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教亂
背景
清乾隆年末期，由於人口增長迅速，土地兼併嚴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現饑民，其中大約有一百萬人前來有著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邊境就食，受僱於木廂廠、鐵廠、紙廠，受盡各種不平等的剝削，生活極為艱難。
而民間秘密宗教白蓮教，宣揚彌勒佛未來會「改造世界」的傳說，並以“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從者日眾。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領約定在次年起事，此事為清政府偵知，便以邪教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時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這進一步激起了教眾的反抗。[1]
經過
清仁宗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帶的教眾首先起事。三月初十，襄陽女子王聰兒、姚之富等人起事，成為各支白蓮教軍隊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各省遊動作戰。
嘉慶二年（1797年），總兵德楞泰以為白蓮教“行不必裹糧，住不藉棚帳，黨羽不待徵調，蹂躪於數千里”的流動作戰方式，提出實行“令民築堡禦賊”之法[2]，“紳士梁友谷等築堡團練，賊不能犯，保護鄉里十余萬人”。由於各支白蓮教軍互不統屬，無法相互呼應，遂被清朝陝甘總督楊遇春、總兵德楞泰、額勒登保領軍隊各個擊破。
嘉慶三年（1798年），襄陽白蓮教軍在湖北鄖西被包圍，王聰兒、姚之富皆跳崖自殺。
此後，清朝推行團練和堅壁清野戰術，築起大量寨堡，將村落百姓強行移居其中，又訓練團練進行防守，從而切斷白蓮教軍隊的糧草與兵源。至嘉慶九年（1804年），白蓮教軍隊被全部鎮壓。
影響
該次大規模戰亂耗費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數十萬軍隊，並導致十余名提督、總兵等高級武官及副將以下400余名中級武官陣亡。據統計，清朝前後投入超過二億兩白銀，相當國庫五年財政收入，使國庫為之一空[3]，“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箐荒麓間，蟹魚珍錯輒三四十品，而賞伶犒僕之費不與焉。凡糧臺地，玉器裘錦成市，饋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4]。八旗、綠營等清朝正規軍之腐朽在起義中暴露無遺，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團練鎮壓起義。
乾隆後期，由和珅帶頭貪瀆，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併土地，貪官汙吏橫行。川楚教亂標誌著清朝走向衰落的開始。川楚教亂平亂不久，直隸、河南、山東諸省又發生天理教領導的癸酉之變。
由於川楚教亂髮生在康乾盛世時期，後期爆發的苗民起義一起給予了清朝統治以有力的打擊，使清朝從此陷入風雨飄搖，秦平和岑大利認為在一定程度了否定了盛世的說法[5][6]。然而歷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從約1300年到1750年，中國和歐洲發生的戰爭數目大致相當，1750年後至1839年可被稱為「清朝大和平時期」，儘管該段時期民變不斷，且當中有些民變規模甚大，但是也比1200年後的中國歷代朝代的戰事少[7]。亦有說法認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盛世不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在康雍乾時期，自三藩之亂平定之後，中原地區就沒有戰爭，國內也沒有長期和大型的戰爭，社會上就沒有大規模的破壞[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