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千里

沙千里（1901年~1982年）原名重远，曾用名仲渊。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因家庭贫困，小学还未读完，就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五年升任帐房。与邹韬奋等6人以“危害民国罪”被捕，即“七君子事件”。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北京，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沙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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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重远 上海
逝世	1982年（80－81歲）
别名	仲渊
籍贯	江苏苏州
母校	上海法科大学
职业	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

目录

事迹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前后，他执行律师职务，并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先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进步团体，主编《生活知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11月，他同沈钧儒、史良等著名爱国人士，因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国内外闻名的“七君子”之一，是当时救国会的领袖人物。1938年，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沈钧儒等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动宪政运动，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进行不懈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期间，沙千里筹建了救国会的上海组织，联合上海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动民主运动；并以律师身份为遭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人士进行辩护，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随即赴香港参与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48年1月，他在香港出席民盟三中全会，为恢复民盟领导机构，促进民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作出了贡献。

1949年，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9月，他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等职。

经历

早年在大丰洋布号任跑街。

1925年同等学历考取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

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上海三区党部执行委员。

1928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并参加青年之友社，任《青年之友》周刊主编。

1930年青年之友社扩组为蚁社，任执行委员。

1934年集合蚁社核心力量，组建苏联之友社，主编《生活知识》月刊。

1931年后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

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编《救亡周刊》。

1936年11月与沈钧儒等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曾任《工业合作月刊》编辑，工业合作协会推进组组长。

1939年后，开办建国机器厂、建成实业公司、中美汽水厂、南洋公司等，任厂长、总经理。

1942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后，参与组建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

1947年底赴香港参与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任常务委员。

1948年1月在香港出席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后转赴解放区。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军管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

1980年8月至1982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2年4月26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荣誉

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三届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四届执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北京，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

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评价

青年时代的沙千里是个不满旧社会，痛恨帝国主义侵略，要求进步的青年。他勤奋好学，白天在棉布商号工作，晚上到上海青年会办的夜校读书，后来考取上海法科大学，成为大学生。

沙千里是上海市人，青年时期就要求进步，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从事进步活动，曾主编《青年之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作品

著有《七人之狱》、《婚姻·子女·继承》、《抗战与民众运动》，译作有《格拉斯顿传》。

故居

位于东四六条中部，东邻朝阳门北小街，西近东四北大街。该院落约建于清晚期，民国时期为一官员的宅第，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爱国人士沙千里（1901—1982）居所。该院有三进院落，坐北朝南。广亮大门一间，门内有一字影壁，倒座房东一间，西五间，西厢房三间，东房二间。 一进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门，带屏门四扇。四周抄手游廊上带倒挂楣子，下有坐凳栏杆。二进院内有北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厢房南面各带耳房一间。三进院有后罩房七间，偏轴线西侧，西配房三间。该院建筑均为硬山顶合瓦清水脊屋面，墀头有精美的砖雕。该院1986年1月21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由单位使用。

略传

青少年时代的追求

他自己说，上辈是商业资本家，家庭比较富裕。出生后五六年，家境中落，十分贫困。7岁，父亲去世，姐姐早亡，由母亲顾庆云带着他和妹妹沙佩珍（后改名沙洁）生活，他对母亲十分尊敬。幼时在上海海宁路飞虹小学读书，15岁入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号当学徒，20岁左右担任帐房。

上海法科大学创立于1926年底，许多知名人士，如章太炎、于右任、褚辅成、钱新之、蔡元培、沈钧儒、董绶经、潘力山等，曾担任过该校校长或校董。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该校参加革命工作的师生很多，因此校誉蒸蒸日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曾多次逼迫该校开除所谓跨党分子12人，潘力山校长被特务谋刺身亡。在这种情况下，褚辅成被推为暂代校长，沈钧儒为教务长。1928年1月，褚辅成被公推为正式校长。沙千里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曾任该校己巳级学生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后来当律师。

参加进步青年文化团体

北伐战争中，在国民革命运动推动下，尽管当时上海地区军阀李宝章疯狂残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不畏强暴，于192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从事秘密工作，参加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后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于是他自动脱离了国民党，积极参加《青年之友》社，赞成该社主张“中国需要另一次革命”。1929年上半年，《青年之友》出版“革新号”，由沙千里主编。

《青年之友》从“革新号”开始，形式有较大更新，内容更加充实，积极引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讨论大家关心的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后来又增出文艺副刊(由李伯龙任编辑)，宣传普罗文学。由于《青年之友》的内容适合青年要求，代表了青年的呼声，因此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最多时达5000份以上。《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断扩大影响，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和一系列的迫害。国民党政府发出了禁止销售《青年之友》的密令，并要查拿负责人，其罪名是宣扬普罗文学，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出版法。邹韬奋提到此事时，曾愤愤不平地说；“民国17年，他曾经同几位朋友创办《青年之友》，一年半后被禁……”《青年之友》虽然被禁，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很快组织了“蚂蚁社”。

蚂蚁社简称蚁社，是《青年之友》被迫停刊后，骨干沙千里、李伯龙、许德良、任先、沈仲君、徐赓敖、杨修范、马燮庆、徐以礼等经过多次研究；于1930年12月，以《青年之友》社原有的社友为基础成立的。在成立过程中，沙千里设法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被批准为职业界青年文化团体。他们以蚂蚁自诩，认为蚂蚁虽是小动物，力量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够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沙千里在社员大会上讲话时，也常常以“蚂蚁精神”激励大家，号召大家“做活蚂蚁”，“要象蚂蚁一样团结一致，奋斗不息”。蚁社社员都能保持这种“蚂蚁精神”，使蚁社不断发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著名群众团体之一。

为了鼓舞斗志，蚁社编有《蚁社社歌》和《蚁社之路》两首歌曲。《蚁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词，黄自作曲。歌词是：“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种新文化的种，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蚁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友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由全体社友选举，由执行委员9人组成，沙千里担任过历届的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社友和文化三个部，分别管理各项具体活动。沙千里是社友部负责人，负责管理与社友有关事宜，团结社友中的积极分子，起核心作用。除此而外，沙千里还曾负责过文化部的读书会与时事研究会。

1934年初，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并与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等在蚁社里面组织“苏联之友”小组。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沙千里在上海看到宣言的油印本，感到宣言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从此他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12月，在蚁社的支持下，沙千里和徐步等创办了《生活知识》半月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个刊物是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对国民党“围剿”的一个阵地，读者多数是蚁社社员、中下级职员，他们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号、工厂、银行、工部局和海关等单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薪水微薄，时有失业的恐慌，又都有点文化，容易接受革命真理，因此《生活知识》在他们当中影响很大。

参与组织救国会及其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涌现。同年12月 21日，上海妇女代表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27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江问渔等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接着，上海工人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一个接一个成立。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沙千里被选为理事长，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杨经才、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等担任理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集会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会上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刘良模、王造时、史良等30人被选为理事。5月31日，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沙千里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在《救亡情报》、《职业界救国会会刊》、《生活知识》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宣传救国会的主张。还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等5人，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前往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停止内哉。同时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请愿的情形和救国会的抗战主张，还同在南京的各地实力派接触，加强救国会与他们的联系，推动他们起来抗日。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合作，共同抗敌，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全面阐述全国救国会关于联合抗日的立场，以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公开信发表以后，沙千里表示坚决支持，并在他所办的《生活知识》上全文发表。他说：“这个文件影响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还大。”

全国救国会成立以后，积极地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政策，与各抗日地方实力派广泛接触联系，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因而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内战、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障碍。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胡说救国团体之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日颠覆政府，是皆利用 ‘救国’的呼声，以作其叛逆行为的掩护”等等。同月，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郑重声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文告所能恫吓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这样无耻的懦夫，那显然是欲使全国人民变为汉奸顺民而后快。这样，国家还有救吗?这在我们，即以身许国，死生原所不汁。”沙千里说：“我们那时敢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早就有入狱坐牢，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1936年11月22日夜间，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全国各界人士大为震惊，大力营救。11月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并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27日又发表《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的陷害，重申救国会的立场。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救国会领袖。全国各地救国会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救国会被捕领袖。中国共产党也发表文章表示抗议。海外华侨及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七人案难以继续审理，只好“具保释放”。七君子在雄壮的军乐声、欢呼声中胜利出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救国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但各界群众参加，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参加的也不少。上海各界救国会鉴于形势变化，决定改名为“上海救亡协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也改名为“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沙千里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负责人。这期间，沙千里曾担任《救亡周刊》主编，《国民》周刊编委，发表了不少文章，如《苏联革命第二十周年纪念与我们的斗争》等，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抗战期间从事的救亡宣传和政治斗争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先后撤退到武汉。他们不定期聚会，研讨抗日形势，同时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接待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革命或安排在武汉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上海蚁社的许多社友也先后到达武汉，他们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联络当地的职业界爱国青年，成立了武汉蚁社，曾发展到四五百人，参加过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成为当时武汉最著名的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之一(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指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郭沫若曾赞扬说：“这些团体和三厅的工作是能桴鼓相应的，三厅的几次扩大宣传，被称为在武汉‘轰轰烈烈’过来的，事实上—多半就靠着这些团体和青年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单是临时下乡的宣传队，我们就靠着这些青年，曾经组织过七百几十队。”

在武汉期间，沙千里曾与救国会另一领导人何惧等组织过一个基金委员会，创办过《大众报》，每周一期，每期有一篇文章谈抗日形势，并附有形势地图。除此而外，沙千里还经常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在武汉，沙千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重庆成为陪都，沙千里从武汉到达重庆。救国会的许多骨干，如李公朴、章乃器等也陆续来到重庆。他们经常联系，交流情况，统一认识，然后采取一致行动。主要有两方面：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二、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救国会在武汉期间，从组织形式来讲，就不存在了，但是由于它的社会影响，因此被公认为一个政治派别。所以国民党组织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仍然指定沈钧儒、邹韬奋等作为救国会方面的代表参加。沙千里虽然不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但他协助沈钧儒等工作，沈钧儒在参政会上的提案，沙千里曾参与起草。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抗日逐渐消极，反共日趋积极。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讲话，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控制，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为了争取民主，反对独裁，1939年9月，沈钧儒、邹韬奋联合其他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请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这个提案被通过，从而掀起子宪政运动的高潮。国民党为了对抗宪政运动，极力宣传所谓”五五宪法草案”，沈钧儒、沙千里、韩幽桐、张申府、钱俊瑞、柳浞、张友渔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草案”进行了批判。沙千里在《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所谓宪法草案是限制人民自由，侵害人民权利，为总统滥施权力创造条件，要警惕袁世凯独裁重演。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民主同盟，沙千里也参加了。

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张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对民盟的这一进步，沙千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明确地说：“我们坚持在同盟内部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促进同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抗战期间，沙千里在重庆，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那时，他曾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创办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与救国会同志何惧创办过中国建设机器厂，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与沈钧儒、林亨元、崔国翰成立“平正法律事务所”，不仅在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团结了许多朋友，而且应邀担任了许多单位的法律顾问，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受迫害的进步人士、进步团体进行辩护，申张正义，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不懈地奋斗。

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参加新中国建设

抗战胜利以后，沙千里于1945年12月从重庆回到上海，没有参加1945年冬救国会成员召开的会议。但是，他对于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以及会议所制定的新的政治纲领是完全同意的，并在上海的工作中认真予以贯彻。

他回到上海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是从事律师业务。他一到上海，就有不少工会和公司请他担任法律顾问。最先来请他的是上海法商水电工会和一家百货公司工会，在打击汉奸势力，维护工会正当权益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是根据中国人民救国会的纲领和章程，筹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第三是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发起成立了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移驻南京，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华东地区的领导。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就是党领导下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个人民群众团体。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接着又对华北、华东、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发动进攻；8月2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公然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伪国大，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

1947年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民盟二中全会决议取消党派盟员，以后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会上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更加积极活动。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宣言》指出：“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一主张。

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杀害，国民党妄想用暗杀等恐怖手段，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1947年10月27日，宣告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于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陆续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沈钧儒和沙千、里是11月间秘密离开上海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中心随即转移到香港。

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们到哈尔滨后，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反动独裁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949年2月25日，沙千里等到达北平。6月，他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回顾了救国会成立14年来的斗争历程，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协的各项决议，决心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他满怀激情地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全国解放以后，沙千里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