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貴，根植於平凡(翟明輝)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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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貴，根植於平凡》是中國當代作家翟明輝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高貴，根植於平凡
近日，又拜讀了一遍林語堂先生的散文名篇《作文與做人》，聯想到當下世情文壇，心有所感，便萌發了想要閒談幾筆的衝動，以此表達一個讀者或旁觀者的管窺之見。
先生雖歿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但大抵算是民國文人了。此文自誕生至今已逾八十年，然大家名篇，歷久彌新，文中所述之種種情狀觀點並不因時代的迭嬗而失其意義，現今讀之，依然有金聲玉振、醍醐灌頂之感。
先生此文的要義自然是闡述文人做文與做人的關係，且推重做人先於做文——這一點似乎早有公論，「文如其人」之說便是這個道理，雖然未必全然準確，但大抵是不錯的。當然，做好了人未必便做得了好文，不過若想寫出文質兼美的作品來，恐怕還是要先解決好做人的問題的。尤其是當下社會，人際世情之複雜已遠非民國時期可比，文人如何做人就愈發顯得重要和艱難了。好在有先生此文可資可鑑，細推之下，還是不難找到相應參照的。
正所謂「大道至簡」，先生此文不但文辭淺易平近，其所蘊含的道理也並不晦澀難懂。概而言之，便是文人做人要貼近生活，保持本真箇性，既不可自甘卑下又不可自高自大。自甘卑下者往往會失其風骨，淪為先生筆下的「文妓」之流；自高自大者則易於脫離生活，失之於狹隘自負與淺薄。
好在中國文人向來就有「醉眼傲王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光榮傳統，甘為「文妓」者自古寥寥。倒是因為自得於「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捧贊，很多人極易犯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毛病。先生在文中對此類文人分別以兩種名號冠之，一曰「名士派」，一曰「唯美派」。名士派自傲到睥睨眾生，唯美派清高到不食人間煙火，兩種人古已有之，於今尤盛。
先說一下今之所謂名士派。
如一類所謂的文人，原本粗通文墨，文筆平庸，不思在作品上下大功夫，卻偏於人設方面極盡驚世駭俗之能事，其故作放蕩不羈、疏狂輕慢狀，儼然一副「竹林七賢」投胎轉世的樣子。此類人物與書畫界那種信手塗鴉、鼻孔朝天且故作放浪形態的「名家大師」們一樣招搖於江湖，頗有「並美之妙」。其作品不忍卒觀，其尊容更令人生厭。先生說：「況且在真名士，一身瀟灑不羈，開口罵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諒，雖然我認為真可不必。而在無才的文人，學上這種惡習，只令人作嘔。」誠哉斯言！
在做人與做文方面，先生及同時代的胡適、魯迅等大師們早已為士子文人樹立了很好的典範。
比之當時大多數文人，他們可說是名動天下的真名士了，文章寫得好固然舉世公認，做人方面亦是可圈可點，全無半點浮誇張狂之氣。譬如先生本人，雖然外表看起來頗有幾分隨性和狡黠，實則「生性憨直，渾樸天真」（郁達夫語），可謂謙謙君子，近之可親的。這一個「渾樸天真」便是先生做人的底色了。文如其人，先生的文章也正如其人品一樣亦莊亦諧，於揮灑靈動之中不失正大端方的赤子本性和人間煙火氣息，讀之如沐春風，如飲醇醪，意蘊悠長，欲罷不能。至於其與魯迅先生由交好到交惡，箇中緣由多有相互誤解和創作觀點之不同引起，本質上並未失君子之爭。
由先生之為人為文可知，做人不可失了根本和淳真，腳踏實地，方可立身成人，立言成文。若是自恃讀了幾本書，寫了幾篇文章，便覺得多麼了不起，一副蒼茫天下、唯我獨尊的樣子，那恰是失了做人的先機，反將自己置於眾生之下了，畢竟老百姓大都知道「低頭的稻穗，昂頭的稗子」的道理，並不好忽悠的。
實際上名士之風也並非全然不好，若純屬天性使然，非要疏狂一些倒還罷了，前提是必要有拿得出手的好東西來墊底兒。萬不可「名過其實」，捨本逐末地追求表面的「名士之風」，使人想起你來只記得一副精神錯亂的樣子，全然不知道你有什麼可賞可鑑的作品，那豈不要落得一個「東施效顰」的尷尬了。況且，即便真名士如「竹林七賢」們，阮籍嵇康之外，似乎也多是些名過其實的人物，消極避世、湎於玄談，在詩文的真章上是遠遠不及親近黎庶、抱朴守靜的李杜韓柳歐蘇等人的。
再談一下今之所謂唯美派。
先生說：「不管你存意為人生不為人生，藝術總是跳不出人生的。文學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為題材。」這就點明了文學的生命之源——生活，也即是我們常說的「藝術來源於生活」的道理。所謂「唯美主義」也只是對生活進行更為特別的加工，使其看起來尤覺精緻華美一些罷了，本質上並不失生活的底色和味道。
然而有些為文者，卻將這種唯美主義推置於脫離生活的地步，別人的「俗文」他自然是看不上眼的，其本人更不願接觸「俗不可耐」的生活和人事，只願慵居於自己營造的精神金絲籠里享受自我雕琢、閉門造車的快感。結果寫出來的文章通篇是冰冷的高傲和乏味的精緻，既欠缺人性的溫度，又無生活的厚度和廣度，唯有自己狹隘的「小肚」。除了引經據典、尋章摘句地撿拾古人牙慧之外，只剩下些許孤芳自賞、顧影自憐的小情緒，鮮有能打動人心、引起讀者共鳴的地方。如此，自然讀者寥寥，他卻並不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一味抱怨讀者們欣賞素質低下，「不解風情」，自己真真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了。
其實，他本也清楚，文章拿出來發表，便是要給讀者看的，並且很有想獲得讚美和肯定的意思。既然如此，又怎能一味地自矜自嗨而不顧及讀者的感受和應有的社會擔當呢？先賢們不是早就說過「文章合為時而著」、「文以載道」的嗎？
所謂唯美派的另一特點就是動輒把一個「純文學」的偽命題掛在嘴上，恥言人間煙火。仿佛「純文學」只能是他們這類「高雅之士」的精神樂園，是正統中之正統，不可沾染上些許民間地氣兒，一旦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的家長里短、喜怒哀樂，就會大失品格，降了檔次一樣。
這是何等可笑的謬論，照此所言，很多老百姓喜愛的千古名詩、經典名著都算不得純文學了。且不說婦孺皆知的《靜夜思》、《憫農》以及《觀刈麥》等，也不說通篇市井小民、綠林草莽的《水滸傳》，即便是被大家奉為名著圭臬的《紅樓夢》，那裡面也是瀰漫了不少煙火之氣的，尤其還着力刻畫了一個形象極為鮮明的「下里巴人」劉姥姥，其他諸如焦大、倪二、小紅、板兒、傻大姐等等不勝枚舉。我很難想象，如果把這些所謂「俗不可耐」的小人物抽掉，是否還能成就《紅樓夢》今天殿堂級經典的地位。如果不否認《紅樓夢》的偉大，那就還應該清楚曹雪芹之所以能夠寫出這部中國文學史上的扛鼎之作，並不全然因了他的絕世才華，更與他遭遇家變之後淪落民間的生活經歷有關，正是這種「茅椽蓬牖，瓦灶繩床」、「舉家食粥酒常賒」的下層社會生活，才造就了一個滿腔沉鬱孤憤、潛能爆發的文學巨匠。
再比如被梁啓超稱為「真金美玉，字字可信」的五經之一《詩經》，裡面的精華部分大多是從一身汗臭味的老百姓嘴裡摳出來的，所謂「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是也。而與《詩經》同時代雙峰並立的古希臘偉大的《荷馬史詩》，則乾脆就是由一個失明的民間說唱藝人整理而成。照唯美派的說法，這些都是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其他還有柳三變之詞，湯顯祖之曲，蘭陵笑笑生之《金瓶梅》，在當時可都是些流行於市井勾欄的「俗物」，難道今天把它們奉為經典都是錯的？真不知唯美派心目中所謂的「純文學」該是多麼的驚世駭俗。
由此可見，再高雅的藝術作品也是從生活的煙火氣之中薰陶和提煉出來的，脫離了生活，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杜子美若是沒有顛沛流離的生活遭際，便不會成為享譽千秋的一代詩聖；蘇東坡若只是一個沉湎於唱和應酬而不知民間疾苦的時尚雅士，即便是死了十個老婆也很難寫出「十年生死兩茫茫」這樣悲愴沉鬱的不朽之作；路遙若只是耽於閉門窮經而沒有深入煤礦的生活體驗，就不可能誕生偉大的《平凡的世界》······
只有具備了扎紮實實的生活基礎和做人的底蘊，才華的發揮才會更具廣闊的空間和現實意義，無論創作什麼樣的作品：或風花雪月，或悲歡離合；或才子佳人，或村哥里婦；或大漠孤煙，或小橋流水；或花鳥蟲魚，或山石樹木；或針砭時弊，或歌功頌德；或慷慨激昂，或淺吟低唱······都會因為蘊涵了豐盈可貴的人生情懷和人性溫度而深入人心，打動讀者。其實，不管「名士派」也好，「唯美派」也罷，倘若都能成為這樣的「實力派」，那不單單是文壇的盛事，更是我們這些讀者的幸事了。
說到底，文人也是普通人，既不必自卑於達官顯貴，也不要自高於販夫走卒，大家都是靠人品和才能立身處世，少了品性和質量的保證，小販的東西固然銷路不好，而你的文章也同樣少人問津。本來就是以大地五穀為生，吃喝拉撒度日，卻偏要做出一副高高在上、不齒人間煙火的樣子，豈不是自斷其根，自絕其源？
若以物喻之，做人和做文的關係恰如根莖和枝葉的關係，根莖深扎於土地，枝葉才會茂盛，無論怎樣地旁逸斜出、虬枝盤曲，總是生機勃勃的多姿之美——這也許就是藝術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最好詮釋吧。
真正的高貴，從來就是根植於平凡生活之中的，決然非他。 [1]
作者簡介
翟明輝，河南書生，自由寫作者，職業美術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