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都城》
原文
一座繁华的都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事情不仅会引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对于不管相隔多少年之后的普通老百姓也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一千九百多年前庞贝古城的突然湮没，至今仍然是全人类一个不衰的话题。庞贝古城的遗址从十八世纪开始挖掘，一代代挖下来，挖到现在也只挖了一大半。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始终络绎不绝，面对着昔日繁华都市的生活遗迹，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复杂。只要是人，看到一切都像自己的同类竟然在那么遥远的古代就产生了如此密集的汇聚，享受着与我们的感官需求相去不远的日常生活，不能不产生有关人类和人性的深切体认。但是，这种体认立即又被那几乎无法想象的顷刻之间的毁灭所驱赶，代之以一种难以名状的宏大恐怖。终于从恐怖中抖身而出，在一种祭奠的气氛中边走边看，脚下，是人类的庞贝。
西方应该还有一座更古老、更辉煌的都城不知到哪里去了。柏拉图在他著名的《对话录》里提到，一位埃及祭司告诉雅典著名诗人索隆，据历史记载，雅典在遥远的古代曾与一支来自大西洋阿特兰提斯岛的强大军队战斗，这个岛是一个壮阔而富丽的都城，都城四周挖有宽阔的淡水运河，河上帆樯如林，市内道路整饬，恍若仙境的王宫和神殿上镶满了金银和象牙，经常举行辉煌的典仪，但不知怎么回事，这座都城一昼夜之间遇到了强烈地震和海啸，整个儿都消失了。直到今天，寻找和考证阿特兰提斯的地理方位和消失原因的文章已经连篇累牍，但每年总还会冒出来大量论文。
在东方，柬埔寨吴哥窟的陨落也是一个千古之谜。在一百多年前，一名猎人在金边北部的大森林里发现了宽及十公里的雄伟建筑群。这个发现震动了世界，据考证，才知道这个建筑群居然代表着一个湮没于历史的王朝——公元七世纪的高棉王朝，从此东方的历史增加了一个梦幻般的时代，而一切研究东方美学和东方雕刻、建筑的人都不可能避开这个古建筑群了。但是，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东方都城为什么突然被人类遗弃于丛林间而没有在史册上留下痕迹呢?大家猜测有四种可能：一是全城传染瘟疫死得一个不剩;二是全城发生饥荒，人们只得弃城而逃;三是外族入侵，屠城后又弃城;四是都城内两派政治势力内讧，互相残杀，最后胜利的一方又在死尸堆里感染了瘟疫。这四种可能中无论哪一种，都能出现惊心动魄的场面，闭着眼睛就能想象。
流放地宁古塔一带旅行的时候，知道当年的流放犯曾对着这个地区一圈巨大的城墙墙根遗迹深感惊讶。流放犯中多的是具有充分历史学造诣的大学者，他们也想不出在遥远的古代这儿曾屹立过一座什么都城。他们凭常识即可判断，拥有如此宽阔的基座的城墙一定是极为宏伟的，那么这座都城也一定气势非凡，但它为什么全然成了茫茫荒原呢?它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中的少数人已在心底作出了猜测，但他们是严谨的学者，身处的恶劣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检阅资料、测量挖掘，他们也只能把猜测咽进肚里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人联想到在中国流传极广的那个有关诗人李白的故事。那个故事说李白又一次因皇帝求他写点东西居然要朝中显贵杨国忠替他捧砚磨墨，高力士替他脱靴。皇帝究竟是叫他写什么重要东西可以容忍我们的诗人如此大摆架子呢?人们记得，原来皇帝收到一个叫做渤海国的番国送来的信，朝廷上下没有人能识那种文字，很丢人，后来还是贺知章推荐了李白，才解决了问题。李白要帮着皇帝写回信，当然可以摆摆架子啦。
故事只是故事，不能当作历史来相信，但流放者们发现的城墙墙基，却确确实实就是渤海国首都的所在地!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墙墙基，那是两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宽达十来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坝，延绵到远处。这个基座上面，原本应有一方方巨大的砖石砌成的雄伟高墙，可惜这儿不是吴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开阔的东北平原，一座废弃的城市很难保存住一点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们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搜寻得干干净净，就剩下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长着树，静静地呆着。再往前走，看到了也同样是拿不走的城门台基和柱础。据说还无意地或有计划地从地下挖出过不少零星物件，蛛丝马迹集中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史料佐证，昔日都城的规模已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
从遗址看，这个被称为上京龙泉府的渤海国首都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三十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十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完全是唐朝首府长安的格局和气派。京城的北半部即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宫城，城墙周长也有有五里，内中排列着五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东墙外则是御花园，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宫殿中一个最完整的遗物是文献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宝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几乎没有任何损坏。我在井口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千余年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它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路上陪着我参观的牡丹江市文化局副局长刘平先生以前曾负责过这里的发掘和管理工作，他说，从种种材料看，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之间很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当时不仅是渤海国的百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一条经济通道。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这座都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竟密密地排列着五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今，附近很大的一片土地上数万人的现代繁忙生活，只一座桥就绰绰有余，想一想，当日该是一副何等样的景象!
这样一座城市，真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二
现在，我正栖身在华夏版图南端一个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世界级都市里，经常站在朝北的窗口发愣。香港实在太年轻了，但是繁华的街市，花岗岩的建筑，墙角上干枯的藤萝、藤萝下满脸皱纹的老人常常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座城市出现在这里是天造地设、不言而喻的，似乎从遥远的过去到遥远的将来都应该如此，没有改动过也不会再有大的改动，要改动也只是城市里边楼多楼少、路窄路宽的内部变化而已，怎么可能设想它的整体衰落呢?把那么多人，那么多车，那么多楼赶到哪里去?在日常市井生活中，公共汽车站挪个位，整修马路要绕个道，大家都不舒服了，一定要恢复原样才安心，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原样”本身的暂时性。
更麻烦的是任何一座像样的城市都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心理规范，言语举止、步履节奏、人情世故，都与此密不可分，说得好听一点，也可以说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情。难道，这种渗透到每一条街、每一间房、每一个人浑身上下的风情也会在某一天突然烟消云散?
中国人很早之前就感悟到世事人生的变化无常，曾经有“沧海桑田”、“一枕黄粱”等词语来形容这种变化的巨大和快速，但这些词语本身就反映了这种感悟基本上停留在农业文化的范畴之内。《红楼梦》里的“好了歌”、《长生殿》里的“弹词”二以及大量咏叹兴亡的诗词当然也涉及到城市生活，但主要还是指富贵权势的短暂，而不是指城市的整体命运。
事实上，最值得现代人深思和感慨的恰恰正是城市的整体命运。
站在朝北的窗口，我想，华夏大地在数千年间曾先后出过多少星罗棋布的城市啊，能够保持较长久生命的有几座呢?潭其骧先生曾说，如果从社会政治影响大、延续的时间长来衡量，可称为中国“大古都”的城市只有七座，这七座里又分为三等，第一等是西安、北京、洛阳;第二等是南京、开封;第三等是安阳、杭州。这个排列无疑有充分的权威性，但从今天的眼光看去，其中有好几座城市实在谈不上全国性的社会政治影响了。即是是那几座至今仍然重要和繁华的城市，其变化之大也十分惊人，除了某些古迹外，我们几乎可以把它们当作另外的城市来看待。没有列入这个名单的城市更是如此，例如扬州，它曾是东方世界最艳丽、舒适的生活方式的集中地，请读这些诗句：
腰缠十万贯，
骑鹤上扬州。
天下三分明月，
二分独照扬州。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扬州至今犹在，但经历过太平天国的熊熊战火，又随着新的交通格局代替了运河功能，它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和繁华。今天我们能去的，其实是另一个扬州。
这种情景，几年前我在甘肃敦煌旅行时感受更深。日本人为了拍摄电影《敦煌》，耗费巨资在沙漠中另搭了一座唐代的敦煌城。我去时他们的电影已经拍好，只把一座空城留在那里。我在空城的街道上走着，各种店铺、住屋、车辆与真的相差无几，店铺的木牌上清楚地写着各种货品和价目，每家住屋的楼梯走廊可通达一间间房间，街道纵横交错，四周城墙上旌旗飘飘。我走得好奇，走得寂寞，终于又走得惶恐。比之于今天的敦煌县城，这里更接近使之名扬千古的唐代原城，但原城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空荡荡让我一个人走着，像走在梦里。是的，它在梦里，电影艺术家只是依照梦搭建了一下，而一旦被搭建，它就让我们看到了另一座也被称之为 “敦煌”的现代县城的某种不真实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一座原来的敦煌已多次消失，多次入梦。
总而言之，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越是热闹的东西越是脆弱，这是中国老庄哲学早就阐述过的，然而都市的热闹却是人性的汇聚，人性的汇聚到如此密集的程度还依然脆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除了像庞贝古城那样纯自然力的毁坏之外，致使许多城市消失的原因还在于人类自身。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深层原因使他们既迷恋城市、觊觎城市，又与城市过不去呢?
为了索解这个问题，我在香港又想起了渤海国首都。我在高楼间想着废墟，在昔日荒凉的渔村想着昔日喧腾的华都，在一百多年后的热闹中想到一千多年前的热闹，在波光浩淼的吐露港海湾想着荒草丛中那口八宝琉璃井。虽然相隔遥远，但香港毕竟是现代大都市，它拥有很多规模宏大、收藏齐备的图书馆，可以为我提供在徘徊废墟时得不到的资料。经过长时间的爬剔搜寻，我终于知道有关渤海国的历史资料少而又少。《旧唐书》、《新唐书》里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记载，日本和朝鲜也保存了一些零星的旁佐性资料，而它自己的记录文件则已湮没得一件不剩，就像一名没有留下任何日记和自述的亡故者，只能靠周围邻居的零落记忆来拼合他的生命过程。
我从资料中知道，渤海国是当时东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响最大，因此也是最先进的一个自治藩国。可以想象，刚刚从一种比较原始的游牧生态走过来的部落，要不要接受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会经历一番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的。翻来覆去斗争了好多年，终于以先进战胜保守，以文明战胜落后，在大仁秀时期(公元八一七年至八三○年)达到鼎盛，世称“海东盛国”，其首都与唐朝长安一东一西地并立于世。但是，切莫乐观，先进真的战胜了保守吗?文明真的战胜了落后吗?未必。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搬到社会历史上来常常碰壁。“海东盛国”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忌恨了，它与唐朝的亲密交往也太让别的游牧部落看不惯了，它所汇集的财富太让人眼红了，它拥挤的街市太能够刺激别人的占领欲了，它播扬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别人要来吞食它的野心了。于是，它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时期，千万不要为万众瞻仰而高兴，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严重的危机已在那里埋伏。大仁秀时期才过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国竟一下子被契丹所灭，像是一出有声有色的戏突然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但仔细一想，这个结尾也是合乎逻辑的。
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盛唐文明，怎么还会被游牧民族所灭呢?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种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是无法与野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会频频出现。遥远的唐朝有时可以在实力上帮点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经历着复杂的内部斗争，后来自己也灭亡了，怎么帮得上呢?因此，渤海国中主张接受盛唐文明的先进分子注定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而唐朝却又不会把他们看在自己人。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唐玄宗派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得把几个外交官处分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司马光说得很好，但这位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位叫做大门艺的弟弟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他为故乡都城的文明而奋斗，但故乡的都城却容不了他。后来，渤海国由于自身的改朝换代进一步走向了文明，但这样一来渤海国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单，走向脆弱，走向无援。
不错，走向了文明的渤海国首都城墙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强韧的心理规范和社会秩序，还不至于很快就退化，但野蛮者对此有自己的办法。契丹人占领渤海国首都之后，先是尽情地抢劫了一番，后来发现一座城市是一种无形的情绪的集中，一种文化默契的定型，哪怕是无声的砖石檐墙、大街通衢也会构成一种强大的故国之思和复仇意念，要去捕捉却又不知去向，以为没有了却又弥漫四周。契丹人恼怒了又胆怯了，胆怯与野蛮一结合总能做出世间第一等的大坏事，他们下令腾出首都，举国南迁，逃开这些街道和楼宇，拆散这些情绪和气氛，然后放一把大火把这座都城彻底烧毁。
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大火，无法想象一座亚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后的怕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过惯了大城市繁华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儿带女踉跄南下是回头看这场大火时的心情和眼光。记得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发掘遗址时，总能看到一些砖块、瓦片、史料这些不会熔化的东西竟然被烧得黏结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烧烤而断裂。这场火看来实在是不小，不知前后烧了多长时间。我伸头看过的那口八宝琉璃井的井水，当时一定是烧沸了的，那么远远滋润着它的无数水源也都会连带着燥热起来，在地下蒸腾。但是蒸腾也就蒸腾罢了，过不了多久，一切又重新冷却，朔北的长风把最后一缕火焦味吹走了，厚厚的冰雪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点热量，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从渤海国南迁的人四处散落，几代之后，连一个渤海人的后裔也难于找到了。
我们仍然只能说，历史，曾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有关城市的梦。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三
中国的其他城市，遭遇并不像渤海国的首都那样惨烈，但在社会心理气氛的处境上，又有相同之处。
《淮南子?原道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可见中国最早的城郭的建造主要是想达到“卫君”和“居人”这两项目的，因此随之具备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多方面价值，乍一看是十分强大的。但是从更本质的层面上看，辽阔的华夏大地从根子上所浸润的是一种散落的农业文明，城市的出现是一种高度集中的非农业社会运动，因此是这块土地的反叛物。这种本质对立，使城市命中注定会遇到很多麻烦。从一时一地看，城市远比农村优越;但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中国的农村要强大得多。
例如，城市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又必须吸纳大量的农产品。它离不开农村，而农村却又未必需要它。一座发育健全的都市需要有自己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它也就有了存在于世的充分理由，农村也离不开它了。但在中国古代城市里，手工业一直得不到长足的发展，即使有一点也与农村里的小作坊差不了多少，商业更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歧视，从商的赚了钱不干别的事，或者捐官，或者买地，仍然支付给官僚农业文明，而并不给商业本身带来多少积累。因此中国的城市可说是一种难以巍然自立的存在，很难对农村保持长久的优势。《红楼梦》中的农妇刘姥姥进几趟城，逛几趟大观园，歆羡万状，但贾府的财富来源，一是靠宫廷赏赐，二是靠田庄奉献，而宫廷赏赐一项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主要还是靠田庄。让田庄支撑这么个大场面毕竟难乎其难，政治靠山一动摇只得全盘散架。城市里最富足、最有资历的府宅尚且如此，整个城市的脆弱性也可想而知。最后，连炙手可热的王熙凤的女儿，也只得靠乡下人刘姥姥来救助。
中国城市的寄生性从反面助长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出来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这件事。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辽阔的农村对它的心理对抗，它也就变得更加没有自信。许多城里人都是从乡间来的，他们也对城市生态产生怀疑，有一种强烈的“客居”感，思想方式还是植根于农业文明。一个最浅近的例子，是直到今天小学语文课本里还可能收录着的宋代张俞的那首绝句：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照这首诗的逻辑，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之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却曾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是“泪满巾”!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地点明了诗作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从前这首诗常被引伸为具有阶级反抗情绪，那是搞错了的，张俞本人也不会同意。有意思的是这首十分矫情的小诗竟然闹得一切受过初等教育的现代中国人都会背诵，诗中所传达的乡下人冷眼看城市的心态变成了中国的习惯心态。这些年来，我还经常听那些被家长打扮得完全达到国际大都市时髦水平的小孩，奶声奶气又强作悲愤状地背诵这首诗，心中就默默祈祷：什么时候，换一首吧!
连城市的普通生活形态也受到如此的抗拒和谴责，当然更谈不上对城市心理规则的弘扬了。中国历史上很难举得出一批真正的城市思想家。读古希腊、罗马文献，看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一开口就朗声朗气地呼唤：“雅典城的公民们!”“罗马城的公民们!”在中国古代就缺少这种呼唤声。第一个真正具备城市意识的思想家，我觉得是龚自珍，那就出现得太晚了，而且他也未能让自己的声音占领任何一座城市。
在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归之于千篇一律的生产命题，因此虽然分散却思维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却生态各异，紧密汇集却纷纭多元。这种多元汇聚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变得琳琅满目;这种多元汇聚还会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沟通，使城市人成为视野开阔、思维敏捷、选择机会繁多的一群;这种多元汇聚更形成一种价值比照，使城市人对生活的质量、人生的取向、社会的走势、政治的安危产生了一种远远高于农村流散状态的比较和判断。这样一来，城市人成了中国社会中十分违背传统教化原则的人文群落，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统治者来说，都觉得不好对付。城市意识，也几乎成了异端邪说，尤其是到了中国近代，列强的武力和国际文明同时进入沿海都市之后，城市意识里又自然而然地融化进国际价值坐标和现代商业原则，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农业文明所难以容忍的了。两种文明的搏斗，从上世纪延续到本世纪，越演越烈。城市文明滋长得十分艰难又十分顽强，而农业文明的包围和反击则更加厉害。
现代中国城市经常领受到企图疏散城市元气的非城市化运动。或者按照农村的村落重新组织城市的居民社区，出现了大量“城市里的乡村”;或者让城市居民和工厂成批地下放到农村，把城市一点点剥蚀。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这种非城市化运动达到高潮。为了引导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曾经提出过“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包含着对城市生活的无知和蔑视，是一种把直接的农业生产看成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的小农观念在作祟。紧接着，就出现了驱赶所有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运动。这个运动之所以与知识分子支持边疆建筑完全是两码事，在于它把所有的青年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都划给了农村，因此也就否定了城市在知识层面上有延续和继承的必要性，进而否定了城市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每一所中学的毕业生都要下乡，每一家的子女都要下乡，而且都是终身性的下乡，城里剩下的只是中老年和因病实在无法下乡的青年。要是这个运动不结束，而是真的成了当时所说的“基本国策”，那么不要很多年，一座座城市不再会存在任何有生力量。苦苦思念着乡间儿孙的老人一批批死去，城里还会留下什么人呢?街道还在，楼房还在，但已成了沙漠里搭建起来的那座“敦煌”，作为一座城市已不复存在。城市消亡了，消亡在现代，消亡在强悍的小农意识的侵凌中。这一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青年遭受的可怖悲剧已经人所共知，但更为可怖的悲剧确实它直接指向着城市的消亡。幸好这一运动只延续了十年，而新时期的一个突出标志恰恰正是各个城市的自我强固，同时又在中国广大农村中渐渐渗入某种城市生态和城市意识的元素，是城市的伟力有可能来滋润万里山川。城市，终究是中国现代化的据点。
也许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真的躲过了一场使无数城市陷于消亡的现代灾难。须知，这些灾难一旦构成，可能是中国本世纪一来最大的倒退。
但是我们又不能过于乐观。现代城市意识在中国的崛起和普及殊非易事，有许多方面我们还需要从启蒙开始。城市的一时繁荣并不等于城市秩序的形成，更不等于城市文明的建立。
城市文明以密集的人群为前提，因此必须呈现出一种立体构架，一层一层地分列出社会文化价值等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有秩序的操作。没有这个构架，人群的密集会产生反面效应，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事实。在乱哄哄的拥挤中，哪怕是一句没有来由的流言也会翻卷成一种情绪激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近代以来，一切人为的大灾难几乎都产生于城市，便是这个道理。没有构架，那些搬弄是非、兴风作浪的好事之徒就会在人群中如鱼得水，而城市的优秀分子却会陷身于市井痞子、外来冒险家、赌徒暴发户的包围之中，无法展现自身优势，至于为数不多的可以作为城市灵魂的大智者则更会被一片市嚣所淹没。没有构架，他们是脆弱的;没有他们，城市是脆弱的。
不能设想，在古希腊的雅典没有亚里士多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没有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他们是城市的精神主宰，由他们伸发开去，一座城市的行为法则和思维默契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网络和排水系统。中国也拥有过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师，但他们为了逃避无秩序的拥挤，大多藏身于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里讲学，主持着岳麓书院或白鹿洞书院，与城市关系不大。这个传统，致使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法对城市文明作出高层面的把持和阐扬，而多数成功的艺术作品更是以农村或小镇为表现基点。
因此，突然热闹起来了的中国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们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完成了对数千年的封建观念和狎弄意识的战胜。
城市，还有被消蚀的可能。
四
就我个人而言，有时也会被身边的烦嚣搅得头昏脑胀，很想躲开城市，进而对呼唤城市文明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尤其是不少西方城市人已经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我们是否一定要去钻别人已想钻出的怪圈?
由此，我又想起了发现渤海国遗迹的清代流放者们。他们被城市放逐了，离别城市那天还涕泪交加，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大都市的废墟，他们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们大多会从废墟中领悟城市里功名的无聊，从而获得平静和超越，减轻心头的苦痛。
记得离开渤海国废墟后我们去了不远处的镜泊湖。面对着镜泊湖宁谧的美景，我曾想：废墟傲视着一时功名的短暂，而镜泊湖则又进一步傲视着废墟的短暂。渤海国的废墟存在了一千多年，而镜泊湖至少已存在了一万多年。废墟是以往功业的遗留，镜泊湖完全离开了功业，因此也没有废墟，永远是一派青春、一派妩媚，妩媚了上万年也不见老，被它妩媚过的建功立业者都一一化作了尘土，而它还是妩媚着。像镜泊湖一样冷清和漠然，多好。
这么一想，我似乎获得了全然解脱，就像老庄哲学曾经给过我的，但很快我又感觉到了这种解脱的虚假性。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等同于万古湖山，事实上我就连在镜泊湖住上较长时间也会因寂寞、孤独而无法适应。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绝不会做隐士。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更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能。与其长时间地遁迹山林，还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无数面影。我绝不会皱着眉装出厌恶世人拥挤的表情来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企待着早晨出门，街市间一连几个不相识的人向我道一声“早”，然后让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说到底，我是一个世俗之人，我热爱城市。
我对城市的热爱，当然也包含着对它的邪恶的承认。城市的邪恶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然后又进行了一番打扮的邪恶，因而常常比山野乡村间的邪恶更让人反胃;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凌，城市的邪恶终究难于控制全局、笼罩街市，街市间顽强地铺展着最寻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们即便无法消灭邪恶也能快步走过它，走过邪恶，走向人性，走向人类的大拥挤和大热闹。
赏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余秋雨一直是当红名人。这种趋势自进入本世纪以后，非但没有消减，且大有火焰蔓延之势。所不同的是，这回再也不是众口一词的赞美了。又是含泪劝告汶川地震中死去孩子的父母“保持动人的气氛”，又是“以书代款”的“诈捐”，钟山碑文的文理不通等，都使得那些最忠实的粉丝也为之汗颜。其实，要弄清余秋雨究竟有没有人道情怀，对底层劳动人民究竟存不存悲悯之心，看看他早年对农民的论述就知道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对农民的态度和认识可以成为检验一个知识分子真假、高下的试金石。
余秋雨的农民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万言名文《脆弱的都城》里。在这篇文章中，余发表了许多对农民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农业文明石破天惊的论述。
在他看来，中国的“都城”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
如果余秋雨不是和我们故意打诳或玩“脑筋急转弯”的话，它至少使我懂得了以下几个道理：一、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是因为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或水旱蝗害、饿殍遍野，仅仅是因为“相对贫困”造成的“红眼病”就足以使他们抛家别子、铤而走险了;二、农民起义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土地、争取“生存权”，而仅仅是为了把自己先前卖给别人的土特产抢回来，而且还像取走自己名下的存款(定期的)一样理直气壮;三、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后现代”青年，你看他们仅仅为了“玩酷”、为了“找乐”就甘冒杀头、凌迟、灭门九族的危险，而且还非要跑到城里;四、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施耐庵不是生于淮北小镇、又亲历过农民起义，而是落户大上海、并兼任许多城市的“文化顾问”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得出“官逼民反”的结论。因为农民起义军“攻陷城池”之后，“城池”里的文化人不但云游讲学不大可能，就是“顾问”能不能当成也得看城防司令的心情。
为了进一步批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余秋雨给我们例举了宋代张俞的绝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他说：“‘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却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是‘泪满巾’!”
不错，“‘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虽然这些“养蚕人”、“种田人”没有研究过戏剧理论和中国文化史，也不至于愚蠢到会认为只有种田的才能吃饭、打井的才能喝水、纺线的才能穿衣服的程度，更不会由此推断出棺材店的老板希望躺在里面的都是自己，生产灭火器的会因为自家的房间用不着而痛哭流涕。但我仍然不知道像余教授这样不仅具有“城市眼光”、而且又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的人是怎么进行 “复杂工业思维”的。按照一般的情理去推想，作为一个小生产者，看见自己的产品“销路很好”反而两泪涟涟，那么肯定别有怀抱。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个“入城”的蚕农智力健全、神经正常，卖蚕时不但没有短斤少两、增收附加税，而且工商局的同志还给了小费，但他还是哭哭啼啼，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得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临床表现为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见花落泪、对月伤心，多发于艺术家和女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首诗的逻辑”就不是如余教授说的那样，是“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而是说“遍身罗绮者”在享用绫罗绸缎的同时，也应顾及“养蚕人”的苦辛，至少不要打白条、乱摊派或者“多收了三五斗”反而丰收成灾。
如果说“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地点明了诗作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的话——虽然我看不出——那么，“盲流”、“黑户”、“剪刀差”、“下乡”、“下基层”、“到农村锻炼”这些概念是不是明白无误地昭示着城市对农村的傲视与盘剥，很有政治研究的价值?如果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仅仅因为贫困与落后的出身就应当背负永生的耻辱，那么，我身后的祖国相对于富饶的北美正是一片巨大的农村，那么，是不是说“东亚病夫”、“中国猪”、“支那人” 这些侮辱性的冠冕就是合逻辑的称呼?
我无意于为农村的黑暗、暴力和落后辩护，但在一个尊卑有序、贵贱分等、城乡二元对立的种姓社会里，我必须坦陈我的倾向，那就是说我必须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立场上发言。在我看来，维护乡村就是维护弱势者的利益，就是维护做工的奴隶那不可让渡的价值与尊严，就是替那些最卑微的人寻找表达与歌哭之地。[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