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平万
人物生平
1903年戴平万出生在广东潮安县一个书香门第，1918年毕业于潮安县城城南小学，同年考进广东省立潮州中学（今汕头金山中学）。1922年夏天，考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的前身）西语系。同年与许美勋、洪灵菲等组织潮汕地区第一个新文学团体“火焰社”，又与他们在汕头《大岭东报》上创办《火焰周刊》。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中国共产党海外部派往暹逻工作。1927年在暹逻遭追捕，被迫回国赴海陆丰参加农民运动。后农运失败，到上海投身左翼文学运动。1928年初加入太阳社，同年与杜国庠、洪灵菲等创办晓山书店[2]。1930至1934年间，被派到东北满洲省委，与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等人合作领导抗日罢工。1935年上半年，任左联党团书记。同年6月，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拥护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1940年11月，奉调从上海到苏北根据地从事共产党的新闻与教育宣传工作。翌年5月，中共华中局调他到苏中区党委宣传部主编《抗敌报》。1943年被调往苏中区党校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1945年初在兴化县鹤儿湾村白水塘不幸溺死。
戴平万-贡献
1930至1934年间，被党委派到东北满洲省委做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的秘书。1932年中期，戴平万开始任哈尔滨地下总工会（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和9.18事变后临危受命的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女工部长赵一曼等人共同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及反日罢工。戴平万和罗登贤同为广东老乡又同是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战友，两人关于在东北地区领导工人反日罢工运动及创立东北抗日联军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他们的主导下，满洲省委在东北各地鼓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并把它们组织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满洲省委还以省委书记罗登贤的名义任命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等数位共产党员为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的领导人，抗日联军的士兵不分出身，也不分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只要他们愿意为解放民族而战，就被收编入军队。像邓铁梅这样虽是国民党人但也拉起军队抗日的也被任命为领导人。有了独立的领导人，东北抗日联军就有了坚实的生命力。罗登贤，戴平万，赵一曼等满洲省委领导不光领导组织抗日义勇军对敌作战，他们自己也和义勇军一起并肩作战，罗登贤在他最后牺牲前的驳斥法庭的讲演中提到他和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戴平万也和周扬等同志提到他在东北和抗日义勇军一起并肩作战。罗登贤于1932年12月被左倾机会主义逼迫离开东北，1933年3月，罗登贤遭国民党逮捕并于同年8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戴平万在罗登贤离职后坚持留在东北继续领导抗日。他于1934年满洲省委机关遭受巨大破坏时被迫离开满洲。虽然满洲省委领导机关屡遭敌人的破坏，但东北抗日联军却坚强地存活下来,并在抗日战争中越战越勇，从1931年到1945年14年中，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李兆麟，冯仲云等抗日将领领导着无数抗日健儿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华抗日战争史写下了耀眼的一页。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的开展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创立开辟了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先河。
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原左联党团书记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戴平万接任左联党团书记。戴平万既是左联的12名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又是上海地下党文委之一，也是最后一任左联党团书记，他一直参与左联的工作，对左联的发展和壮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8年春天，上海暨南大学的几位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支持下，打破了“孤岛”文艺界的沉寂，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文艺》。《文艺》于1938年6月创刊，1939年6月停刊，共出了16期。当时地下党的一些作家曾经直接间接地关心和支持这个刊物，为这个刊物写稿。戴平万是这个刊物的撰稿人之一，他与《文艺》的编者常有接触，还约他们到普恩济世路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文艺座谈会。《文艺》第一卷第六期曾刊登一个题为《关于抗战文艺的形式》的文艺座谈会记录，出席者有肖岱、岳昭、钟望阳、钟洛文、天佐、应彬元、林琪、贺若等同志，这个座谈会是岳昭主持的，岳昭就是戴平万的笔名。
在“孤岛”，戴平万还负责《新中国文艺丛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地下党办的不定期刊物，由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出版和发行，主要刊载文学作品，也登载一些译稿和短文。每期改一个名字，用“丛刊”的编号以书籍的形式发行，除在上海印刷发行外，还打成纸版，寄到内地，在重庆翻印，用粗纸印本发行。刊物的主编是陈望道先生，具体的编辑工作则由戴平万负责，陈望道先生只在他编好稿件以后审批，如没有什么意见，就送到斜桥弄去给郑郊询发稿。《新中国文艺丛刊》于1939年5月出版第一辑，1940年11月出版第四辑以后停刊，已出版的四辑书名分别为：《钟》、《高尔基与中国》、《鲁迅纪念专辑》、《鹰》。第一、二、三辑的“编者的话”都是戴平万执笔的。第四辑出版时，戴平万己被党派到苏北根据地工作。这刊物规模较大，内容相当丰富，在“孤岛”和内地文艺界中都有过相当影响。
在编辑《新中国文艺丛刊》的同时，戴平万还参加编辑《文艺新闻》周刊的工作。由于在“孤岛”出版的刊物，都要受到租界的帝国主义当局的约束，所以许多进步报刊常常出版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被迫停刊，地下党又得另想办法出版新的刊物。1939年秋天，一些进步文艺报刊被迫停刊，参与文艺通讯运动的文艺青年的稿件没有园地发展，地下党决定由戴平万、黄峰（邱韵铎）、蒋锡金三人办一个偏于报导性质的文艺刊物——《文艺新闻》，为了不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由到上海不久的蒋锡金化名蒋策到租界工部登记，手续办妥后，三个人一起在黄峰家里编。《文艺新闻》主要是报导文艺界的消息、作家、艺术家的动态，反映动乱时代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孤岛”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文艺新闻》于1939年10月1日创刊，每周一期，一共出了十期。第四期以后，蒋锡金被调去筹备《文艺新潮》，刊物由戴平万、黄峰两个人编辑。戴平万用君博的笔名先后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买国旗》、《说苦衷》、《关于“为了生活”》、《辨真伪》等随笔和文艺短论，还用岳昭的笔名参加《文艺新闻》组织的关于影片《高尔基的童年》的笔谈会，发表《欢迎<高尔基童年〉》一文。这些文章，短小精悍，说理透辟，都是联系实际、针砭时弊的，旨在帮助读者识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引导人们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为民族解放而战斗。《文艺新闻》作为“孤岛”地下党在文艺界的喉舌，它不但是当地的一面镜子，同时也给生活在“孤岛”的人们传达内地和根据地的文艺消息和动态，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1939年至1940年，还有两个文艺刊物与戴平万有关。一个是1939年间创办的《文艺长城》，一个是 1940年元旦创办的《戏剧与文学》。《文艺长城》是南洋群岛进步华侨青年在上海编印的文艺月刊，据蒋锡金回忆：“戴平万常和编这个刊物的文艺青年联系，为他们刊物撰稿，可惜现在记不起他在这个刊物上用的笔名，无法查出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文艺长城》第三期曾刊登《上海文艺界仝人给南洋华侨文艺界的一封信》，倡导共同建筑一座抗战建国的不能摧毁的“文艺长城”，共有26位作家签名，其中也有戴平万。《戏剧与文学》是地下党领导的戏剧界与文学界合办文艺刊物，由于伶、林谈秋两人主编。戴平万曾以岳昭的笔名在该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长篇文章《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在文中他回顾了“孤岛”的文艺运动，并作出了正确的评论，是一篇有历史意义的著文。
戴平万是“孤岛”地下党在文学界的负责人之一。据钟望阳回忆：“1937年10月，戴平万同志介绍我入党，入党以后和戴平万、林谈秋等同志合编一个党小组，由戴平万担任党小组长。”据肖岱回忆：“我于1938年入党，入党后编入戴平万负责的党小组，党小组成员还有林谈秋、钟望阳等。”据蒋锡金回忆：1938年冬，他从广东到上海，党派戴平万去找他，给他接上组织关系，并把他和戴千万、钟望阳编在一个党小组，由戴平万担任小组长。此外，据蒋天佐、蒋锡金回忆：1939年春天，在“文委”领导下，由王任叔定期召开一个推动“孤岛”文艺工作的中心座谈会，每周一次，在霞飞路的大三元茶室以茶会的形式召开，讨论“孤岛”文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研究工作进行的办法，参加会议有王任叔、戴平万、林淡秋、蒋天佐、钟望阳、蒋锡金等六人，六个人各有分工，王任叔主要是负责给世界书局主编文学丛书，参与周刊《鲁迅风》的工作。戴平万主要是协助陈望道先生编辑出版《新中国文艺丛刊》，还兼管光明书局出版的“光明文学丛书”的事。林谈秋当时主要是搞翻译工作，所以负责介绍、分析翻译方面的情况。蒋天佐负责文艺理论方面的工作。钟望阳、蒋锡金分别负责儿童文学和诗歌。这个以茶会形式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曾经坚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对推动“孤岛”文学界各方面的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斗争的需要，戴平万还经常翻译外国的政论，在刊物上发表。1939年3月17日，他在《译报周刊》第一卷第十九期上，用岳昭的笔名发表译文《在汪精卫自杀政策的后面德国法西斯的阴谋》（作者是AsiatcuS）。这篇译文是《译报周刊》特约的稿件，它揭露了日本军阀企图用武力征服和支配中国的阴谋，指出他们支持汪精卫逃出重庆，是要破坏中国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包办一种侵略者的和平，使日本武力能自由地执行其国际任务，象德意志在欧洲及地中海的行动一般。”实际上是借助国外公开的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阴谋。
戴平万一贯重视对文艺青年的引导、教育和培养，在“孤岛”时，无论是编辑《新中国文艺丛刊》还是《文艺新闻》，都十分注意年青作者的来稿。1939年5月，当《中国文艺丛刊》第一辑《钟》出版的时候，他就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我们希望每期能多登一些新人的作品。”同年10月，《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部《鲁迅逝世纪念特辑》出版，他又在“编后”中着重指出：“《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革命性，估计尚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的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思想的分析，却非常的正确”。给年青作者以勉励。四十三年以后，当年《鲁迅与尼采》的作者王元化先生回忆起这一切，仍有很深刻的记忆。在《文艺新闻》上，他也经常选登年青的文艺通讯员的稿件，为了帮助青年学习，他还应邀为他们讲课。1939年5月7日，戴平万应上海自学民众义务补习学校的邀请，在星期日周会中，作题为《自学的方法》的讲演，后由沙水根据听讲时笔记整理成文，刊载于1939年5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学习周刊”第十四期上。在这次的讲演中，他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里刻苦努力，勤奋求学，以求得非常的学问，来完成非常的事业。
1940年11月，党派戴平万到苏北根据地去，由根据地的同志来接，经过崇明岛出长江由水路到达根据地，先在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文学系任教授，后到苏中区党委宣传部主编《抗击报》。临走前，他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苦菜》交上海光明书局，这本书共收入《苦菜》、《病》、《在风雪中》、《哈尔滨的一夜》、《过江》、《佩佩》六个作品，于1942年2月出版，为光明文艺丛书之一。这是他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集。
作品
小说集《苦菜》《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前夜》、《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