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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浩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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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浩生，息縣城關人，生於1920年，1962年加入美國籍。任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中國鄭州大學、暨南大學名譽教授，信陽師範名譽校長、美國趙氏公司董事長。
人物生平
趙浩生是中華的兒子，美國的公民，日本的女婿，通曉中、英、日三國文字。他9歲離家到開封求學。
1938年回息縣任教，後選擇了記者職業，是專門採訪國共兩黨和平談判的新聞記者、專欄作家。
1948年去日本。
1952年到美國留學獲博士學位後受聘於耶魯大學。
1960年任該校東亞語言文學教授。
1973年5月他第一次回祖國採訪，應邀為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北京國際關係學院、鄭州大學、河南大學、信陽師院等高等院校作了多次講學和演講。
1984年第二次回國訪問，參加了建國三十五周年紀念活動。
1986年後棄教從商，積極宣傳和介紹中國，為擴大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為中美兩國文化、藝術以及學術、經濟方面的交流，為促進祖國的統一大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先後受到王震、烏蘭夫、薄一波、姚依林等的親切接見。
2000年5月，趙浩生再次回到家鄉信陽。
個人生活
人生大概都要經歷這樣的一個過程：年青的時候想出去，老了想回來。這一現象在80多歲的趙浩生先生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他在美國住着一棟令人羨幕的漂亮大房子，後面是一溜敞亮的大窗戶，和鄰居的房子中間是一片草坪，周遭有樹林。趙先生說：「這草坪是兩家的，但我們不在中間豎籬笆，他看就都是他的，我看就都是我的。常有成群的野鹿和野雞光顧這裡，它們站在我的後窗戶跟前向裡面扒頭探腦。這裡的野物不是怕我看它們，而是想看看我長得什麼樣，對我進行騷擾……」
可是，有這麼好的房子和生活環境，他一年卻住不了多少日子，因為每年至少回中國三次，近22年來已經回去76次了，在北京飯店住了12年，在王府飯店住了9年。
他從中國回美國叫「出國」，從美國去中國叫「回國」。他這樣描述自己每月的生存狀態：「第一個星期鬧時差反應；第二個星期向夫人報賬，把在中國乘出租車的爛票子繳上去；第三個星期坐立不安；第四個星期買票回國。」
懷着如此強烈的「中國情緒」，自然跟他人生的多色彩和多重身份有關，有人稱他是：「中國的兒子，日本的女婿，美國的公民。」他的家庭也像一個小聯合國：他是美籍華人；夫人是日本人；兒子趙惠程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到泰國工作，娶了個菲律賓姑娘做妻子，在泰國生了個具有中、日、菲三國血統的兒子；女兒趙惠純在紐約大學任教，用英語寫作，幾年前出版了長篇小說《猴王》，受到廣泛的注意……更不知未來的夫婿會選哪一個國家的人?
趙浩生這大半生真可謂是豐富多彩，碩果纍纍。早年上過黃埔軍校，做過重慶《中央日報》和上海《東南日報》的記者，1948年被派駐日本。中國解放後給當時的新聞局長胡喬木寫信，要求回國，但遲遲得不到答覆，這當中朝鮮戰爭爆發了，他想回國已經回不去了，就轉到美國讀書，畢業後又教書……
趙浩生自稱有「三樂」：唱戲、教書和採訪。老先生是耶魯大學的教授，退休後擔任了米勒公司的高級顧問——米勒公司的董事長米勒，被尊為美國企業界的領袖，卡特任總統時期曾擔任財政部長。時間長了趙浩生覺得老給別人當顧問是嘴把式，光說不練。於是在1992年，聯絡一位朋友投資北京一家鄉鎮企業，辦起了一個工業公司，趙浩生自任董事長。不能只是站在旁邊清唱，他要真正登台演練一番。 他說，我跟中國的聯繫不只是血緣關係，而是生活、山河、歲月交織起來的全部人生。我是外籍，可不是外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為中國做點什麼……但他又調侃自己對於工業是外行，是個不懂事的董事長。企業干成功了，就寫一本書，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失敗了也要寫一本書，叫《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運作至今，老先生聲稱鋼鐵還在煉着，只是相當困難，總算知道鍋是鐵打的了!
他每次回國後必不可少的一種享受，是每天清晨早早地起來去尋找北京老戲迷的胡琴聲，在王府飯店對面的路口、天壇的長廊下和筒子河的路邊，常有一群老頭兒在扯開嗓門過戲癮。由於只有一把胡琴，老戲迷們不得不排隊等候，輪流着一段一段地清唱。
趙浩生也不例外，想過戲癮也得排着，惟其這樣排半天隊方能輪上唱兩口，才更覺着有味兒。老戲迷們記不住他的大名，也不知道他是從美國來的，只稱呼他為「趙大爺」。這位「趙大爺」個頭不高，氣色不錯，留着灰白的小平頭，一嘴京腔，張口愛逗樂兒，人緣兒挺好……
那一年亞洲鬧了一場金融風暴，作為「日本的姑爺」，趙浩生盛情難卻地答應了日本銀行公會的邀請去講課，日方希望他能講講亞洲金融風暴和中國的經濟現狀，能給日本的金融家上課，日語想必是非常之好。他自己卻調侃說：「馬馬虎虎，我的日語水平就是能夠騙來一個日本姑娘當老婆。」待到講課日期臨近了，他忽然又覺得心裡沒有底，趕緊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寫信，要求回答一些問題，緊急補充金融知識。朱總理讓國家銀行的行長戴相龍約見老先生，回答他提出的所有問題，幫着他剖析當今世界的金融形勢……其後他在日本的講演大獲成功，這是自然而然的了。
這就有點「無冕之王」的氣勢了，敢於向大人物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大人物們竟都不拒絕他的要求。在他書房的顯眼處擺放着兩幅大照片，一幅是他和周恩來總理交談的照片，另一幅是他採訪蔣介石的照片，有人戲稱，在他的這間房子裡，國共再一次合作，祖國實現統一了。1966年，趙浩生以專欄作家的身份到台灣採訪，夜裡12點鐘的時候，當時的新聞局長沈劍虹通知他，第二天上午蔣介石要見他，這是一般禮節性地會見，不過幾分鐘的事情。第二天在走進總統會客廳的時候，趙浩生對陪同的沈劍虹說：「我恐怕要向蔣總統提幾個問題。」沈劍虹斷然拒絕：「不行，你要想提問題必須提前書面呈報。」趙浩生說：「我試試，總統回答我就提，不回答就算。」沈劍虹變色：「那也不行!」
這時候副官唱名：「趙浩生教授到。」蔣介石走了出來，與趙浩生握手，然後在靠背椅上坐下，開始客套性地詢問，諸如：什麼時候來的?看了些什麼?趙浩生一一作答。蔣介石又問：「有什麼意見?」趙說：「有。」沈劍虹十分緊張。趙浩生卻自管說下去：「我是教書的，這次來看到全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很好，我很有興趣，想採訪這方面的情況，請總統發話給我方便。」原來，蔣介石非常重視教育，九年制義務教育正是他親自倡導的，他一談就談了半個多小時。回美後趙浩生在「海外觀察」的專欄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亞洲的政治經濟、各種人物以及山水風貌的文章，海外報刊紛紛轉載，惟台灣的報刊一篇都不採用。原因是趙浩生在文章里說了一些諸如「蔣介石的頭髮比過去白了」之類的話，被視為不敬。那個年代描寫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有專門用語，形容毛澤東必須是「紅光滿面，神采奕奕」，描寫蔣介石得是"戎裝佩劍，兩目炯炯"。
所以他認為世界上有兩個政治家最了解新聞的價值，最善於發揮新聞的功能，跟新聞記者的關係最好，一位是羅斯福，一位就是周恩來。他第一次採訪周總理是1946年，也是第一次見到一位中國的新聞人物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用中文發言，由翻譯龔澎再把他的話譯成英文。他揮灑自如，談笑風生，有一種難以抵擋的人格魅力，這也是他第一次在外國人面前感到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作為教授，桃李滿天下；
——作為記者，朋友遍天下；
——作為作家，著作等身。
趙浩生天馬行空，幾近人生的化境——這大概才算得上是瀟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