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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刈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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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觀刈麥》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觀刈麥》[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觀刈麥》是白居易任周至縣縣尉時有感於當地人民勞動艱苦、生活貧困所寫的一首詩，作品對造成人民貧困之源的繁重租稅提出指責．對於自己無功無德又不勞動卻能豐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現了一個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義精神。這首詩作於唐憲宗元和二年(807)，詩人三十六歲。周至縣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縣尉在縣裡主管緝捕盜賊、徵收捐稅等事。正因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對勞動人民在這方面所受的災難也知道得最清楚：詩人想到自己四體不勤卻飽食祿米，內心十分慚愧。於是直抒其事，表達了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詩分四層，第一層四句，交代時間及其環境氣氛。"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說的事情就發生"人倍忙"的五月。這兩句總領全篇，而且一開頭就流露出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一派豐收景象，大畫面是讓人喜悅的。可是誰又能想到在這豐收景象下農民的悲哀呢?
作品的題目叫《觀刈麥》，而畫面上實際出現的，除了刈麥者之外，卻還有一個拾麥者，而且作者的關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後者身上。他們二者目前的貧富苦樂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們的命運卻有着緊密的聯繫。今日淒涼可憐的拾麥穗者是昨日辛勞忙碌的刈麥者；又安知今日辛勞忙碌的刈麥者明日不淪落成淒涼可憐的拾麥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稅在，勞動人民就永遠擺脫不了破產的命運。作者在這裡對當時害民的賦稅制度提出了尖銳批評，對勞動人民所蒙受的苦難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進而把自己擺進去，覺得自己和勞動人民的差別太大了，自己問心有愧。這時的白居易的詩歌確實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情緒，呼出了勞動人民的聲音。
這首詩寫作上的基本特點是不帶任何誇張地、如實地描寫現實生活場景。他選取了舉家忙碌和淒涼拾穗這兩個鏡頭，使之構成強烈對比。前者雖然苦、雖然累，但他們暫時還是有希望的，至於後者，則完全是斷梗浮萍，朝不保夕了。兩個鏡頭所表現的場面、氣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詩人由農民生活的痛苦聯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適，感到慚愧，內心裡久久不能平靜。這段抒情文字是全詩的精華所在。它是作者觸景生情的產物，表現了詩人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寫諷諭詩，目的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在這首詩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農民和作為朝廷官員的自己作鮮明對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謂用心良苦。
詩詞正文
| “ | <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
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 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5] > |
” |
| — <《觀刈麥》>，<古詩文網> | ||
譯文
農家很少有空閒的月份，五月到來人們更加繁忙。夜裡颳起了南風，覆蓋田壟的小麥已成熟發黃。
婦女們擔着竹籃盛的飯食，兒童手提壺裝的水，相互跟隨着到田間送飯，收割小麥的男子都在南岡。
他們雙腳受地面的熱氣熏蒸，脊樑上烤曬着炎熱的陽光。精疲力竭仿佛不知道天氣炎熱，只是珍惜夏日天長。
又見一位貧苦婦女，抱着孩兒站在割麥者身旁，右手拿着撿的麥穗，左臂掛着一個破筐。
聽她望着別人說話，聽到的人都為她感到悲傷。因為繳租納稅，家裡的田地都已賣光，只好拾些麥穗充填飢腸。
現在我有什麼功勞德行，卻不用從事農耕蠶桑。一年領取薪俸三百石米，到了年底還有餘糧。想到這些暗自慚愧，整日整夜念念不忘。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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