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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天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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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入上海「廣方言館」攻讀英語，為該校第一期學生，光緒元年(1875年)，應徐建寅之邀，赴山東機器局翻譯館任職。光緒五年，受清政府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邀請遊歷歐洲各國，考察政治、文化和經濟狀況，比較西方文化與中國政俗之短長。
光緒七年回國，受聘於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除與英國人羅亨利、傅蘭雅合譯《西國近事類編》、《工程致富》、《英美水師表》、《鑄錢說略》、《考工紀要》等書外，根據遊歷考察所得，撰寫了《格致說》、《格致之學中西異同論》、《西學古今辯》、《中西學術源流論》等篇，專門探討中西文化的差異和優劣。
光緒十三年，應盛宣懷之邀赴山東煙臺，分析上海輪船、電報兩局之利弊，頗得重視。[1]
政治主張
他同情民間疾苦，主張減免稅租，倡議修築鐵路，呼籲收回民族工商權利。
在政治上贊成改良，與變法維新的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交往甚密，並為汪康年主辦的《時務報》撰稿。
光緒十九年，在上海格致書院創設興學會，並募集經費在高昌鄉開設「棠蔭」、「董威」、「湖海」、「平安」等四所新式小學，自編教材12冊，名為《讀書樂》。
後又重入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專心著譯。
文化研究
在比較文化方面，他研究較早、研究範圍較廣，有很多新穎中肯之見，對廣義文化中的哲學、科技、風俗、教育乃至民族習性等都進行了比較考察，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弊端進行了揭露和批評，同時肯定中國古代文明在世界發展史上的地位。
他的《中西格致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別》、《中西民好靜與好動之分》、《中西學術傳統重道輕藝與輕道重藝之殊》等文中的觀點，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很大影響。
此外，他警惕列強的侵略野心，為加強國防出謀劃策，除大量譯作外，還著有《刖足集》、《格致課存》、《隨軺載筆》、《佐幕芻言》、《時事芻議》、《捫虱錄》等書。
光緒二十六年7月，因中風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