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807-1953）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图片来自cp1897

十九世纪早期，英语圈发生了宗教大复兴（常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因此促进了海外的宣教，于是英美国家的不少传教士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去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十九世纪被称为宣教的伟大世纪。

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进入中国，之后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传教士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来到中国。传教士刚入中国的时候，清朝采取的依然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他们只能逗留在澳门与广州十三行。1842年签订条约之后，传教士们能够住在五个通商口岸。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得以进入内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新教的传教事业发展很迅速。1860年只有60位新教传教士，到1900年已经有2500位传教士（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其中1400位来自英国，1000位来自美国，100位来自欧洲，主要是北欧国家。到1920年代，新教的传教事业达到顶峰，之后由于中国内部的战争和动荡，情况不如以前。到1953年，所有在华新教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目录

1807-1842年传教士活动

早年，马礼逊和其他几个在他之后来华的传教士只能留在澳门和广州十三行，传教的困难重重。马礼逊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汉语，并将圣经翻译到中文，后来他出版了神天圣书。1826年，当时在位的道光皇帝将之前禁止巫术、妖术的法律修订后再次颁布，这新的法律禁止人传播基督教，违者判以死刑。入教的中国人，若不放弃他们的信仰，会被发配到新疆做奴隶。来华的第一位美国新教传教士是裨治文，他于1830年抵达中国广州，他编辑了《中国丛报》。第一位来华的新教医生是美国的伯驾，他在1835年来到广州。他建了一个诊所，医治了很多中国人。

1842-1900年传教范围扩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当时，既懂中文又懂外文的只有传教士，所以一些传教士参与了条约的翻译工作。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传教士得以进入这些通商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打败清军，签订北京条约，允许传教士到内陆传教。1859年英国发生了宗教复兴，推动很多人到国外传教，不少英国传教士来到中国。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了内地会。当时在华传教士人数很少，几乎是沧海一粟，因此戴德生和其他人呼吁更多传教士前往中国。

英美的很多差会响应戴德生的呼吁，也有不少新的差会建立，征召很多人加入，包括很多大学生，成为海外传教士。当时美国的穆迪牧师影响了很多年轻人，促使他们献身宣教事业。此时最著名的差会机构是内地会、伦敦会、美部会。其他差会有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等。在此期间来华的著名传教士是：丁韪良、狄考文、倪维思、明恩溥、理雅各、麦都思等人。剑桥七杰、欧柏林学生团（Oberlin Band）、学生志愿运动在当时的传教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在华传教士生活状况

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生活是艰辛的，很多人或因健康不佳或因压力过大而中途辞职，学习中文的过程是非常漫长而艰难的。在内地会派出的首批五十三个传教士当中，只有二十二位还留在宣教工作中，而在这些人中间，只有四五个男人和三四个女人身体状况还比较好。虽然十九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数是健康的年轻人，但有一半人在十年之内就已经辞职或死亡。健康原因是他们辞职的主要原因。据估算，传教士所生儿女的死亡率是英国乡村家庭所生儿女死亡率的三倍。到十九世纪晚期，传教士更加了解中国的生活情况，而且来华医生也增加很多，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女传教士

起初，很多差会只派出结婚的夫妻或单身男子做传教士，不接受单身女子做传教士，因为觉得她们的安全无法保障，后来此种状况发生了变化。第一个来华的单身女传教士是英国的艾迪绥，1844年她在宁波创建了一所女子学校，名为宁波女塾。后来，女传教士（单身和已婚）的数量超过了男传教士，到1919年，美国循道宗和公理会所差派的女传教士是男传教士的两倍多。当时，由于中国文化，男传教士无法与中国的女人接触，所以向她们传道就是女传教士的责任。此外，女传教士也管理女子学校，女传教士医生也为女人看病。在反对女子裹足的运动中，女传教士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翻译圣经

天主教虽然在明朝就来到了中国，但是他们并不重视圣经，所以一直没有翻译中文圣经，直到1968年才翻译了自己的思高本圣经。但是新教历来重视圣经，视之为绝对权威，所以新教传教士一进入中国，就开始翻译圣经。马礼逊在1807年来到中国之后不久，就着手翻译新约和旧约。

文言文圣经

19世纪初，浸信会的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翻译圣经，其同工是拉沙，1811年译毕新约，1822年旧约亦告成，并于同年出版《新旧遗诏全书》，这就是马士曼译本，是新教最早出版的中文圣经。同一时候，马礼逊和米怜亦在广州翻译圣经，1813年出版新约，1823年出版旧约，定名为《神天圣书》。

19世纪30年代，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及马礼逊儿子马儒翰修订马礼逊译本，麦都思负责新约，郭士立负责旧约。1835年新约译毕，1837年出版，名为《新遗诏书》，而旧约则在1838年出版。后来郭士立又多次修订麦都思的新约，改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浸信会的高德后来修订了马士曼的译本，与1853年出版新约，高德去世后，怜为仁译完了旧约，称为高德译本。

1843年传教士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委员会翻译圣经，此译本称为委办译本。1850年新约出版。期间，传教士就God译名当用“上帝”或是“神”起争论，委员会于是分裂。麦都思、等传教士以“上帝”为译名，继续翻译旧约，1853年完工，1854年出版，仍称委办译本。

裨治文与克陛存、文惠廉等美国传教士退出委办翻译委员会，主张用“神”为译名，另行翻译圣经，即裨治文文理译本，于1862年出版。

施约瑟在19世纪末独自一人将新旧约翻译成文理圣经，称为二指版圣经。包尔腾和白汉理也将新约翻译成文理圣经；杨格非也曾自行翻译文理新约。中国各地传教士，亦有从文理圣经翻译为当地方言。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决定翻译一部各方接受的和合译本，包括文理版和官话版。1919年文理和合本问世。

白话文圣经

• 南京官话：麦都思、施敦力将文理委办译本的新约改为南京官话，1857年出版新约，是第一本、也是惟一的一本南京官话圣经。
• 北京官话：1872年，北京翻译委员会（施约瑟、丁韪良、白汉理、包约翰、艾约瑟）翻译和出版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1874年，施约瑟独自一人翻译并出版北京官话旧约全书。1978年，英国圣经公会将两者合在一起出版，即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
• 杨格非官话新约：1889年，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官话新约。
• 官话和合本：1919年出版，是现今中国新教教会通行的圣经。

反对鸦片

19世纪，鸦片贸易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早期传教士中，发声谴责鸦片贸易的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其他人的态度则不明确。也因着美国传教士的努力，所以在184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禁止美国商人从事鸦片贸易。美国杜步西在中国目睹鸦片造成的灾难，与柏乐文等传教士和基督教医疗工作者成立中国禁烟会。

杜步西担任首任会长。该禁烟会通过在华传教士医生收集了关于鸦片危害的大量数据；1899年，该禁烟会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书籍《一百多医生对华人吸食鸦片的意见》(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该书阐述了禁烟会的宗旨，陈言鸦片的危害，最终影响了公众舆论反对这项贸易。终于，杜步西获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国国会和万国禁烟会的支持。1906年，中国禁烟会取得成功，英国国会声明鸦片贸易是“道德上没有辩护余地的”。杜步西征集了一份超过1000名在华传教士签名的请愿书，上书给光绪皇帝。皇帝下诏，禁止鸦片的贸易和吸食。

反裹足

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士大夫们却对与性欲相关的女人裹足大加推崇，以致盛行千年而不衰。然而，在华的传教士，特别是女传教士，积极推动反裹足运动。1860年代，美国长老会的 Helen Nevius 及其他人就开始与裹足陋习斗争了，她们呼吁女基督徒不要裹足，并且为她们搭桥牵线，帮助她们寻找合适的男基督徒与她们成婚。1872年，在北京的循道宗女传教士Mary Porter禁止裹足女孩在她学校读书。1874年厦门成了一个反裹足组织。到1908年，大多数的中国精英已经发出了反对裹足的声音，在1911年裹足在法律上予以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