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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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許戈輝走了，換來了陳魯豫。
許戈輝走前，與我有一次輕鬆的話別。因為對着鏡頭，也就成了一個節目。
我問許戈輝，這一個月來我們一起走了很多地方，你覺得最美麗的風景是在哪裡?她想了一想回答，還是第一天見到的雅典蘇尼翁角海釁，海天一色，千年石柱，又找到了拜倫的刻名。
她問我，一個月來，最震撼的景物是哪一處?我說，是埃及盧克索的太陽神廟。希臘的美比較容易親近，埃及就不一樣，一切都神秘。神秘到了偉大，便震撼。我問她，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在哪裡?她說，當然是耶路撒冷，把.幾大宗教全捏在咫尺之間，成了世界的濃縮，幾乎無法相信。
她問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哪一件?我說，在埃及，保護古蹟和旅客…居然成了一個大國的第一軍事行動，連裝甲車都出動了，實在匪夷所思。
我問她，你認為是哪一件?她說，在戈蘭高地，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戰士恨不得把槍送給我們，不可思議。她問我，最感動的地方在哪裡?我說，穿淚團陣麼多槍口炮門之後，突然見到拉賓倒下的那個街口。
但是，礙於電視拍攝，我們都遺漏了一個問題：最痛苦的事情是什麼?答案不可能有爭議：吃飯。
我們這些人平日走南闖北，又經常出國，照理在飲食上己有很人的適應性，對西餐和阿拉伯飲食並不抵拒。但是，誰也沒有料到，當巨大的勞動強度與基本上吃不到中餐這兩件事碰在一起之後，恐懼很快出現。戈輝長相小巧卻很能吃苦，為了拍一個西奈山的日出她通宵爬山，下來後兩腿發額還右j寸着鏡頭說話，任〕寸着餐桌，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有很多次，我在琳琅滿目的自助餐櫃檯前轉悠三遍，只能嘆一口氣，拿一片麵包，扒拉一點生的黃瓜、西紅柿、青菜葉，再也不想吃什麼了。在我們一行中，吃得如此「收斂」的遠不止我一個。有幾位胃口很好，偶爾發現一根尚可下咽的酸黃少瓜就興奮地奔走相告。
於是我們開始了尋找中餐館的悲壯努力。
在希臘找到一家，十分低劣，收價甚高，我們在吃飯時拍了幾啥唯竟頭留念還要加收高昂的「拍攝費」，這種要求在那麼遙遠的地方用中國話提出來，實在有點讓人反胃。開羅和特拉維夫各有一家勉強可以，放到國內什麼也不是，叮憐我們一行剛喝半口番茄雞蛋湯已滿臉親情地要以店為家了。
昨天陳魯豫初到，又有點感冒，想讓她吃一點好的，開車夕山口沙直奔特拉維夫，找那家勉強可以的中餐館。誰料還沒停車就看到狹小的店門外已有幾十個中國人在排隊，都是像我們一樣眼巴巴餓饞了的同胞.多數是香港、台灣的旅行者，不知會等到什麼時候，只好回耶路撒冷找。
回到耶路撒冷已經深夜，連找兩家都已經人滿為患，使決定忍痛放棄，到一家咖啡館去吃點什麼。但這時人家早已為一口飯奔走得疲憊不堪，餓勁已過，陳魯豫一頭斜在車上睡了，不肯下車。趙維嘆了一口氣：「要是能喝口熱粥多好!」大家齊聲嘴噓：「太奢侈了!」
陳魯豫這次來的時候帶了幾包方便麵，餓醒了想泡一碗，便打電話給客房部想借一個碗。外語裡雖然也有「碗」這個詞，但在很多地方看不到這種東西，只有大大小小的盤子。果然，客房部問：「碗是什麼?」魯豫用英語描述給他們聽：「比盤子深一點，凹下去的，可以盛吃的東西……」他們終於懂了，過了一會兒敲門送來，魯豫一看，居然是沖塑料花盆!就憑吃飯這一點，我想，人類的各個群落在生態文明上確實難於真正溝通。那些被我們適應了幾千年的口舌習慣，似乎早已天經地義，誰知有一個無比遼闊的世界對它基本不清楚。值得深思的是，那個世界的人也過得很好。
由此可知，不同的生態文明不應導致互貶互損，儘管要做到這一點對大家都有不少困難。[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