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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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格達不應該忘記一件事：尋訪《一千零一夜》。理由很簡單，全世界的兒童，包括我們小時候，都是從那本故事集第一次知道巴格達的。知道以後，不管在新聞媒體上聽到巴格達的什麼消息，都小心地為它祝禱，因為這是屬於我們童年的城市，不忍心讓它有傷害。這些天來，看到和聽到的巴格達，無論是它的歷史還是它的今天，都很沉重。不必說它的屈辱了，即使是它的光榮，也總是殺氣沖天。我一直想尋找一點那個屬子我們童年的城市的痕跡，又泊沖淡嚴肅的話題。曾從車窗里看到街頭的一座雕塑，恍惚迷離，似乎有點關係，但再次尋找時卻被另一種干篇一律的領袖雕塑所淹沒。直到今天即將離別，才支支吾吾地動問。
新聞官聽了一笑，揮了揮手，讓我們跟他走。先來到一條大街的路口，抬頭一看，正是我在車窗里見到的那座雕塑。一個姑娘，在向一大堆罈子澆水，很多罈子還噴出水來，可見已經澆滿。
從雕塑藝術來看，這是上品。令人稱道的是那幾十個罈子的處理，層層累累地似乎沒有雕塑感，但有姑娘在上方一點化，又全部成了最具世俗質感的實物雕塑，真可謂點石成金，舉重若輕。其次是噴泉的運用，源源不絕地使整座雕塑充滿了活氣和靈氣。
其實，這裡是以水代油，正經應該澆滾燙的油，取材於《一千零一夜》，叫「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太有名的故事。說的是，阿里巴巴發現了強盜們的一個藏寶庫，搬了幾袋金幣回家，他哥哥知道後也去取，被強盜殺死。強盜又米追殺阿里巴巴全家，一再失敗，便生一計，由一個強盜化裝成賣油商人馱着兒十個油壇到阿里巴巴家借宿，其實只有一壇是油，其他每一壇都藏着一個強盜。這事被一個聰明的蟬女看破，她煮沸了那壇油，一勺勺澆在其他罈子里，幾十個強盜全被燙死。
這個故事初聽痛快，細想又未免有點過於殘忍。那我們就取其痛快的一面吧，也算是正義戰勝邪惡。第二座有關的雕塑在底格里斯河邊，刻畫了《一千零一夜》全書的起點性故事：國王因妻子不忠，要向女.人報復，每晚娶一個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殺死。有一位叫山魯佐德的姑娘為了阻止這種暴行，自願嫁給國王，每天給國王講一個故事，講到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留待明天再講。國王的胃口就被這樣一直吊着，無法殺她，吊了整整一千零一夜。
其實這一千零一個故事已經潛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對國王的啟蒙教育，他不僅不再動殺心，而且還真的愛上了她。於是接下來的事情也就變得十分通俗：兩人白頭偕老。
《一千零一夜》的這個開頭真正稱得上美麗，我想這也是它流傳百世的重要原因。但是，恕我直言，這個雕塑卻不美麗，兩個人一坐一站，木木的，笨笨的，沒有任何形體魅力和表情語言。聯想到剛才看到的那座雕塑，也是罈子勝於人體。這是可以理解的，在阿拉伯美學中，歷來拙於人體刻畫.細於圖案描繪。這大概與伊斯蘭文明反對偶像崇拜和人像展示有關。宗教理念左右了審美重心，屬於正常現象。你看現今街頭大量的宣傳雕塑，連人體比例也不大對頭，更有趣的是我們旅館大門口的一座巨型雕塑，大概是在控訴聯合國的禁運吧，一個女人的右眼射出噴泉，算是淚雨傍沱，悲情霎時變成了滑稽和JL戲。這一切姑且由它去，只是在如此密集的劣質雕塑叢中僅有的兩座《一千零一夜》雕塑也沒有把人體做好，有點可惜。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開始流傳於八世紀至九世紀，歷數百年而定型，橫穿阿拉伯世界大半個中世紀。中世紀未必像以前人們描述的那樣黑暗，但愚昧和野蠻長時間地掩蓋了理智的光輝，卻是事實。在這樣的年代，傳說故事就像巨岩下頑強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現一個民族的群體合理結構，並且獲得世界意義，因此它們的地位應該遠遠高於一般的文人創作。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阿拉伯世界走出中世紀的整體伏態不如歐洲，結果《一千零一夜》也就沒有被很多後起之秀所蔭掩。意大利卜迎丘的《十日談》受過《干千零一夜》的很大影響，但《十日談》之後巨匠如林，而仁千零一夜》一直形影刃醉攀。
我在滄桑千年、至今還在苦渡危難的巴格達街頭看到惟一與文化有關的形象仍然是它，既為它高興，又為它難過。
既然如此，我們還是在它的雕塑前多站一會兒，體味一下那些故事的含義吧。
這麼多故事，只有兩座，確實是太少了，但光這兩座也已觸及了人間的一些基本哲理。你看，對於世間邪惡，不管是強盜還是國王，有兩種方法對付，一是消滅，二是化解。化解當然是上策，卻不等於規勸。規勸的用處不大，而《一千零一夜》是主張把世界上最美好的聲音梳理成細細的長流，與顆殘暴的心靈慢慢廝磨。這條長流從少女口中吐出，時時可斷卻居然沒斷，一夜極限卻擴大千倍。，最後是柔弱戰勝強權，美麗制伏邪惡。那個國王其實是投降了，俘虜了，愛不愛倒在其次。
一切善良都好像是傳說，一切美麗都面臨着殺戮，間離了看，它們毫無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處它們卻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麗的生命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只要願意聽，一切都能延續，只要能夠延續，一切都能改觀。文明的歷史，就是這樣書寫。民間傳說的探義，真讓人驚嘆。[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