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玉源太郎
儿玉源太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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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玉源太郎（1852年4月14日－1906年7月23日），正二位勲一等功一级子爵（追封伯爵），长州藩的支藩——德山藩出身（今山口县周南市），台湾日治时期第4任总督（1898-1906）。儿玉在总督任内，也在中央身兼数职（兼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军务大臣、文部大臣等职位），更领兵参与日俄战争，因此在台湾的时间很短。实际在台湾负责政务的人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被称为“儿玉、后藤时代”。
目录
介绍
1903年（明治36年），儿玉中将后继田村怡与造为陆军参谋次长（参谋总长为大山岩），日俄战争中儿玉源太郎升为大将调为满州军总参谋长，在203高地争夺战中支援乃木希典大将为战场总指挥。
1906年（明治39年），儿玉源太郎奉调回国，任命其任职中国东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上任之后，儿玉源太郎制定了在中国东北吸引移民50万的开发计画，以日本化东三省来回应沙俄对此地的竞争企图。不过才刚任职仅10天后，即在家因脑溢血逝世。
生平
1852年4月14日，儿玉源太郎出生于日本周防国德山藩（今山口县），是武士儿玉半九郎长子，幼名百合若，后称健。9岁时，父亲为藩内守旧派暗杀，姐夫继承了家业，后来他在革新派的支持下才继承家名。
1868年，儿玉源太郎初次上阵，是参加戊辰战争，后任兵部省御雇。大阪兵学寮（陆士前身）毕业。
1871年4月15日，初任陆军准少尉，佐贺之乱时他作为大阪镇台大尉副官从军，在战场上负伤，神风连之乱时，他是熊本镇台的副参谋长，以手腕高超著称。
1877年，适逢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带了三万五千人包围了熊本城，儿玉源太郎镇守熊本城，眼看著就守不住城了，守军中有人想起来当年从法国买了两门炮，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时候架起炮来照著说明书开了一炮。炮弹虽然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攻城的敌兵真正被吓跑了，不管指挥官怎么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儿玉高兴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马鹿野郎地跑了。”
儿玉源太郎在西南战争一战成名后，历任近卫参谋副长、步兵第2联队长兼佐仓营所司令官、参谋本部管东局长。在他曾陪同陆军大臣大山岩到欧洲进行军事视察后，日本陆军的学习对象由法国改为德国，被任命为陆军次官、参谋本部第一局长兼陆军大学校干事、监军部参谋长兼陆军大学校校长，协助德国教官梅克尔少校训练军队。
1889年8月24日，儿玉源太郎晋升陆军少将，任监军部参谋长。改任陆军次官兼军务局长兼陆军省法官部长。
甲午战争开始后，任大本营留守参谋长兼临时检疫部长，被称为“日清战争的萧何”。日军攻陷平壤和黄海海战后，由于掌握制海权后，立即组编陆军第二军。由于陆军大臣大山岩出任第二军司令官，他于是成为实际上的陆军大臣，从兵力部署到物资辎重，无一不躬行实践。1895年8月20日，日本明治天皇赐其金鵄勋章及旭日重光章，并授予男爵爵位。后擢任第3师团长、内务大臣。1898年2月26日，兼任台湾总督；1906年4月11日，由佐久间左马太接任台湾总督。
1906年7月23日，脑溢血病逝，享年55岁。儿玉源太郎病逝后葬于东京都府中市的多磨灵园。
担任台湾总督期间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让于日本。当时日本为了迅速平定台湾，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法。但前三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没能控制住台湾；在乃木看来，台湾对日本而言是得不偿失，军费开支每年高达700万日元，日本还得从中国的赔款中拿出1200万对台湾进行军费补助。庞大的经费开支使日本不但没有从台湾割让中得到实际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乃木希典萌生出卖台湾的构想，他的比喻是，“日本就像乞丐，台湾就像马。乞丐乞讨到一匹马，要骑没办法，还会被马踹一脚。”并说动了当时的首相松方正义。经过一系列幕后活动，初步决定以1500万法郎（一说一亿日元）把台湾卖给法国。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为日本首相，乃木希典正式在军政会议上提出了《台湾卖却论》，要把台湾卖给法国甚至清帝国，获得日本外务省的支持。儿玉源太郎起立发言反对说：“我认为，台湾系日本南部的屏障，军事价值甚大，不能卖给法国。当初为了得到台湾，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死了那么多的人。若将台湾卖给他国，长远看来并不划算。至于乃木总督提到台湾不好治理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台湾不好治理，而是我们管理台湾的官员无能，如果首相觉得政府中找不到能治理台湾的总督，我愿前往。”反讽了乃木希典，伊藤当下决定由儿玉源太郎接任台湾总督。
对此，到任后的儿玉致力于振肃官纪、刷新吏风，在他的行政整理下淘汰大量官吏，当时上自敕任官、下至判任官或特约人员，共达1080被淘汰。
对中国革命党的支持
- 1897年11月上旬，陈少白在日治台湾台北创立兴中会台湾分会，会员有杨心如、吴文秀、赵满期、容祺年、庄某等五、六人，并逐渐打开局面。陈少白并多次至台湾指导兴中会台湾分会会务，并先后获取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的支持与援助。[1]1900年，孙中山计划在惠州起义，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赞同孙中山的计画，计画支援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命令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协助在台北的孙中山，儿玉提供武器、日本政府名下台湾银行在厦门分行的金库的三百万两银子，让孙中山做起义的经费，等孙中山一攻惠州，儿玉就攻打厦门，日孙一起，上下夹击。[2]后因日本内阁改组，新内阁不愿意援助中国革命，首相伊藤博文怕惊动英美而叫停，惠州起义遂告失败，郑士良逃亡，日本人山田良政与多位兴中会会员惨遭满清杀害。孙中山于11月10日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同行乘“横滨丸”自基隆航往日本。
- 清末革命人士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有他于1901年与儿玉总督的对话，儿玉总督说“...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极恶之消息报君...”容闳闻而大异，急欲知所谓恶消息者究为何事。儿玉曰：“中国闽浙总督方有公文来，嘱予留意，谓君设来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闳答称：“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以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儿玉总督闻言庄重对曰：“容先生幸勿以予为中国之警吏，君今请安居于此，慎无过虑，与绝不能听君往中国就戮也。”并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台湾在予治权之下，予必极力保护，当派兵为君防卫，不致有意外之变。”隔日果有护兵四人，夜间在容闳寓所四围巡逻，日间逢其外出无论何时，此四兵必随行，二居前，二居后，加意防护。容闳自述“予居台湾数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闳认为此次与日本台湾总督之谈话，实为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之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