攻關、社會公益研究專項等13項國家級研究項目。完成重要科學報告20多篇，論文38篇，著、譯和主編科技圖書7冊。他擔任《極地研究》中、英文版期刊主編八年。在南大洋物理海洋學研究中，他獨有建樹，有重要發現和突破，受到了國內外同行專家的高度評價。

1992年在與來自6個國家的候選人競選中，董兆乾成功當選為國際科聯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SCAR）副主席兼執委會委員，這是中國科學家首次當選此職，為我國爭得了榮譽，也為國際南極合作研究計劃的制訂、組織協調做出了中國人的貢獻。他長期擔任國際科聯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SCAR）、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和國際大型極地科學計劃的中國國家副代表、代表，曾64次參加極地事務國際會議和科學研討會，其中24次任團長或副團長，保持我國極地研究計劃與國際極地科學前沿接軌，在此間開展多項極地國際合作研究項目，提升了我國的極地研究水平。

長風破浪會有時

追憶往昔，自第一次隨澳大利亞科考隊登上南極大陸，已過去30多年，董兆乾所長見證了從過去的我們求着西方國家要贊助、尋合作，到現在的包括美國、歐洲等很多發達國家主動找我國科考隊伍尋求合作的翻轉，見證了我國極地科考翻天覆地的飛躍式發展和進步。

當前，我國在南極的考察、支撐和科研能力，從原來的南極半島到東南極直到現在能夠到達只有少數國家能進入的最困難的冰原最高點地區，幾乎覆蓋整個南極。董兆乾自豪地說：「研究南極，對於中國研究全球氣候變化，提升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極地科學研究的部分領域，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但是我們還不是極地強國」，退休後的董兆乾仍然時刻關心着極地事業，他認為，我們國家還與極地強國有很大的差距，在極地考察所使用的裝備上，我國還是大都使用進口產品，我們應加快自主研發、製造的進程，這將會帶動我國一批科技領域的創新發展。

30多年風雨兼程，30多年砥礪前行，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堅定信念，激勵着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今天我們從老一輩極地人手中接過接力棒，歷史賦予我們新的機遇和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極地作為四大「戰略新疆域」之一，極地事業迎來了大繁榮、大發展的春天。2017年7月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要開展北極航道合作，利用北極航道，共同打造「冰上絲綢之路」。2018年2月7日，中國第34次南極考察隊在南極羅斯海恩克斯堡島上舉行了我國第五座南極考察站選址奠基儀式，這些將帶動着我國極地考察站在新的更高的起點開創更加壯闊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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