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覓中華 3.問卜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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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夏商周，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
一九七六年深秋下山時，滿腦子還是「黃帝紀年」，只想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關顧一下家人的安危，然後快速回到那個紀年。沒想到，山下的變化翻天覆地，我一時回不去了。
山下，災難已經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布要向世界開放，而且立即在經濟上動了起來。但我覺得，這最終應該成為一個文化事件。因為如果不從精神價值上與世界對話，一切努力都可能成為鏡花水月。而且，到時候會是破碎的鏡、有毒的花、渾濁的水、昏暗的月。
懷着這種深深的憂慮，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費八年時間集中鑽研世界十幾個國家的人文典籍，與中國文化對照，寫成一本本書出版。後來又被自己所在學院的同事們選為院長，由於做得不錯，被上級部門看中，一時仕途暢達。這一切，使我的個人命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卻一點兒也沒有減少我對中華文化的憂慮。
之後，這種憂慮越來越重。於是，出乎眾人意料，我突然辭去一切職務，也離開了原來的專業領域，形影孤單地向荒涼的原野走去。
「在這樣的官位上你還是全國最年輕的，當然也最有前途，為什麼辭得那麼堅決?」三位領導者一起找我談話，這是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怕說了真話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淺薄」地笑一笑，搖搖頭。
兩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說：「你已經是我們這個領域的頂級學術權威，而且會一直保持下去，這多不容易，為什麼硬要離開?」
我還是笑一笑，搖搖頭。
幾個老同學更是竭力阻止：「這年頭多少文化人都在忙着出國深造，誰像你，打點行裝倒着走?」
我又是笑一笑，搖搖頭。
我知道，自己這麼做，確實違逆了當時身邊捲起的一股股大潮。
違逆着做官的大潮、學術的大潮、出國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為一個人的肩膀摩擦着千萬人的肩膀，一個人的腳步妨礙了千萬人的腳步，總是讓人惱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眾人的大呼小叫中謙卑躲讓、低頭趕路，終於，發覺耳邊的聲音越來越少。
怯生生地抬頭一看，只見長河落日，大漠荒荒。
這次獨行，與半山藏書樓時的情景已經大不一樣。
當年只是天下困頓，躲在一角猜測猜測黃帝的傳說;而現在，一種有關中華文化命運的責任，實實在在地壓到了自己肩頭。
我看到中華文化突然出現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誰嗎?它的明天會怎麼樣?
這麼一個大問題，突然變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華文化瀕臨滅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誰。有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站出來，讓它恢復了記憶。記憶一旦恢復，局面就全然改觀。
這幾個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通過向來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創立學派、發表宏論等，來做成事情的，而是通過實物考證和現場踏勘，平平靜靜讓一兩個關鍵記憶慢慢恢復。
他們恢復的關鍵記憶，與夏商周有關。
夏商周!當年我離開半山藏書樓下山時，割捨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現在繞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閃現得最多的是那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奇怪面影，他們幾乎成了我後來全部苦旅的最初動力。
因此，我要騰出一點篇幅，比較詳細地說一說他們。順便，也彌補一下我擱置已久的夏商周。
十九世紀末，列強興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領土像盤，當一個盤子被一塊塊分裂，水怎麼還盛得住?但是，大家對於這個趨勢都束手無策。
人類很多古文明就是這樣中斷的，相比之下，中華文化的壽命已經夠長。
它有一萬個理由延續下去，卻又有一萬零一個理由終結在十九世紀，因此，這一個「世紀末」分量很重。
時間很緊，從一八九五年開始世紀末倒計時，每年都危機頻傳，而且越來越兇險。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沒有輓歌，但似乎隱隱聽到了喪鐘。
一八九九，深秋，離二十世紀只隔着三陣風、一場雪。
十九世紀最後幾個月，北京城一片混亂。無能的朝廷、無知的農民、無狀的列強，打鬥在骯髒的街道和胡同間。商店很少開業，居民很少出門，只有一些維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糧店和藥店，還會閃動着幾個慌張的身影。據傳說，那天，宣武門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藥店接到過一張藥方，藥方上有一味藥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的龜甲和獸骨，上面間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這張藥方的人，叫王懿榮。
王懿榮是個名人，當時京城頂級的古文字學者、金石學家。他還是一個科舉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學府。他對古代彝器上的銘文做過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爾看到藥包里沒有磨碎的「龍骨」上的古文字，立即敏感起來，不僅收購了這家中藥店裡的全部「龍骨」，而且囑人四處再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餘塊有字甲骨。他收購時出錢大方，又多多益善，結果在京城內外，「龍骨」也就從一種不重要的藥材變成了很貴重的文物，不少人為了錢財也紛紛加入尋找有字甲骨的隊伍當中。
我沒有讀到王懿榮從自己的藥包發現甲骨文的具體記載，而且當時藥店大多是把「龍骨」磨成粉末再賣的，上面說的情節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標明「據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個深秋，有字甲骨由他發現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聽說過河南出土過有字骨板，以為是「古簡」。王懿榮熟悉古籍，又見到了實物，快速作出判斷，眼前的這些有字甲骨，與《史記》中「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的論述有關。
那就太令人興奮了。從黃帝開始的傳說時代，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遙想過，卻一直缺少實證;而眼前出現的，分明是那個時候占卜用的卜辭，而且是實實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詢問天意，大事小事都問。最大的事，像戰爭的勝敗、族群的凶吉、農業的收成，是朝廷史官們必須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塊整修過的龜板，刻上一句問話，例如，幾天之後要和誰打仗，會贏嗎?然後把龜板翻過來，在背面用一塊火炭烤出裂紋，根據裂紋的走向和長短尋找答案，並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結果刻上。
我們的祖先為了維持生存、繁衍後代，不知遇到過多少災禍和挑戰，現在，終於可以聽到他們向蒼天的一句句問卜聲了。
問得單純，問得具體，問得誠懇。問上帝，問祖宗，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風霜雨雪，問天也就是問地。
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聲聲問卜，會突然湧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深秋?為什麼在地下沉默了那麼久的華夏先人，會在這個時候咣當一聲擲出自己當年的問卜甲骨，而且嘩啦啦地流瀉出這麼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華夏先人強烈地感知到了，他們的後代正面臨着可能導致萬劫不復的危難。
他們顯然有點生氣，擲出甲骨提醒後代：這是多少年的家業了，怎麼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
他們甚至惱怒了，擲出甲骨責斥後代：為何這麼垂頭喪氣?至少也要問卜幾次，最後探詢一下凶吉!
王懿榮似乎有點聽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來。
門外，要王懿榮關心的事情太多了。
就在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半年之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這八個國家的國名以及它們的軍隊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不想在這裡複述了。我只想說一個結果，一九○○年八月十五日(農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王懿榮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已經逃離北京。
王懿榮，這位大學者這時又擔負着北京城的防衛職務。他頭上多了一個官銜??「京師團練大臣」，代表朝廷與義和團聯繫，但現在一切都已經晚了。
在中國歷代關及民族安危的戰爭中，開始總有不少武將在戰鬥，但到最後還在抵抗的經常是文官，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與中華文化的氣節傳承有關。王懿榮又是這樣，他覺得首都淪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職，儘管責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這樣的時刻自己越不應該離開職守，但又不能以中國首都防衛官員的身份束手就擒，成為外國侵略者進一步證明他們勝利的道具。
於是，唯一的選擇是，在已經淪陷的北京城內，在朝廷離開之後，在外國侵略者還沒有來到眼前的這一刻，自殺殉國。
他自殺的過程非常慘烈。
先是吞金。金塊無毒，只是憑着特殊的重量破壞腸胃系統，過程緩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掙扎許久仍然沒有死。
於是喝毒藥。在已經被破壞的腸胃系統中灌進劇毒，感覺必定是撕肝裂膽，但他居然還是沒有死。
最後，他採取了第三項更徹底的措施，爬到了井邊，投井而死。
從吞金、飲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員的自殺方式、市民的自殺方式和農人的自殺方式輪了一個遍，等於以三度誓詞、三條道路走向了滅絕，真正是義無反顧。
他投井之後，他的妻子和兒媳也隨之投井。
這是一口灰褐色的磚井。此刻這裡非常平靜，沒有驚叫，沒有告別，沒有哭泣。一個文明古國首都淪陷的最高祭奠儀式，完成在這個平靜的井台邊。
事後，世事紛亂，誰也不記得這一口磚井和這三條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漸漸荒頹。
只在很久以後，王懿榮家鄉山東煙臺福山來了幾個鄉親，帶走了幾塊井磚，作為紀念。
我一直認為，王懿榮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國難當頭的關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卻成了中國文化中鏗鏘的金石;他發現的是「龍骨」，自己卻成了中華民族真正的「龍骨」。
我相信，他在決定自殺前一定在書房裡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離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問卜聲他最先聽到，卻還沒有完全聽懂。這下，他要在世紀交替間，為祖先留下的大地問一次卜。
問卜者是他自己，問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擲了，他入地了，他燒裂了，裂紋里有先兆可供破讀了。
當時，八國聯軍的幾個軍官和士兵聽說又有一位中國官員在他們到達前自殺。他們不知道，這位中國官員的學問，一點兒也不亞於法蘭西學院的資深院士和劍橋、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後留下的卻是全人類最早的問卜難題。
一九○○年的北京，看似敗落了，但只要有這一口磚井、這一堆甲骨，也就沒有從根本上隕滅。
一問幾千年，一卜幾萬里，其間榮辱禍福，豈能簡單論定?
王懿榮為官清廉，死後家境拮据，債台高築。他的兒子王翰甫為了償還債務，只能出售父親前幾個月搜集起來的甲骨。王翰甫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裡無用，應該售給真正有志於甲骨文研究的中國學者，首選就是王懿榮的好友劉鶚。
劉鶚?難道就是那個小說《老殘遊記》的作者?不錯，正是他。
劉鶚懷着對老友殉難的巨大悲痛，購買了王懿榮留下的甲骨，接過了研究的重擔。同時他又搜集了好幾千片甲骨，在《老殘遊記》發表的同一年，一九○三年，出版了《鐵雲藏龜》一書，使甲骨文第一次從私家秘藏變成了向民眾公開的文物資料。
劉鶚本人也是一位資深的金石學家，第一個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正確地劃定了朝代，學術意義重大。殷，也就是商王盤庚把都城遷到殷地之後對商的別稱，一般稱做商殷，或殷商。商因遷殷而達到極盛，是中國早期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個偉大的事業在開創之初總是殺氣逼人，劉鶚也很快走向了毀滅。就在《鐵雲藏龜》出版後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羅織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倉粟」，硬把好事說成壞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購地」，硬把無事說是有事。一九○九年劉鶚在新疆因腦溢血而死。
你看，發現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號功臣都已經快速離世。離世的原因似乎都與甲骨文無關。這裡是否隱藏着一種詛咒和噩運?不知道。
但是，這並沒有阻嚇中國學者。一種純粹而又重大的學術活動必然具有步步推進的邏輯吸引力，誘使學者們產生驚人的勇氣，前仆後繼地鑽研下去。
西方考古學家在發掘埃及金字塔，發掘古希臘邁錫尼遺址和克里特遺址的時候，都表現出過這樣的勁頭，這次輪到中國學者了。
劉鶚家裡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兒女親家、另一位大學者羅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驚訝，斷言這種古文字連漢代以來的古文學家張敞、杜林、揚雄、許慎等也都沒有見到過，因此立即覺得自己已經領受了一種由山川大地交給一代學人的歷史責任。他寫道：
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羅振玉以深厚的學養，對甲骨文進行釋讀。
在此前後，他還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書、古代金石銘刻、漢晉簡牘，呈現出一派大家氣象。對甲骨文，他最為關心的是出土地點，而不是就字論字，就片論片。因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點，才能理清楚整體背景和來龍去脈。事實證明，這真是高人之見。
在羅振玉之前，無論是王懿榮還是劉鶚，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準確地點。他們被一些試圖壟斷甲骨買賣的古董商騙了，以為是在河南的湯陰，或衛輝。羅振玉深知現場勘察的重要，他的女婿，也就是劉鶚的兒子劉大坤曾到湯陰一帶尋找過，沒有找到。因此，這個問題一直掛在羅振玉心上。終於，一九○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後失言，使羅振玉得知了一個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陽城西北五里處，洹河邊的一個村落，叫小屯。
洹河邊?羅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和其他親友到小屯去看一看，這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來的路程。到了以後一看，實在令人吃驚。
當地村民知道甲骨能賣大錢，幾十家村民都在發瘋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內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氣;等到古董商一來，大夥成筐成籮地抬來，一片喧鬧。為了爭奪甲骨，村民之間還常常發生械鬥。連村裡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經撿拾過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們拿出來的甲骨雖然大多是破碎的，卻也有上好的佳品。羅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內就可以收購到一千多片。
羅振玉從弟弟那裡拿到了收購來的一萬多片甲骨，大喜過望，因為準確的出土地點找到了，又得到了這麼多可供進一步研究的寶貝。但是，他又真正地緊張起來。
一個最簡單的推理是：村民們的大掘大挖雖然比以前把甲骨當做藥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甲骨文留存於世間了，但是，為什麼在小屯村會埋藏這麼多甲骨呢?劉鶚已經判斷甲骨文應該是「殷人刀筆文字」，那麼，小屯會不會是殷代的某個都城?
如果是，那麼，村民們的大掘大挖必定是嚴重地破壞了一個遺址。
這是最簡單的推理，連普通學者也能想出。羅振玉不是普通學者，他從小屯村緊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聯想到《史記》所說的「洹水南殷虛上」，以及唐人《史記正義》所說的「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虛」。
他憑着到手的大量甲骨進行仔細研究，很快得出結論，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穩定、最長久的都城遺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辭就是殷王室之物。
為什麼殷墟的被確定如此重要?因為這不僅是從漢代以來一直被提起的「殷墟」這個頂級歷史地名的被確定，而且是偉大而朦朧的商代史跡的被確定。從此，一直像神話般縹緲，因而一直被史學界「疑古派」頻頻搖頭的夏、商、周三代，開始從傳說走向信史。
這是必須親自抵達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羅振玉終於親自來到了安陽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陽，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棧」的旅館，吃了早飯就雇了一輛車到小屯。他一身馬褂，戴着圓框眼鏡，顯得有點疲倦，這年他四十九歲。這是中國高層學者首次出現在殷墟現場。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尋常的腳步會被時間記得，羅振玉那天來到殷墟的腳步就是這樣。這可能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中國傳統學者那種皓首窮經、咬文嚼字或泛泛遊觀、微言大義的集體形象出現了關鍵的突破。
小屯的塵土雜草間踏出了一條路，在古代金石學的基礎上，田野考察、現場勘探、廢墟釋疑、實證立言的時代開始了。
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出現了最不可思議的三層圖像：現實社會被糟踐得越來越混亂，古代文化被發掘得越來越輝煌，文化學者被淬鍊得越來越通博。羅振玉已經夠厲害的了，不久他身邊又站起來一位更傑出的學者王國維。
王國維比羅振玉小十一歲，在青年時代就受到羅振玉的不少幫助，兩人關係密切。相比之下，羅振玉對甲骨文的研究還偏重於文字釋讀，而到了王國維，則以甲骨文為工具來研究殷代歷史了。
一九一七年，王國維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證實了從來沒有被證實過的《史記?殷本紀》所記的殷代世系，同時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錯訛。此外，他還根據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典章制度。
王國維的研究，體現了到他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國維是二十世紀前期最有學問又最具創見的中國學者，除了甲骨文外他還在流沙墜簡、敦煌學、魏石經、金文、蒙古史、元史、戲曲史等廣闊領域作出過開天闢地般的貢獻。他對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標誌着中國最高文化良知的鄭重選擇。而且由於他，中國新史學從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王國維還是延續了甲骨文大師們難逃的悲慘命運，也走上了自殺之途。難道，甲骨文石破天驚般出土所夾帶起來的殺伐之氣還沒有消散?
王國維之死，不如王懿榮慷慨殉國那麼壯烈，也沒有劉鶚猝死新疆那麼窩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歷來頗多評說。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負載了太重的歷史文化，又面對着太陌生的時局變化。兩種力量發生撞擊，他正好夾在中間。這裡邊，甲骨文並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卻一定在壓垮他的過程中增添過重量。
這種不可承受之重，其實也壓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師羅振玉。羅振玉並沒有自殺，卻以清朝遺民的心理謀求復辟，後來還在偽滿洲國任職，變成了另一種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種「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覺得王懿榮、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都可以看成是現代「貞人」，他們尋找，他們記錄，他們破讀，他們「占卜」。只不過，他們的職業過於特殊，他們的命運過於蹊蹺。
在王國維自殺的第二年，情況發生了變化。也許，是王國維的在天之靈在償還夙願?一九二八年，剛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國維的學生董作賓前往殷墟調查，發現那裡的文物並沒有挖完，那裡的古蹟急需要保護。於是研究院決定，以國家學術機構的力量科學地發掘殷墟遺址。院長蔡元培還致函駐守河南的將軍馮玉祥，派軍人駐守小屯。
從此開始，研究院對殷墟遺地連續進行了十五次大規模的科學發掘工作。董作賓，以及後來加入的具有國際學術水準的李濟、梁思永等專家合力組織，使所有的發掘都保持着明確的坑位記錄，並對甲骨周邊的遺蹟、文化層和多種器物進行系統勘察，極大地提高了殷墟發掘的學術價值。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發掘時發現了YH127甲骨窖穴，這是奇蹟般的最大收穫，因為這裡是古代留下的一個皇家檔案庫。
後來，隨着司母戊大方鼎的發現和婦好墓的發掘，商代顯得越來越完整，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美麗，也越來越偉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斷往前走。例如，董作賓對甲骨文斷代法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後移居台灣;比他大三歲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後來在大陸又與胡厚宣等主編了收有四萬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觀。
由此看來，一九二八年似乎是個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屢遭噩運了。但是，仍然有一項發掘記錄讓我讀了非常吃驚，那就是在YH127這個最大的甲骨窖穴發現後裝箱運至安陽火車站的時候，突然產生了奇特的氣象變化。殷墟邊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噴出雲氣，雲氣變成白雲，又立即變成烏雲，並且很快從殷墟上空移至火車站上空，頓時電閃雷鳴，大雨滂沱，傾瀉在裝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過，上天在為它送行，送得氣勢浩蕩，又悲情漫漫。
此刻我站在洹河邊上，看着它深邃無波，便扭頭對我在安陽的朋友趙微、劉曉廷先生說：「與甲骨文有關的事，總是神奇的。」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們總算比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時代，可能比孔子還清楚，因為正如梁啓超先生所說，孔子沒有見過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卻因文獻資料欠缺而無奈嘆息。但他對商代顯然是深深嚮往的，編入《詩經》的那幾首《商頌》今天讀來還會讓所有中國人心馳神往。據說孔子有可能親自刪改過《詩經》，如果沒有，那也該非常熟悉，因為這是那個時代大地的聲音。
我不知道如何用現代語言來翻譯《商頌》中那些簡古而宏偉的句子，只能時不時讀出其中一些斷句來：
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
……
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
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
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還有很多更熱情洋溢的句子。基本意思是：商殷，受天命，拓疆土，做表率，立準則，政教赫赫，威靈盛大，只求長壽和安寧，佑護我萬代子孫……
這些句子幾乎永遠地溫暖着風雨飄搖的中國歷史，提醒一代代子孫不要氣餒，而應該回顧這個民族曾經創造過的輝煌。甲骨文和殷墟的發現，使這些華美的句子落到了實處，讓所有已經拒絕接受遠古安慰的中國人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甲骨文和殷墟告訴人們，華夏先祖是通過一次次問卜來問鼎輝煌的。因此，輝煌原是天意，然後才是人力。
甲骨文和殷墟告訴人們，華夏民族不僅早早地擁有了都市、文字、青銅器這三項標誌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人類所有古代文明中早早建立了最精密的天文觀察系統，創造了最優越的陰陽合曆，擁有了最先進的礦產選采冶煉技術和農作物栽培管理技術，設置了最完整的教學機構。
甲骨文和殷墟告訴人們，商代的醫學已經相當發達，舉凡外科、內科、婦產科、小兒科、五官科等醫學門類都已經影影綽綽地具備，也有了針灸和齲齒的記載。
甲骨文和殷墟告訴人們，商代先人的審美水平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司母戊大鼎的氣韻和紋飾、婦好墓玉器的繁多和精美，直到今天還讓海內外當代藝術家嘆為觀止，視為人類不可重複的奇蹟。
當然，甲骨文和殷墟還告訴人們，商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着什麼樣的淵源關係，以及當時中原地區有着什麼樣的自然環境、溫度氣象和野生動物。
這麼一個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現在兵荒馬亂、國將不國的二十世紀前期，精神意義不言而喻。中國人聽慣了虛浮的歷史大話，這次，一切都是實證細節，無可懷疑。
許多無可懷疑的細節，組合成了對這個民族的無可懷疑。三千多年前的無可懷疑，啟發了對今天和明天的無可懷疑。
那麼，就讓我們重新尋找廢墟吧。
一切都像殷墟，處處都是卜辭。每一步，開始總是苦的，就像王懿榮、劉鶚、王國維他們遭受的那樣，但總有一天，會在某次電閃雷鳴、風雨交加中，接受歷史賜給我們的厚禮。
這又讓我聯想到了歐洲。大量古希臘雕塑的發現，開啟的不是古代，而是現代。幾千年前維納斯的健康和美麗，拉奧孔的嘆息和掙扎，推動的居然是現代精神啟蒙。
在研究甲骨文和殷墟的早期大師中，王國維對德國的精神文化比較熟悉，知道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溫克爾曼、萊辛等人如何在考證古希臘藝術的過程中完成了現代闡釋，建立了跨時空的美學尊嚴，並由此直接呼喚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爾、貝多芬。在他們之前，德國如此混亂落後;在他們之後，德國文化光耀百世。此間的一個關鍵轉折，就是為古代文化提供現代闡釋。
王國維他們正是在做這樣的事。他們所依憑的古代文化，一點兒也不比古希臘差，他們所具備的學術功力，一點也不比溫克爾曼、萊辛低。只可惜，他們無法把事情做完。
於是，就有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那就出發吧。什麼都可以捨棄，投身走一段長長的路程。
問卜殷墟，問卜中華，這次的「貞人」，是我們。[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