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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空法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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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尘空法师 别名；王宗禹 出生地；湖北省荆门县拾桥镇 出生日期；1908年 |
尘空法师是近代湖北的高僧，他是湖北省荆门县拾桥镇人，俗家姓王，名宗禹，出家后法名尘空，字演林，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出生。他家住拾桥镇唐坡村，世代以务农为业，以家庭贫穷之故，幼年间断断续的读过几年村塾。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尘空十一岁时，为父母送到当阳县玉泉三的玉泉寺，依福惠和尚剃度出家。[1]
目录
玉泉寺
玉泉寺是历史名刹，相传三国时代，有一位普净和尚行脚至玉泉山，结茅为庵，坐禅修道，后人称之为普净庵。隋文帝开皇年间，晋王杨广在普净庵的旧址上，为智者大师建寺，名为玉泉寺。唐代武则天朝，北宗禅神秀大师曾驻锡于此，传授禅法。宋、明两朝曾予以扩建，当时的规模，志书上称有 ∶"为楼者九，为殿者十八，三千七百僧舍。"最盛时常住僧侣千馀人，为荆楚丛林之冠。
生平
幼年
尘空在玉泉寺做小沙弥，他的师父福惠和尚慈悲，送他到学塾读书。在塾中读四书五经，受儒家传统教育。在学八年，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尘空已十八岁，福慧和尚明他到沙市章华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回到玉泉寺，研究经教，并时常到宜昌地区各寺院参访，如是者数年。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负笈湖北武昌，入武昌佛学院研究部受学。
民国十九年
(一九三○年)武院研究部并入北平(北京)的柏林教理院，尘空到北平(北京)继续受学。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华北经济受到打击，柏林教理院亦因经费困难，无以为继，翌年学生乃提前毕业，学院宣告停办。尘空与同学苇舫等，随着在柏林教理院任教的法舫法师，于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回到武昌，在武昌佛学院的旧址上，成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
是年九月，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法舫法师主持馆务，馆中设研究部，尘空、谈玄、苇舫、本光等是最早的一批研究员。
民国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年)，尘空应河南开封铁塔寺住持净严法师之邀，到河南开封的"河南佛学院"任教。一年后又回到武院，参与《海潮音》的编辑工作。到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夏天，太虚大师命他到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协助法尊法师处理教理院院务;是年年底，法尊法师自藏文译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脱稿，命尘空携书稿到武昌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办理出版及预约流通事宜。尘空在武昌忙碌了半年，出版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以校订《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因缘，受到《广论》的影响，对于密宗修持十分向往。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他摆脱杂务，到五台山广济茅篷，依能海大师修学密宗。
民国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年)正月，他的师父福惠老和尚病危，尘空匆匆 赶回玉泉寺探视，侍奉汤药，以尽孝思。福惠老和尚示寂，尘空料理后事，克尽孝道。未几，日寇侵华军兴，尘空到了四川重庆，参加了重庆的"僧侣救护队"，抢救日寇军机轰炸时受伤的军民，支援抗战。
民国二十八年
(一九三九年)元月，太虚大师有云南之行，召尘空随侍。二月中旬，尘空随太虚大师到昆明，驻锡翠湖的云南省佛教会。是时太虚大师呈文军政、内政两部，呼吁保护全国寺庙财产，命尘空起草，大师审阅后寄发。五月，西康省康定县桑扎寺的"五明学院"开学，邀请太虚大使莅临，大师命尘空代表参加。是时，重庆连续遭日寇军机"疲劳轰炸"，空袭昼夜不停，《海潮音》杂志无法按期出版。太虚大师命将《海潮音》杂志迁移到昆明出版，交由尘空负责编辑及印法事宜。
是年五月底，云南省佛教会召开第四届会员大会，并改选理监事。太虚大师当选为理事，并被理事会推举为理事长，尘空亦当选监事。这以后，尘空就在太虚大师身边，协助处理省佛教会会务，筹组"云南僧伽救护队"、筹备"慈济医院";是年年底，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访问东南亚及印度、锡兰诸国，尘空仍留在昆明。
民国三十一年
(一九四二年)春，尘空应云南大理、风仪两县佛教会之请，去主持观音法会;继而又应保山县佛教会之请，去主持了规模盛大的龙华会。之后由保山赴缅甸，到仰光朝礼大金塔，是年五月返回昆明。这时接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的信函，约他去担任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并告以此事已获太虚大师应允。尘空法师摒挡成行，六月抵重庆。
他在汉藏教理院，于任事授课之馀，编纂《缟云山志》一书，并撰写出了一份《整理当阳玉泉寺计画书》。后来经太虚大师及戴传贤、李子宽二居士审阅认可，尘空法师准备以此作为将来重兴天台祖庭的蓝本。
民国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侵华战败，无条件投降。翌年初春，尘空法师离开了汉藏教理院，回到他出家祖庭的当阳玉泉寺。他曾于寺内当家师及八堂首座共议，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整理玉泉寺，以光大祖庭道风。无奈与会者各持己见，尘空所拟出的《整理玉泉寺计画书》，无形中为众人搁置下来。他在玉泉寺住了一阵子，见事无可为，乃返回武昌佛学院，是时太虚大师尚在重庆，函嘱尘空即到南京，去接管莫愁路的普照寺，并主编《海潮音》月刊。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太虚大师复员抵达南京，驻锡毗卢寺，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在毗卢寺办公，并命尘空担任整理委员会秘书，及协助接收汪伪政府时代的南京佛教会。
民国三十六年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为震华法师封龛说法时，中风旧疾复发。尘空法师闻讯，惊震不已，星夜赶赴上海侍疾。大师延至十七日下午示寂，四众弟子组织治丧会，尘空与大醒同为治丧处文书组成员，料理丧事。治丧事宜完毕后回到南京，尘空法师撰写了〈虚大师病室日记〉，以及〈恸失导师〉、〈太虚大师行略〉，〈奉骨入仙记〉等文章，发表在《海潮音》月刊上;是年五月，中国佛教会召开胜利后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尘空法师出席参加，当选为中佛会驻京常务监事。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他在南京辞去一切职务，到普陀山双泉庵闭关，希望在修持上有所进益。
当时在普陀山闭关的，除了他外，还有在百子堂闭关的寿冶老和尚，在妙峰庵闭关的妙善法师，山上僧侣称他们三位是"西方三圣"。
民国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年)春天，又增加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德源老和尚，他在梅福庵闭关。到是年夏天，这时内战战局恶化，解放军队渡过长江，南京解放，"围攻"上海--这就是所谓"上海保卫战"。这一来，普陀山上人心惶惶，都想逃到别处去。特别是在梅福庵闭关的德源老和尚，他是在北京"局部和谈"以后，才离开北京，间关南下，到世外桃源的普陀山。他知道来日不好过，在关中听说上海即将解放，他首先"破关而出"，把另外几位闭关的法师都给"闹"了出来。
寿冶老和尚觉得普陀山待不下去了，他带着两名弟子到定海沈家门等船，想往福建去。这时山上有几位年轻出家人，在茫然无所适从的情形下，也跟着寿冶老和尚一起走。后来到台湾弘扬净土法门打佛七的煮云法师，当时也是跟着寿冶老和尚同行的一个。他们在沈家门等了几天，没有等到船，这时双泉庵的住持由上海回来，到了沈家门，劝他们重回普陀山，并且说"保证无事"，因此，有些人就又回普陀山。寿冶老和尚后来乘船到了厦门，继而转赴越南弘化。
尘空法师没有走，他仍留在普陀山。他对妙善和尚说∶"你和我本无家产，两袖清风，没有甚么可牵挂的，就是解放了，也要搞佛教，不如就在此地弘法，比在外面实际。一个出家人，并不需要锦绣前程。"于是，他和妙善等仍留在山上。当年舟山群岛解放，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定海县成立人民政府，普陀山隶属定海，尘空在普陀山协助地方人民政府，给当地僧尼分发救济粮，并带领山上前后寺的僧侣，开荒种植，农禅并重，希望做到自给自足，于是全山僧侣推他为普陀山全力方丈。
一九五0年
在一九五○年代，普陀山普济寺传戒，由他担任戒坛得戒和尚。一九五二年，当选为普陀乡人民代表、定海县人民代表，一九五三年受邀出席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当选浙江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以后连任三届。一九五七年奉调出任西湖灵隐寺住持，普陀山全山两百五十多名僧侣，上书挽留他，当然没有留下来。尘空到杭州，并当选杭州佛教协会副会长;是年到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全国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以后连任三届。
尘空法师到了灵隐寺后，由于他是一个学者，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不善协调人际关系。此时政策下令把全寺僧人的财务，都集中给住持管理，以致一些怕丢掉财物的人暗中和他作对，同时也有社会上的地头蛇之流，到寺中与他为难，这使他在工作上遭遇到很大的阻碍，好在他不慕虚名，不贪小利，对这些事澹然置之。后来有关部门安排，以大悲和尚到杭州住持灵隐寺，尘空改为上天竺寺住持。
一九六二年
一九五○年尘空法师赴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全国代表大会时，会后被留在北京，为中国佛学院编写《中国佛教史讲义》。越二年后，以浙江方面催促，稿未竟而回杭州。未久，到了一九六六年，是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下半年，红卫兵到上竺寺"扫四旧"，把出家人赶出寺院，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住持也不能例外，把他由杭州遣送回湖北原籍，下放到荆门县塘坡村的老家参加劳动改造。他一个出家人，童真入道，在塘坡村无家无业，无妻无子，无处可以栖身，由一个族侄名王孔炎者，收容了他共同生活。王孔炎在一篇〈回忆我的叔父尘空法师〉的文章中说∶当时，我们全家生活非常清苦，我因他而被清洗出教师队伍，在家务农。家大口阔，时常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有时一家人的粗茶淡饭都成问题。叔父常常教诲我不要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只要人坐得稳，甚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他反复的教导我，说皇天不负苦心人，人类社会自有真理在、良心在，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在他的帮助下，我顽强的挑着一副扪心无愧的家庭重担。
尘空老和尚在与族侄同住期间，也要参加劳动改造。他年老多病，但仍坚持出家人的本份，素食、早晚课诵不辍。他以微薄的工资所得，购置一些儿童图书，设置了一处《尘空书橱》，供生产大队中的儿童阅读，如此捱过苦难的"十年浩劫"。
一九七八年
"十年浩劫"过去，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尘空老和尚再度回到杭州，有关部门在浙江省文史馆给他安置了一个馆员的位置，月薪五十圆。他初回杭州的时候，浙江省统战部长接见了他，说他受了委屈，政府会补发他这些年的工资。尘空老和尚回答说∶"我生活无缺，补钱就不需要了，就把这钱捐给灾区人民吧!"当时唐山大地震发生未久，老和尚把补发的一万馀圆工资，全部捐给唐山救灾了。
他回到杭州后，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写了一封长信，提到了一些在家乡多年的生活及感想，也提供了一些佛教的兴革问题。老和尚在杭州期间，寄居在灵隐寺紫竹林的一间小房中，一床一桌，简单之至。这时的尘空老和尚，早年老友在世者已经不多，通信往还者仅有北京的巨赞、明真、正果等几个人而已。一九七九年的十一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南下公干，特别到杭州灵隐寺去探视他，共进晚斋叙旧。是时尘空老病侵夺，不胜唏嘘。以后健康日益衰退，晚年患多发性骨髓癌，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圆寂，世寿七十二岁，僧腊六十二载、戒腊五十四年。遗骨火化后，骨灰运回荆门玉泉山寺建塔安葬。
尘空老和尚追随太虚大师近二十年，著述颇多，散见于《海潮音》杂，出版行世者有《普陀山小志》、《灵隐寺志》等;及论文《唯生论读后》、《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几点佛法的要义》、《胜利的回顾与前瞻》、《关于佛教徒组党问题》等，未印行者有《民国佛教纪年》等。尘空是一位"学问僧"，他做学问一丝不苟，认真踏实。他的治学精神，深得先辈和同辈们的赞许。在武昌佛学院任图书馆管理员及庶务管理期间，他任劳任怨，负责认真，可谓忠于职守。后来在四川汉藏教理院期间，他推动佛教改革，特别是在僧侣教育方面，希望培育出佛教改革的人才，以此深得太虚大师的青睐。在他接编《海潮音》杂?之前，时在日寇侵华期间，纸张涨价，销路困难，面临停刊边缘。尘空接办后，尽力以赴，力挽颓局，使《海潮音》月刊起死回生。
一九九四年
当阳玉泉寺住持明玉法师，为缅怀先德，将其生平行谊，勒石于玉泉山狮子口墓塔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