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屑谈之四: 名人辈出 李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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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辈出
古代文化屑谈之四
曾记得，当时间的脚步进入到眼下这个千年——二〇〇〇年那一刻，耳畔响起了千禧钟声。听着听着，忽然便想到了一个问题：到下一个千年——三〇〇〇年，当千禧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今天的我们，还能记住些什么呢？还会记得多少人呢？
这个问题，实在难以预测。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知道的，就是：再过一千年，我国现有的这十二亿多生众，必定没几个人会被记住了，真正能够活在未来普通老百姓记忆中的，到底能够超百，还是能够上千，实在很难说了。到了那个时候，现在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恐怕只能充当“那时人口十二亿”这句表述语中的一个数目字了。
此刻之所以会作出这样一个推测，正是基于对上一个千年——即一〇〇〇年的经验：对于活在那个千年之中的人，作为现在的我们，至今仍然能够记得住名字、说得出生平的，又有多少呢？不是已经寥若晨星了吗？
当然，公元一〇〇〇年的时候，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少，远不是今天这个规模。但据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的数字，当时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亿一千九百四十六万，几乎与今天日本国的总人口（1.2亿）相当了。但就是这上亿的人口，经过了一千年时光的淘潠，我们今天就是记性再好，又能记得住多少人呢？而能够记住的那些人，与一亿人口这个庞大的数目字相比，怎么说，也是不成比例的。
那么，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呢？显然不是。这种“失忆”，与记忆力的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
一千年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徽宗时候的那一亿多人，如今只化作了人口统计学上冷冰冰的数字。昔日那些鲜活而又具体的生命，包括姓甚名谁、音容笑貌、喜怒哀乐、生平事迹等等等等，亦如岁月吹沙，了无痕迹了。
一个人，若想历经千年而不被人们忘记，无论他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往事”的确“如烟”，很快便都随着时光一起流逝了。
想起一句很著名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的威力的确很大。但威力再大的枪炮，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过来，却做不到让人必须记住什么或者必须忘掉什么。赫赫帝王，炎炎权相，怎禁得后世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多少当年势焰熏天、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今不早已被时光所销蚀，只落得个“折戟沉沙转头空”了吗？时光无知觉，并不在意谁曾经占有过巨万财富，更无感于他生杀予夺的无上威权。一切的“有”，终将化归于“无”。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虽曾一再上演官逼民“记”、官逼民“忘”一类的事，但到了后来，真正能够做得到的，却实在鲜有成例。当年越是被官家所大力抬举、旌表的人和事，经过了一两个、两三个朝代，很快便在民间失忆了，就算当时树了碑，立了传，终究也是枉然；而那些坊间的流传呢，官家越是要禁绝，却偏又不胫而走，就算采取了“焚书坑儒”那样极端的手段，到底也还是无法一世二世的禁下去。
而今，当我们站在第二个千禧年的起点，回眸上一个千禧年时，却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依据《宋史》的记载，从公元一○○○年算起，在初始的那一二百年间，竟然集中涌现出一批名人。这些人的名字，直到今天，我们不仅能够记得住，而且依然那样鲜活，那样生动。
这批顶尖的人物，在那段时间里，竟如雨后春笋一般“扎堆儿”出现，在整个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属罕见。这些人，都是某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让我们一记，就记了上千年。
现在，就让我们开列一个名单，来看看那个时代的精英，在今天的名望吧：
政治领域有王安石（1021—1086），北宋著名的改革家，同时也是文学大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他的诗句：“爆竹一声辞旧岁”，“总把新桃换旧符”。与王安石政治观点相左的，则有司马光（1019—1086），就是那部流传千古的《资治通鉴》的作者。还有苏东坡（1037—1101），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一生屡遭贬谪。但他在诗、词、文和书法等几个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他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早已成为了我们的日常用语。另外一个为人熟知的人物范仲淹（989—1052），是“庆历新政”的推行者，人人皆知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句话。而副宰相欧阳修（1007—1072）当年不仅积极参与和推动新政，其散文和诗词，无论是当世，还是后世，都是无可置疑的典范。他的“环滁皆山也”，我们在中学时代就开始背诵了。他还与宋祁一起编写了《新唐书》。更重要的，他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新文风，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这时的文官包拯（999—1062）、寇准（961－1023），武将岳飞（1103—1142），也无不深入人心，至今仍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今提起他们，不由让人想到：如果这些人在从政的时候，也像当年的王硅似的，一天到晚无所作为，只当“三旨相公”，恐怕也早就被民众遗忘了，正是因为他们或是忠肝义胆，或是“术业有专攻”，才能一“活”活了上千岁。
在文学艺术领域，有堪称一代词宗、人称“有水井处有柳永”的柳三变（980—1053），有独创了“易安体”且头顶着“词国女皇”桂冠的李清照（1084—1155），有代表南宋词人最高成就的辛弃疾（1140—1207），有大诗人陆游（1125—1210）。另外，还有写下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秦观（1049—1100）。仅在诗词领域，便还可以举出黄庭坚、二晏、周邦彦、梅尧臣、姜夔等，都是那一时期的著名人物。而“胸有成竹”这一典故中所说的画家文与可(1018-1079)，以及书界的狂草鼻祖米芾（1051—1107），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成就，至今也还无人能够企及。
在科技领域，要首推毕升（？—1051）。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成为世界印刷技术走向现代化的发端，也使宋代的出版业空前繁荣。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其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世界级水准，因而被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在思想领域，朱熹（1130—1200）、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9），亦即人们常说的朱子与“二程”，创立了划时代的经学新流派，即“程朱理学”，它直接影响了此后一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和儒学的发展方向。另外，写下了“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周敦颐（1017—1073）和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渊（1139—1193），也都是名留千古的大家。特别是陆九渊，当时与朱熹齐名，汇聚门生数千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和朱熹曾经在鹅湖展开过一场有名的学术辩争（“鹅湖之会”），也因此，被后人尊为“陆子”。
……
翻开史册我们看到，在这二百年间，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新旧势力反复斗争的时代，而对于中国的人文历程来说，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重要时期。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的星空，都因为有了二百年间的这些人物，从而显得格外熠熠生辉。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可以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时代。那时节，“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某一个人，到了后来，都极有可能成为影响历史走势、对人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巨人”。这，不仅“正面人物”是如此，即便是那个时代里的恶人，也会成为中国历史佞臣册中的“极品”。且让我们举出几例：蔡京（1047—1126）、童贯（1054—1126）、秦桧（1090—1155），真是一个赛过一个，个个不枉“千古奸相”的名号，真正都做到了“遗臭万年”。奸臣佞种固然代不乏人，但在秦桧之后，可堪与之等量齐观的奸相，实在也找不出别人来。由此可见，虽然说“遗臭万年”不容易，但一般之“臭”，恐怕都会在上千年这漫长的岁月里消弭殆尽了，哪里又能够做到像他们几位这样，经过了千年的时光，依然还能继续“臭”下去呢？
点数了前面这么多人物，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物集中出现在那个时间段里呢？这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造物主别有深意？
探究个中原委，恐怕还真不容易。
我们注意到，无论中外的历史上，总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便会有一批杰出的人物集中涌现出来。例如，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这“希腊三贤”，就出现在公元前429年到322年之间，前后不到150年。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出现了孔子（前551—前479）、老子（约前571—前471）这样的先哲；随后又有孟子（前385---前304）和庄子（前369---前286）出现，活跃在公元前四世纪。从老子到庄子，共计185年。“希腊三贤”与孔孟老庄，都是中外哲学史、科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中国有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外国人也说，如果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人类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的确，直到今天，我们所持守的一些原初的思想和终极价值判断，仍然不能超越当年他们所划定的范围。
杰出人物集中涌现，无疑缘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自有其一定的规律。单就我国而言，秦汉、三国、隋唐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口，都会出现杰出的人物，让今天的人们仍然记忆犹新。
这一现象很值得研究，但小文力所不逮，在此，也只能从人才涌现与文化积淀之间的关系入手，做一个提要式的简述。
重温上一个千禧之初那二百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杰出人物之所以会集中涌现，首先与北宋立国之初在政治上采取了相对开明的政策有关。宋太祖肇基之始（960年），不仅很快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文官体系，而且在祖庙立下了不杀言官的“碑誓”。因此，有宋一朝，文臣的地位是后来明清两代根本无法企及的。曾有这样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宋太宗的时候，寇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复坐，事决，乃退。帝嘉之。”（见《续资治通鉴》宋太宗端拱二年）皇帝发怒要走，大臣却拽住衣服不让，非得听他说完，这种亲近的君臣关系、宽松的议事气氛，与明朝朱元璋时，大臣每天上朝，都要与家人凄然诀别，不知晚上是否还能回得来，岂不有天壤之别吗？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宽松，“北宋文气大盛，文坛巨人、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创下历史之最。”（刘小川《品中国文人》第二册第５页）不杀文官，使北宋的思想领域也非常宽松，较大程度地地保证了士人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尽管这种独立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但已经大大地解放了他们的思想束缚。另外一个方面，文臣体系的存在，也保证了在文化上，能够较好地继承前朝的成果，使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其次，宋朝的经济也非常发达，从一○○○至一二○○这二百年间，宋朝经济总量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等量齐观。尽管局部自然灾害年年都有，但当时粮食主产区的北移和水稻的大面积引进与种植，基本实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第三，宋朝尤其是北宋，其社会生活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虽然宋朝在九六○年建立后，曾先后在南北两线对外用兵，但边关战事，对内陆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即便是在后来，朝廷经历了徽钦二宗被虏、战败偏安江南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时间都相对短暂，南迁之后，朝廷和社会仍然可以维持相对“正常”的运转……如此等等，都成为人才成长重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基础。
但尽管如此，对于人才的成长来说，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文化的积淀。没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化基础，即使政策再开明、经济再繁荣、社会再安定，人才也不可能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
对此，李清照曾有所体认。她说道：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
上面这段话，见于李清照的《词论》。她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就词人而言，但大而化之，文人、士人亦如此，其他方面人才的孕育和成长，道理也大同小异。在李清照这段话中，对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一句。这句话，十分准确地道出了人才培养中的一个关键点，即文化必须世代“涵养”，脉系不可一刀斩断。
我们知道，没有文化的社会是一个野蛮的社会，而不能使文化逐渐积累和进步的社会，同样不能说是一个文明和发达的社会。一个社会能不能巩固文化基础，形成文化进步的机制，为文化的繁荣创造必要条件，犹如区分一个人的文野和雅俗，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的重要指标。而那种急功近利，让文化去作经济的侍妾，搞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头来，只会适得其反。而一个充满了铜臭的社会，更会导致欺诈遍地，恶俗泛滥，斯文扫地。
要使文化产生积淀，必须遵从文化自身的规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承认，积淀具有时间性。没有时间，便不会沉积，更没有积淀。任何积淀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当然更不能拔苗助长。只有前后承继，薪火相传，累世代之功，合上下之力，方能见到成效。其次，积淀需要沉静，不能常常扰动。那种今天要“大破大立”，明日要“扫除荡涤”， 后天又要“七斗八斗”，凡事都谓之“新动向”，言行动辄“上纲上线”，一忽风，一忽雨，怎么可能形成文化的积淀呢？除此而外，还要坚持古今文脉的前后贯通，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厚今薄古，那种一朝一翻新，得胜便烧阿房宫的“黔首心态”，是万万要不得的。
人们常说“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是慢功夫，绝非急功近利能办得到。培养人才，最需润物无声，教化无形，耐得住寂寞，花得起工夫。那种“一年见成效，二年出成果，三年遍地开花”的做法，不仅培养不出人才，反而对人才的培养有百害而无一益。那样做，就算能开出几朵小花，到头来，也都是“谎花”。
无论哪个方面的人才，无一不是在文化的土壤上培植出来的。这就要求水分、肥力、温度、湿度、光照等等条件都必须适宜。也就是李清照所说的“礼乐文武大备”。青石板上长不出花草。要培养人才，就要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要大力弘扬文化，而且代代承袭，让千年文脉不断、不绝。只有这样，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功，我们才会迎来一个人才辈出的新时代。
孟子不是说“五百年代有才人出”吗，那就让我们翘首以盼吧！[1]
作者简介
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