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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是宋末元初诗人黄庚的作品之一。

黄庚 字星甫,天台人,所著有《月屋漫稿》,其自序曰:龆龀时习举子业,不暇为诗,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生平豪放之气,尽发为诗,若醯鸡之出瓮天也。庚尝于越中诗社试枕易诗,推第一名,重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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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态度

在宋元之际、金元之际,都形成了科举误国的舆论,黄庚就认为:“唐以诗为科目,诗莫盛于唐,而诗之弊至唐而极;宋以文为科目,文莫盛于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极。甚矣诗与文之极其弊而难于其起弊也。”进一步:“国以诗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诗文应科目,又岂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可以看出,时人对科举,已经到了痛恨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停科举,是诗文的大解放:“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文。”(《月屋漫稿序》)

与黄庚同时的戴表元,也力言科举造成诗弊,说在宋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方使君诗序》)用“俳谐场屋破碎之文”称呼科举程文,可见他们的憎恶程度。要知道,谢枋得、戴表元这些人,是中过进士[1]的。他们的批判,决不是科场失意者的个人痛疾之语。

在北方,由金入元的文人,反科举的声音同样强烈。与宋人的意见大致近似,人们批评“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金史·选举志》)。元好问说:“时间初泰和大安间,入仕者惟举选为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故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并序》)视有用之技为无用,必是无用之人。

元初北方的儒士,有义理之士、经济之士、词章之士。三种人对待科举的态度不同。前两种人都坚决反对科举,词章之士要求开科,他们说是“俗儒守亡国馀习”(姚燧《董文忠神道碑》)。反科举的意见,占有压倒性优势。以往说,蒙古人反对开科举,这种说法缺乏文献依据。当时多数汉族文人坚决反对开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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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