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夢想(鍾紅英)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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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夢想》是中國當代作家鍾紅英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重拾夢想
大人們總愛問孩子長大後想幹什麼，孩子們的回答總是那麼天真，有時甚至是不着邊際地大說一番。而不同時代，孩子們的回答又是那麼的不同，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最愛說的是長大要當解放軍，更大的「夢想」是在我們小學時寫的作文里，那時我們的作文結尾一般都會表決心式的寫上：「一定要當好毛主席的紅色接班人」。現在想來那時的「膽子」也夠大的，「野心」也夠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是誰都能當的嗎？到了八十年代，國家開始重知識、重科學，孩子們回答得最多的是長大要當科學家。而當今的孩子們回答得最多的又是什麼呢？當土豪，當明星，賺大錢？當然，所有這一切都僅僅是孩童天真的夢想而已，孩子們是不會想象到夢想與現實有多麼的遙遠。但我以為，夢想的最大意義在於給予一個人一個方向，一個人如果在孩提時代就有夢想，有目標，雖不一定能在成年後實現具體的目標，但他的精神生活是充實的，他在不斷的追求與尋覓中走過屬於自己唯一的一次生命過程，他是快樂的，特別是那些被世俗看着是有點「神經質」的「理想主義」的堅守者。
翻開塵封的記憶，我的童年也曾有過簡單而純真的夢想，那就是長大後做一名合格的教師。母親曾是一名教師，因家庭出身以及父親的「歷史問題」，被降級為公社小學的炊事員，記憶中食堂周圍曾貼滿大字報，還有那些畫得很差的漫畫，將我們姐弟幾個拿着碗伸向母親打飯的畫面畫得很醜。母親有文化，給我們的教育也很有一套方法，但在那個人妖顛倒的年代，母親常被那些所謂的「高人一等的人民教師」欺負。那些因為出身好而沒有水平的人來當教師，在我們那個公社學校是大有人在的。我們常常把「忠心耿耿」念成「忠心qiuqiu」,「石油工人吼三吼」念成「石油工人kong三kong」，這樣的錯誤舉不勝舉，真是誤人子弟啊。記得有一次，一個時常表現得嬌滴滴的女老師，好像還是學校的教導主任，因為一點小事與我母親大吵，踩我母親的痛處，把母親委屈得來躲到家裡哭得很傷心，我跑到她家對面的那棵老拐棗樹下，又哭又罵，罵了很久，罵了些什麼我不記得了，罵到最後大概她實在無法與一個孩子再怎麼這樣下去，知趣地把自己關屋裡不出來了。那時我就常想，我長大後一定要當教師，為母親爭口氣。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喜歡上了閱讀，那時可讀的書太少了。記得小學快畢業時讀的第一本小說是《閃閃的紅星》，「胡漢三又回來了」，潘冬子與胡漢三之間周旋的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恨不得一口將書讀完，我嘗到了閱讀原來是如此有趣的事。後來到了父親工作的縣城讀初中，我見到什麼書都讀，如為那個時代而寫的《較量》、《金光大道》，《艷陽天》、《礦山風雲》、《飛雪迎春》、《鐵旋風》等等，雖有些乏味，但總比沒書讀好。也讀了當時不好找的一些書，如王蒙的《青春萬歲》、馮德英的《苦菜花》、《三菊花》，保爾·柯察金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通常這些不好找的書都很破舊，甚至我還讀過一些沒頭沒尾、前後差好多頁的書，但這些書似乎更吸引人，更耐人尋味，但這些書一般都是那時的禁書。那是一個沒有書的年代，那是一個與書勢不兩立的年代。
記得初中時，搞什麼「清三壞，破四舊」，在「馬列小組」學習會上，我不假思索地主動說出了我所讀的幾本書的名字，在場的同學一片譁然，班幹部居然還讀那些「壞」書。我當時就不明白那些書怎麼就是「壞書」，它壞在哪裡呢？只覺得這些所謂的「壞書」特別有味道，我在心裡自言，你們根本就沒有讀過那些書，要是讀了你們也會喜歡的，但我不敢辯解，幸好同學們也只是說說而已，不然我這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又該遭殃了，可能更遭殃的是我的父母。
1975年，母親終於不負生活的重壓病逝了，那時我15歲，初中還沒畢業，弟弟13歲，快上初中了。其實，那時上山下鄉的政策已是尾聲了，但我們不知道，只知道像我們這樣的「黑五類」子女一旦下去了，是很難回來的。大姐頂替了母親，在一個公社小學裡教書，按當時的政策，我和弟弟是肯定要下去一個的。記得有一次弟弟坐在家裡那張破舊的寫字檯前畫畫，我依靠在桌子傍看他畫。我們不經意間說到下鄉的事，我們兩姐弟都爭着說自己去，弟弟有些稚氣地說爭取他下去，他說他是男孩，又會畫畫，拉二胡，如果實在是必須我下去的話，他就為我畫畫，給那些人說是我畫的，就有機會去干宣傳工作之類的輕鬆活。這樣的對話一直藏在我心裡，永遠感動着我，那時弟弟才剛上初中。
高中剛上一年，「四人幫」倒台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在懵懂和飢腸轆轆中度過少年時代的我們這一代人才如夢初醒，開始努力學習文化知識，但我們已把最美好的時光浪費在了過去的十年裡，剛剛樹立起來的大學夢想幾乎成了泡影。記得有一次，教語文的曹老師在我的一篇作文里批道：「想象力豐富……，但基礎知識太差，錯別字太多，放學後到我這裡來一下。」我有些緊張，放學後束手束腳地獨自到了老師家，老師慈母般的微笑，很溫和地讓我坐下，開始給我講解作文，指出了我好多的錯誤，完了還鼓勵我繼續多讀、多寫。老師給了我很大鼓勵，我更加的喜歡讀，喜歡寫。
很自然，我沒有考上大學，我們班就考上了一個男生，聽說我初中班也只一個男生考上。高中剛畢業，父親就為我辦了「免下證」，其實，那時大量的知青已在返城，我們這一屆根本就不用下鄉了，但父親被那年月搞怕了。高中剛畢業，我到了大姐教書的學校代課，那是我夢想的職業，但好景不長，商業部門「大集體」招工給了父親單位兩個名額，那些有臂膀的子女是肯定不會去的，他們可以等待更好的工作，但我不能，父親怕我這個代課的職業不穩當，就硬讓我回去參加工作了，記得體檢那天，我流了一天的淚，我想繼續復讀考大學，哪怕考個中專師範也好。
人的命運就是那樣，你機不逢時，是沒有辦法改變的。我們面臨參加工作時，正是1978年--1980年左右的失業高峰時期。文革」中，上千萬知青上山下鄉。「文革」結束時，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再加上我們這批本該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待業青年。於是大集體就成了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記得當時中央政策是誰家孩子誰抱走，你父母在哪個單位，哪個單位負責給你安排工作，因為國企職工子女太多，不能馬上把他們變成國有企業職工，於是就形成了大集體，或叫新集體。我的父母都不屬於商業部門，但我卻無賴地也進了大集體。
上班一段時間後，我才知道「大集體」與「國營」，就像當年的「地主出身」與「貧農出身」一樣的區別，遭人歧視，讓人瞧不起。但我們大都是年青人，從沒因此瞧不起自己，有的當過5、6年知青甚至更長時間，非常珍惜這份工作，大家每天都工作得很快樂，當時我們廠的效益比「國營」廠的還好，我們抱團在自己的世界裡歡樂。我從工友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那時我喜歡寫一些充滿稚氣的小文，字裡行間常常充滿了對他們的讚美。
時間到了1985年，一條消息讓我們喜出望外，我們這些沒有機會上大學的人，也可以通過參加國家的自學考試拿到大學文憑。對於文學的愛好，我想當然應該選擇漢語言專業。但那時我已經結婚快一年了，我和丈夫是同一年級的校友，因為同時對知識的渴望和對人生的共同追求而戀愛三年結婚。丈夫酷愛文學翻譯，夢想自學成為文學翻譯家，在自考前已在刊物上發表翻譯作品了。回想起那間由一個大倉庫隔出的約九平米的簡易小屋，床的側面並排着一張方桌和一張寫字檯，我們每晚準時並排坐在那裡學習。屋對面是一間大屋子，一個九英寸的黑白電視圍滿了人，當時正熱播《霍元甲》、《血疑》之類的電視連續劇，屋外的宣洩對我們沒太大的影響，我們的心在這間小屋裡，在吮吸着人類智慧的養料。偶有不經意間的四目相對，那種幸福的感覺就像一朵花蕾一樣悄然綻放，蕩漾在我們的心裡，瀰漫在這間小屋的每一個角落。當時我毅然選擇了自考英語專業，是想到對丈夫未來的事業有更多的幫助，常常和丈夫同時走進考場，丈夫每次報考幾科都一舉通過，我卻走得艱難得多。懷孕後，挺着大肚子走進考場，在當時的自考生中不是什麼新鮮事。有孩子後，為了不讓丈夫分心，我幾乎包攬了所有的家務活。對於經濟並不寬裕的我們，還要用大量的錢去購書和一些學習資料。
1987年我從單位退出來，做起了生意，當時我們的口號是「以經養文」。不料，我對經商還真的有了莫大的興趣，一干就是十幾年。我喜歡上了做生意，它給了我莫大的自由，但是有一個原則沒變，以丈夫的事業為中心，儘管在當時好多人看來那掙不了多少錢，那樣執着有些傻，然而，我卻被他的執着和勤奮深深地感動着。今天，丈夫已成了小有名氣的翻譯家，我為他的執着和勤奮而慶幸，為他取得的成績而自豪。做生意的十多年裡，除了要把生意做好，還要承擔幾乎所有家務活，寫作的時間很少，但閱讀習慣從沒間斷過，除讀一些經商的書外，那些經典名著仍時時伴着我，在我的筆記本里摘抄了《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中的那段話：「頭腦，應當是商人的頭腦，但靈魂，不是商人的靈魂，也不能把自己的靈魂和時間都賣給那些靈魂也是商人的商人。」
歲月可以滄桑一個人的身軀，但放棄夢想會褶皺一個人的靈魂。今天，我已棄商在家做丈夫事業的助手，除了閱讀外，也寫作，重拾着我的「文學麥田裡的守望者」的夢想，「我寫，那是因為我喜歡，沒有是否被發表的壓力；我寫，那是因為我有不吐不快之感。偶有發表，也很快樂，畢竟還是有喜歡它的人。」已步入中年女人的我，不再有那種成名成家的欲望了，從夢裡醒來，恢復到了生命的真實感受，真正地懂得了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梁實秋在一篇叫《中年》的文章中寫道：「中年的妙趣，在於相當的認識人生，認識自己，從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我相信，世界上本沒有絕對的成功，只有不斷的進步，享受過程，便是生命的最好狀態。
作者簡介
鍾紅英，成長在一個「沒有書的年代」，還好，在迷茫的青年時代，趕上大量書籍「蜂擁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