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闕惠玲)
作品欣賞
一生只做一件事
--讀《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
2010年初春，我到敦煌遊覽，那西北的風吹起來真如刀刮臉啊！當時，想都沒想這個千佛洞是些什麼樣的人在管理和守護的問題。直到2016年12月的一天，在成博報告廳聽樊錦詩先生的「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價值」學術講座。看着講台上那個弱小的身軀，湊着檯燈看講稿還略顯吃力的先生，我恍然大悟：原來，那麼大大的敦煌，是一個弱小的樊先生帶領的團隊支撐起來的啊！
看着她：走路慢條斯理，說話不緊不慢，但是鏗鏘有力。她的內心似有一股力量不時地迸發。
時間回到1962年，樊錦詩到敦煌實習，艱苦的生活令她水土不服，咬牙也堅持不下來，她的身體太過瘦弱，只得提前回校。
可她大學畢業之時，依然選擇去敦煌。父親擔心這個曾因病差點喪命的身體羸弱的女兒難以承受，寫信懇請學校阻攔她，信卻悄悄地被扣下。
這股力量，堅定着她的決心。
畢業分配，原本她是可以有多種選擇的，國家建設到處都需要人才，她的先生彭金章就分到了武大。可是她毅然要去那個水土不服，整日風沙漫天的地方。這股力量的強大與她那身體的弱小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她的回答是：「報效祖國、服從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選擇去敦煌，因為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
國家，就是她這股力量的源動力。
然而，她對自己的選擇是很輕描淡寫的。「我不像很多報道中寫到的那樣厲害，我去敦煌是服從國家分配，幾次想離開都沒有離成。」她所說的幾次想離開，都不是發自內心的。不然她又怎麼會：「躺下去想敦煌，醒過來還想敦煌」呢？
她與珞珈山下的彭金章許下三年之約，可又違約了。換來的是彭教授為結束十九年的兩地生活追隨她到了敦煌。撇開研究者的身份，她們也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也會有每個家庭的生活難題。她曾敞開心扉說：「其實後來有段時間我也想過，我總不能為了這個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呆的時間越長，越發現很多事情要做還沒做。自己慢慢慢慢也跟石窟有了感情，非常複雜，想離開又捨不得離開」。的確她也想過離開，然而，在每一個荊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選擇了--堅守。
身為女性，她要養育後代。女人的孕產期是身體和身心都非常脆弱的時期，而她就是在這樣的特殊時候，也沒有想過離開敦煌。她挺着大肚子還與大家一起幫助老鄉摘棉花。第一個孩子將出生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她就在生着煤爐、布滿煙塵的簡陋病房裡生下了大兒子。得到兒子出生的電報，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雞蛋等物資，歷盡顛簸趕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後。彭金章看到，他們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襖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沒有。
在敦煌呆久了，西北大漠的風沙吹硬了樊錦詩的吳儂軟語，也在她的臉上留下了道道印痕，卻從沒改變她堅守敦煌的那顆心。「這裡的前輩們不希望我走，老人家們做出了榜樣，我們段先生也罷，還有別的先生。大家對我的感染，特別是這個洞的魅力，我們的責任，最後就沒走了」，她很淡然。
長久以來，樊先生都很神秘。她單純簡樸、低調謙和，將自己隱於敦煌絢爛的壁畫圖卷之後。儘管如此，她帶領的團隊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國外」歷史的功績一定會載入史冊。[1]
作者簡介
闕惠玲，女。宜昌市文化和旅遊局退休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