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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義考》[1]，原名《經義存亡考》，中國經學文獻的專科目錄。由清代朱彝尊所撰、盧見曾所編。於1695年至1699年間成書，1705年開始發行。
朱彝尊考證歷代經籍存佚著《經義考》。清代初年，隨著學風逐漸由空返實，學者不約而同倡導經學，注重考據，朱彝尊也詳考歷代經籍存佚情形，撰三百卷。
《經義考》是朱彝尊辭官之後，仿马端临《文獻通考·经籍考》体例的作品[2]，統考歷代之見解來整理古今經學文獻，著录了自先秦迄至清初八千四百多种的经学著述。
朱彝尊生前仅刊行了一百六十七卷，乾隆十八年（1753年），盧見曾在寓居淮南的朱彝尊之孫朱稻孫處見到《經義考》未刻之原稿，決定捐資補纂，增加“凡例”。乾隆十九年（1754年）夏，由祁門馬曰琯、馬曰璐兄弟主事補刻《经义考》一百三十卷，前後合計二百九十七卷，再加上卷二百八十六《宣讲》《立学》、卷二百九十九〈家學〉、卷三百〈自序〉三卷，全書共有三百卷，最後改名為《經義考》，分“存”、“佚”、“阙”、“未见”四门。
清代翁方綱依據《經義考》撰有《經義考補正》[3]12卷，羅振玉有《經義考目錄附校記》9卷，此外，沈廷芳則撰有《續經義考》。章學誠打算續寫《經義考》，後得河南巡抚畢沅的協助開始编纂《史籍考》，惜咸豐年間書稿毀於戰火。
作品簡介
《經義考》把經學文獻分類為：《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通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群經、四書、逸經、毖緯、擬經、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通說等凡二十六類，末附家学、自序两篇。所收錄的經書都列出撰人姓名、書名、卷（篇）數，並且註明存、闕、佚、未見和偽書，另有《尚书》之《洪范五行传》、《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是原属某经又自成卷帙的经籍。最後的是“按語”，是朱尊自己的考訂。《四库全书总目》评“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獄”的背景下親自組織的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1772年開始，經十年編成。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該書共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編纂過程毀書則更多。
“四庫”之名，是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說”，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閱。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著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彙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徵集圖書。徵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結束，歷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4]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御定佩文韻府》[5] 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
『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採進者或藏書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徵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徵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
後世評價及影嚮
朱彝尊《經義考》三百卷，通考歷代經義，集經學目錄之大成。關於該書問世原因，一種觀點認為，該書是朱氏晚年“著書自娛”的產物。持這種觀點的有陳廷敬、田鳳臺等。另一種觀點認為，該書系朱氏懼經學遺編之放失而作。持此說者有朱稻孫、周中孚、翁衍相等。以上兩種觀點，實際上均源於朱氏本人（見其《寄禮部韓尚書書》，參下文所引），而未免過於簡單。如果把《經義考》放在中國學術史的視野中加以考察，那麼，該書之問世，既是經學、目錄學發展的結果，也是清初徵實學風影響下的產物，同時還與朱彝尊生平經歷密切相關，是其一生治學心血的結晶。現對這幾個方面的原因，加以論析。[6]
經學發展的結果
在中國傳統學術結構中，儒學居主流地位，經學則是儒學的中心。以《易》、《書》、《詩》、《禮》、《春秋》等經典為論述核心的經解著作，汗牛充棟，既是中國學術及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學和社會制度等的基本典籍。
兩漢經師解經，或以口說，或以章句，而以名物訓詁為主。又爭立博士，群趨祿利之途，特重師法、家法。漢末，鄭玄兼綜今古，遍注群經，集兩漢經學之大成。魏代王肅亦遍解群經，與鄭氏爭勝。至南北朝時，則演為南學、北學，遞有新解。箋注義疏等經解形式，漸次完備。至唐，出現了諸經義疏的結撰之作，即孔穎達等奉詔修撰並頒為範式的《五經正義》。所採傳注，俱為名家之選。“孔穎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
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 《崇文總目》卷一《毛詩正義》提要雲：“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禮記正義》提要：“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硏莫盡。” 可見學林之推重。其後賈公彥又採鄭注，成《周禮注疏》、《儀禮注疏》，雖繼踵前業，以補未備，而其總結前代注疏之用心，與孔氏相同。蓋由魏至隋，“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或焚燼於周師，或漂沒於底柱，文化典籍，毀滅無算。《正義》、《注疏》之撰，對前代傳注之保存，無疑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孔、賈等在撰述時，奉行“疏不破注”的原則，對前人注疏不敢議論其非，嚴重束縛了學術思想的發展。陳寅恪指出：
唐太宗崇尚儒學，以統治華夏，然其所謂儒學，亦不過承繼南北朝以來正義義疏繁瑣之章句學耳。又高宗、武則天以後，偏重進士詞科之選，明經一目僅為中材以下進取之途徑，蓋其所謂明經者，止限於記誦章句，絕無意義之發明。
士子關注重心，不在發明經義，那些未經採錄之注疏，則有遞將泯滅之危險。是以考求散逸及刊落之古注義疏，即成為後世儒家之新責任。如就《易》而論，王註既用，漢《易》遂微。李鼎祚《周易集解》能採子夏以降三十五家之說，故被推為“可寶之古笈”。
宋明理學興盛，表彰《四書》，雖然也出現了三部《大全》，引領士林學風，但是，對經義的解釋既然定於一尊，學者的創造性自然受到抑制。《大全》之內容，重在摘引理學諸儒之註釋，對古注義疏則不復措意。其書之編撰，以抄撮為主。朱彝尊對此，曾予詳考，結論道：“所謂《大全》，乃至不全之書也。” 抄撮之外，又有割裂之弊。顧炎武曾有考辨，痛陳其書“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經學之廢，實自此始”。至謂“八股行而古學廢，《大全》出而經說亡”。既廢古學，遑論對前此經義之總結。四庫館臣至欲“覆瓿置之”，以譏其陋。然而兩宋及有明卻是經學著述最豐贍之時期，就經學發展理路而言，勢必要出現能考求歷代經義的結撰之作。清朝定鼎之後，用以安撫、牢籠士子的手段，依然採用尊崇程朱理學的方式；表現在經典整理上，則出現了數部名為“御纂”、“敕撰”之書。但從其編撰及影響上看，也不過是《大全》之緒餘，難稱總結之作。
目錄學發展的結果
作為對某一時期文化典籍的著錄與反映，中國目錄之見重，不僅在甲乙部次，編類群籍；而尤在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反映學術發展之概貌與趨勢。章學誠、朱一新、汪辟疆、余嘉錫等，對此均有論述。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即反映了先秦至漢以來的學術流別，奠定了後世目錄的基本體制。劉氏父子藉此構建起郡縣制帝國的新王官之學，並使經學居於中國學術體系的核心地位。
經學目錄專錄經學著作的性質，決定其最適宜於反映經學源流。但是，自漢迄明末，並沒有一部真正能反映經學發展的學科目錄的出現。有限的幾部，也各有其不足。如鄭玄《三禮目錄》，雖有首創之功，但畢竟以三種禮書為主，不及他經；或僅被視為“一書之目錄”。下及明代，朱睦㮮《授經圖義例》[7]之著述重心，在授經源流之圖，後附僅為簡目。其《經序錄》一書，又重在簡目下輯錄之序文。姚名達謂此二書“非純粹目錄體裁”，不無道理。
綜上可知，由漢至清初，長達一千八百年左右，竟然沒有出現一部能夠反映經學源流的學科目錄。雖然目錄學對於學術的反映，常常有滯後的現象，但是相對於史學目錄與文學目錄而言，經學目錄的稀少和粗疏仍然令人詫異。汪辟疆認為：“目錄學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書，而非疏通致遠之儒，不足以膺此大業，宜乎曠百世而一遇也。”不得其人，或即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說，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反映了經學時代來臨之時及其前的學術源流，那麼，在經學時代開始之後並經過漫長的發展，出現一部能夠反映經學發展脈絡的學科目錄，無疑是符合目錄學發展內在理路的。
清初學風影響
清初學風，崇尚篤實。溯其緣由，大端有二。
一為宋明理學內部實學傾向之發展。程朱理學一派，欲闢佛老，乃回歸元典，重新闡釋，思以有所樹立；而考求經典之本來面貌，徑求大義，無疑最為佳徑。故自宋以降，疑經辨偽者，所在多有。這一辨偽求真的徵實路向，經由清初顧炎武、閻若璩等人之努力，在經學、小學等方面得以光大。陸王心學一派，至晚明時，其內部亦有走向徵實之動向，舍空談而趨實踐。如顧憲成、劉宗周等，均有糾偏之舉；清初黃宗羲光大其學，在史學上開浙東一派。對於理學內部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變，即轉入考證學的過程，余英時標出“內在理路”之說，加以闡釋。
二為對明朝覆亡之反思。滿清以關外異族，入主中原，給當時讀書人以莫大刺激；而反思亡國之由，則歸因於王學末流空疏學風之弊。這一點，尤以易代之際的遺民學者言之最切。顧炎武謂當時士人惟知“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朱彝尊也指出其時“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至清中葉，政局穩定，學者心氣，較為平和，然對王學末流，批評頗多。如全祖望雲：“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極弊，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 民初梁啟超總結清初學風時說：
『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弊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係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若璩辨偽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
韋政通以晚明以降為儒學復興之第三階段。這一階段有兩個重點，第一是重視經驗知識，以後發展為典籍與文獻之考證；第二是經世思想。對於第一點，韋氏認為是“乘王學末流之弊而起，由思想的內在理路轉出”。通過以上討論，可知朱彝尊《經義考》之撰，正合斯旨。
作者經歷及治學旨趣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三《寄禮部韓尚書書》有云：
彝尊……『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仿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近又輯《明詩綜》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雖草創而未成也。所撰詩古文義，取辭足以達，未嘗有模範於胸中而後下筆，聊以自娛而已。……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一遇賞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賴矣。』
這篇書信，為朱氏罷官、亡子之後所寫。朱氏一生，顛沛流離，頗多磨難：青年受業，不務時藝；中年落魄，奔走江湖；晚年入仕，兩度罷官；暮年歸隱，用心著述。從早歲抗清之志士，到寄人籬下之幕客；從欲有所為之官僚，到失意而歸之老儒，可以說，這篇書信，顯示的是經歷了失意歸隱及喪子之痛的蒼涼心境。“孤生之竹”、“半死之桐”，斯喻何其沉痛與淒涼。細繹其文，則“聊以自娛”之說，實針對所撰“詩古文義”而言，當是自陳心蹟的謙遜之辭。同樣，所謂仿《經籍考》體例而作《經義考》之說，也是朱氏謙辭，並非的據。
朱彝尊撰《經義考》，在上述表徵之外，還應歸因於他對六經的醉心與尊崇。在朱彝尊看來，六經為聖人載道之具及遺澤所在，因此，他寧願做一個躬耕墓田而能讀聖人之書的林戶。他讚歎道：“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 又自陳雲：“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遽定其有。”一切以六經為依歸，因而極力主張在《明史》中設《儒林傳》，以涵包《道學傳》：
『……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儒林外史)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為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
除論史外，復以論文：“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偽而歸於有用。” “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 朱氏以六經為文章之源，並以此為標準，評論歷代創作，指導作文之法。可以推論的是，在宗社傾覆、抗清無望的情況下，搜輯遺逸，網羅放失，撰成集歷代經義之大成的著作，不失為一種有所擔當的明智選擇。朝代可以更迭，聖人之道、六經之教，絕不可廢，當是朱氏堅守不渝的信念。
此外，朱彝尊本人之治學旨趣，既崇六經，又尚博學，而且交遊極廣，聚書能達八萬卷之巨，客觀上為《經義考》的編撰提供了必要的文獻條件。
綜上所論，可知《經義考》得以問世，並非僅僅是朱彝尊“緝學著述自娛”或懼“先儒遺編失傳”的產物，實為經學、目錄學、清初學風、朱氏經歷及其治學旨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學術結晶。
（以上文字，採自南京大學張宗友《朱彝尊〈經義考〉問世原因析論》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