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菜花((竹庆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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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油菜花
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是母亲的生日，如果她老人家还健在的话，也是八十六岁高龄了。二十三天后是她老人家的祭日，这一天，母亲生命的日历，终止在二〇〇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辛勤一生的母亲，就此打住了匆忙的脚步，停止了操劳，停止了对儿女们的牵肠挂肚。从此，“母亲”二字不再属于我们兄妹，我们真正地成了没娘的孩子。
母亲的娘家是白露河边的陈家油坊，六岁时没有了娘，十四岁又没有了爹。我姥爷去世后，母亲领着她八岁的弟弟去投奔我二姨。二姨的婆家是南湾一带有名的财主，姐弟俩投靠他们生活，不过是锅边多添一瓢水的事。
我姥爷生前也是白露河边殷实的庄户人家，我大姨、二姨、三姨都是找的门当户对的婆家。姥爷去世后，八岁的舅舅立不住门户，没爹没娘的孩子想有个偎靠，免得躲东墙避西墙的遭人白眼。没想到小姐弟俩到了我二姨家却成了他家不花钱的长工。二姨心里护着妹妹和弟弟，自然就引起婆家人的不满，夹在中间生了不少气。族里的长辈看不过眼，就把这苦命的小姐弟接了回来。族长是我父亲的亲娘舅，也是我母亲本家的远房大伯。当时，父亲正在给我舅爷家帮工，两年后，在我舅爷的说合下，十六岁的母亲与我十九岁的父亲结婚。
又过了三年，母亲相继生了我的大哥、二哥、我和妹妹。母亲看到我姥爷去世后的变故与沧桑，相比三个姐姐不说是天壤之别，也完全是生活在两个阶层，光说她的这双大脚，与姐姐们的三寸金莲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不过，随着全国解放、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随着妇女政治上的翻身解放，母亲的这双大脚走得越来越稳、充分地显示出大脚的优越。母亲曾感慨地说过：“女人哪就是个菜籽的命，撒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结籽，总是不肯虚度一季时光的。”
母亲生我那年她才二十七岁。当时，沿淮的人民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男女老幼齐参战。秋庄稼上场之后，母亲怀着六七个月的我，和壮劳力一起去了治淮工地。腊月初，母亲从工地回来三天就生下了我。后来提起这事，母亲还心有余悸地说：“差点没把三儿生在工地上，不过，那时候的人真是能吃苦、能扛事啊！”
母亲是个大性子人，不管多大的事，她都能扛住。一九五九年起信阳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一九六〇年春，父亲作为乡里干部，正在县里集训班参加民主补课。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如山一般的重任就落在母亲孱弱的肩头。母亲没有退却，勇敢地挑起了养老抚幼的担子。春天挖野菜、冬天挖草根，杨树叶、红薯叶都是我们果腹的食物。凡是能下咽的，母亲都让大哥、二哥采回来煮着吃，就这样一家人竟然闯过了难关。
我是母亲的小儿子，也是母亲生前最牵挂的孩子。幼年时身体羸弱，一岁时本来会走路的，五九年时又被饿得瘫痪了。母亲也瘫在床上不能动弹，就用破布缝了一个大口袋，让大哥、二哥把口袋里面装上稻草灰，铺在我身底下，免得尿湿了被褥没法洗涮。母亲抱不动我，就让十岁的大哥和六岁的二哥抬着我上床下床，邻居们见了说：“找个人家送出去吧，也是一条小命呢！”母亲舍不得，她说：“这年月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谁还稀罕别人家的孩子。要死大家死一堆，就是饿死我也不能让孩子饿死在我前头！”
二姑后来回忆这段光景时，含着眼泪对我说：“从食堂打回来的稀汤，再搁上野菜一起煮，那叫什么饭哪？揭开锅盖时扑脸的苦气，用勺子一搅，一锅的绿汤，一颗米籽儿都看不见。你娘先用勺子在锅边上刮一圈，把刮下的一点饭皮子喂你……多亏你娘的不舍不弃，要不就是有十条命也没啦！”
母亲没有文化，她知道没有文化的难处，也知道学文化的重要。父亲在集训班受到了冲击，回来后发誓不再让我们兄弟读书识字，大哥和二哥都没有读多少书，直到一九六八年春天，在母亲的再三劝导下，我才插班上了小学二年级。
记得是一九六七年腊月二十六、七的一天晚上，小学校的老师为了我上学的事又来到我家。母亲正在洗鱼，准备过年的东西，父亲坐在锅门前烧锅，老师进了厨屋的门，一偏腿就坐在锅门槽的小台子上。小学校老师是我本家一位大姐的儿子，对我的父亲母亲一向是很敬重的。但是，在我上学的问题上与我父亲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心中有些不愉快。还没等小学老师开口说话，母亲就说：“俺大外孙为了他小舅上学的事，腿也跑细了，今晚就待这吃晚饭。鱼是现成的，我就炕个鱼头、打两块水豆腐、烩些热菜，热乎乎的你和你小姥爷喝杯酒，好好地说说话。”
小学老师说：“小姥、小姥爷我先声明，我可不是为了吃鱼来的。俺小舅过了年就十二岁了，我是来听听小姥爷到底是咋想法？我可跟您二老再说一遍，过了年再不去上学可真就给耽误了。”由于父亲对我上学的事情自始至终不吐口，小学老师很生气，煨得滚烫的酒别子动也没动，一顿饭吃得无滋无味的。
那天晚上，母亲与父亲的一席对话让我至今难忘。
母亲坐在纺车前，“嗡——嗡——嗡——”地纺着棉线。父亲就着那盏昏暗的油灯，“扑啦，扑啦，”地搓着草绳，单调的声音把黑夜衬托的很寂静。
母亲说：“三儿过了年就十二岁了。”
父亲说：“十二岁就吃大人粮了，工分也能涨了一半。”
人民公社时实行工分计酬制度及粮食统购统销的管理制度，十二岁以下吃粮标准为成年人的五到六层，出勤一天挣三分半的工分，十二岁至十六岁为半劳动力吃粮标准与成年人相同挣七分。那年代靠工分吃饭，父亲这么说，也是为生活考虑。母亲的纺车还在“嗡——嗡——嗡——”地转着，她一边摇着纺车一边说：“你没听小学老师说，过了年再不上学就耽误了？”
父亲有点生气。他说：“耽误什么啦？耽误什么啦？我算看透了，这年头上不上学都一样地种庄稼。小学校的陈老师男人还是大学教授呢，不是和俺们一样地挣工分吃饭吗？生产队同情他不会农活，让他夏天护青苗、冬天看树林；依我看识个眼皮字、能认得自个就行了，还一定要去念个初小高小的？！”
母亲没有吱声，父亲加重语气继续说：“当年我不是在农民夜校识字班学点文化，六〇年咋能遭恁大的罪？”
母亲把转动的纺车戛然停住， 看着我父亲很认真地说：“那你就让三儿像你一样从小放牛，长大帮工一辈子没有文化？”
父亲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帮工呢？”
母亲说：“不管什么年代也是读书识字好！”
父亲叹了口气说：“行了，明个再说吧。”
母亲说：“明个也罢、后个也罢，反正三儿过罢年是要上学的。”
一九六八年正月十六，小学老师让学生来找我去上学，父亲仍然没有答应，只是说了一句明个再说吧。母亲说：“明个就明个吧。”
第二天早晨，母亲给我穿得干干净净的，并且连夜为我缝制一个粗布书包，我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母亲能扛事，首先是她心胸开阔、心里能盛下事情。
一九七七年我高中毕业被安排在大队中学校代课，正当我兴致勃勃地准备到学校报到时，却又变卦了。有人私下议论说公社驻队干部是我父亲在土改工作队时的下级，安排我去学校代课是父亲走了后门。大哥、二哥都想不通，要去大队讨个说法。母亲说：“三儿一起毕业的好几个呢，他们不都也没去学校吗？你爹当初不让你们弟兄念书，就是让你们以劳本等地当个农民。俺们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出身，现在三儿有了文化，就算当个农民也不丢人。你看那城里的学生还到农村里来锻炼呢！”
当时大队有一支年轻人组成的农田建设专业队，队员是城里来的知青和返乡的青年学生。母亲说：“三儿你也去专业队吧，别让人家说你爹这呀那呀的，坏了他半世的名声；我跟你爹生活了三十多年，从土改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至今，他一贯是讲原则、提觉悟，怎么会找人开后门？你去了专业队，这些闲话自然就烟消云散了。”
听了母亲的话，我愉快地参加了农田建设专业队，还当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负责联系知青点的工作。年底我报名参军，大队民兵营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的年龄早就超限了，还报什么名呀？再说了别人当兵也是为了找个对象，你都有了对象还跟他们争啥呢？瞎起哄呢！”我听了很认真地和民兵营长理论。我说可以不去报名，但也不能说我超龄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调查调查。炊事员在一边说：“这还用调查？你问他小名叫啥就知道了。五七年冬天我在治淮工地大食堂做饭，他娘怀胎大肚的在工地上谁不知道？”
确实，父亲为了纪念建设淮河大堤，给我起了个乳名叫“淮堤”。我在兄弟里排行老三，母亲就“三儿、三儿”地叫。母亲听说报名参军的人很多，而且只有一个名额，个个投机势必的都想去，就劝我说：“三儿就不要去了，散罢食堂以后俺大队走了多少兵，三年两载回来了还不是一样地当农民，有些孩们本事没学到，就学了个南腔北调。”
也是凑巧了，全大队报名的二十多个适龄青年，还没有进体检站就被接兵部队首长刷下去一多半，目测时接兵部队首长指定让我进站参加体检。结果参加体检的六个人只有我自己身体合格，总算是圆了我的从军梦。
一九七八年正月，我们在公社武装部换完军装，又回家住了一个晚上。临走的那天早晨，母亲和大嫂、二嫂一大早就起来炸好了油果子、糍粑，熬好了豇豆稀饭，吃饭的时候一大家人都在，唯独不见母亲，妹妹就屋前屋后地找。父亲怕误了时间，对我说：“别等你娘了，俺们走吧。”我想再等一会儿，但又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就背着背包一边走一边顾盼，刚走出围子就看见母亲正在围后菜园里给油菜施肥呢。我喊了一声：“娘——”
母亲停住手中的活说：“今年起春早，出了正月到二月，油菜都该放花了，我想赶在油菜开花前再浇一遍，这几天人来客去的茅厕都满了，浇完这两桶我就回去了。”
我把背包递给二哥，走到母亲跟前。
母亲说：“这就走了吗？”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
母亲说:“三儿你在家吃饭时总爱端着饭碗看书，吃着吃着饭就凉了，你平时胃寒，尽量少吃凉饭。以后娘不在跟前要自己照顾自己呢。”听了母亲的话我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母亲说：“你哭啥呀？不是你自己想去当兵吗？”我说舍不得娘。母亲说：“二十岁了，就是不当兵，也要立门头过日子呢。”我说知道。母亲说：“走吧，到了队伍上别光想家。”母亲说完收拾一下粪桶自个儿先回去了。我坐在二哥的自行车后边，走了一里多路还能看见母亲站在屋后看我呢。
母亲一生忠厚仁义、和善待人。当媳妇时没有和婆婆拌过嘴，当婆婆时没有和媳妇红过脸，更没有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与邻居们发生过口角。尤其是和老儿媳妇的关系，处得像母女一样。我妻子十几岁没有了娘，嫁到我家以后，母亲待她像亲闺女，每次走亲戚回来，总会在小襟的兜里装上一把瓜子或几块糖，婆媳俩感情很深，左邻右舍都很羡慕这份亲情。
我在部队工作的那些年，逢年过节的时候不能与家人团聚，妻子在家参加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边带孩子，一边劳动，累了难免说一些牢骚话：“再不回来我把孩子送到部队去，让他背着孩子去站岗。”母亲抱着孙女，自言自语地说：“过端午的时候小竹静的老爸就回来了。”端午节我没有回去，母亲又说“过八月十五的时候小竹静的老爸一定能回来。”八月十五我依然没有回去，只是在过节前给家里写了一封挂号信，正好八月十五那天邮递员给送到家里。妻子不识字，我妹妹就给他们念，当念到“妻子在家辛苦了”时，我妻子把脸一别，眼泪就流下来了。母亲说：“小媳妇你别哭啊，信上不是说过大年的时候就能回来吗，过了八月十五说着说着就到年啦。这泥里水里、辛辛苦苦地，洗洗脸梳梳头好好过个节吧。”
妻子跑到压水井台上，“呼通、呼通”压了半盆水，洗洗脸又梳梳头，抬眼时看见母亲的眼里闪着泪花，就走到母亲身后，双手扒在我母亲的肩头说：“娘啊，我也给您梳梳头。”母亲没吱声，妻子又说：“娘啊，我给您梳梳头吧。”母亲还是没有吱声，妻子就用木梳在母亲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梳，足有两袋烟的功夫，母亲抬手握住小儿媳的手说：“俺小媳妇不生气啦？”妻子说：“不生气啦。他在部队扛枪站岗、执行任务，咋能说回来就回来呢，就是赶集上店也有个逢集背集呢，不能说去就去呀！”母亲说：“我就知道俺小媳妇是个懂事的孩子。”
母亲勤奋节俭，热爱土地，珍惜每一粒粮食如生命。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母亲说：“撑得靠墙站，不剩一口饭。吃进肚里就不算浪费！”我们都说母亲是被五九年饿怕了呢。可是，母亲在丰饶的年份里，仍然是不肯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她总是粗粮细作、细粮静作，用各种蔬菜和瓜果变着花样来调剂一家人的生活；原来老宅子后边隔沟有一片荒地，是修公路时切下的一块夹角，约有二分地，表层的熟土被回填路基取走，剩下的红胶泥坑洼不平的，雨天是积水坑，晴天又成了猪打腻的地方。母亲说跑荒了怪可惜的，就起早贪黑地开垦起来。她先把胶泥深翻一遍，衬了衬平，让伏天的太阳爆晒一遍，入冬前再翻一遍，让三九天冻透了，又从围沟里捞出一些肥泥，在上面厚厚地铺上一层，开春后再深翻一遍并卧上农家肥，然后精心地侍弄这片小园。
俗话说：“人不哄地，地不哄人”经过母亲侍弄的这块荒地渐渐地有了生机：春天是金灿灿的油菜、夏天是水灵灵的苋菜、秋天是瓷叮叮的白菜、冬天是绿油油的青菜；园里还套种一些辣椒、茄子、蚕豆、莓豆、毛豆等，一大家人四季蔬菜不断、品种齐全，油菜籽榨了油还解决了吃油的问题，土地承包以后，这块小园算在我们家的宅基地里。后来我们兄妹陆续成家，老宅子就剩父亲和母亲老两口生活，母亲依然在小园里种菜、施肥、除草、浇水，她把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一种幸福了。
一九九五年夏季的一个中午，母亲从菜园摘菜回来，突然感觉头有点晕，扶椅子没扶住就连人带椅子摔倒在地，不省人事，在医院里抢救了两天两夜才苏醒过来。为此，我们都很担心，不敢再让她从事体力劳动。在此之前，大哥、二哥就把父母亲的责任田给分担了。
父亲去世以后，大哥和二哥不放心母亲一个人住在老宅子，就在大哥的东山墙根临时搭建两间砖瓦小房，这里离二哥的房子也就几十步远。一明一暗，母亲在里间休息，外间是锅灶及杂物间，杂物间与大哥的东偏房墙上有一个窗口，是大哥大嫂夜间为了方便照顾母亲而专门凿开的。大哥大嫂夜晚睡在东偏房里，母亲这边没事便罢，如果有什么动静，大哥大嫂那边立即就能照应。
母亲虽然搬到了前边 ，仍然放不下后边的老宅子，她白天基本都是在后边菜园里。没有了责任田，母亲就把老宅的院子深翻种了花生和红薯，园边还种了几十颗棉花。古稀之年的老人了，谁能不担心啊！为此，我给侄儿打电话寻求对策。侄儿是当医生的，对老年健康及养生比我们懂得多。侄儿说：“就由着奶奶吧，只要别摔着跌着，活动活动对她有好处。”侄儿还说：“小小孩、老小孩，都不能拗着他的性子来。只要他心情愉快就是健康，就是最好的养生。”
确实，不让她老人家做又拦不住。母亲就春天拾菜籽、夏天拾麦穗、秋天拾稻子、冬天拾柴火，一年四季不使闲。
有一次邻队赶集的人看见我母亲挎着一竹筐稻穗往家走，就说：“哎呀，您这老奶奶真不会享福啊！三个儿子每人省一口，您也吃不了用不清的；您这天天不使闲，俺们知道的是您老奶奶一辈子勤快闲不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儿女们不孝顺您呢。”母亲说：“眼看那黄橙橙的稻子撒在地上，你不心疼啊？粮食可是俺们的命根子呢！”说话的人笑笑：“我看您老奶奶这是替老鼠攒呢。”母亲也笑笑说：“管它替谁攒呢，吃了就不算浪费，总比沤在地里强。”
母亲辈份高，她在菜园里耕作的时候，经常有从公路过的人和她打招呼。这个说“俺奶您这菜咋长得恁好呢！”那个说：“老太奶奶这萝卜长得多水灵啊！”母亲人老眼花，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拔上几棵白菜或者一捆水萝卜隔着园笆递过去：“拿去吃吧，我一个老奶奶也吃不了。”于是，人们拿着菜欢欢喜喜地走了。
据大嫂说，母亲种的红薯和花生很少送给别人家。农历的九月底十月初，母亲把花生拔出来，择净晒干，装在蛇皮袋里让大哥帮助吊在屋梁上，又把红薯挖出来，捡一些匀溜的埋在锅门槽里的麦糠里。留给她的小儿子一家人回去吃。
我曾经十年没有回去，母亲年年种、年年等；这十年间我与母亲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妹妹家的一部电话，通过电话询问母亲的生活及健康状况。有时候让妹妹把母亲接到她家，然后和母亲通电话。后来有了QQ，就在QQ上与母亲视频。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容，我很激动，母亲也很高兴。对我妹妹说：“看，你小哥还是那么年轻。”
可不是吗，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二〇〇九年正月初八，孩子们都上班去了，我想起父亲去世后整整十年没有回去看望母亲，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妻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想娘了，妻子说我也想了。我说回去看看娘吧，妻子说：“走，俺们说走就走！”妻子说话时也是眼泪汪汪的。 我向单位请了假，又给孩子打电话安顿一下，坐上火车直奔老家去了。
到家的时候，母亲说这不年不节的咋就回来啦？我说想娘啦。
母亲说“你都五十多岁的人啦，怎么还像个孩子？你们两个回来了，那边还丢下一个小窝窝，孩子们放学回来找不到爹娘，他们能不想吗？再则说啦，家里有你大哥、二哥和你小妹，把我照顾好好的。麦秋二季新粮食上场之后，净米细面的送到锅台上，你们就别挂牵我了，你能把你一小家鼓弄圆圈就行了。”我说孩子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何况您的孙子、孙女们也都二十多岁了，您尽管放心吧。恰恰就在第二天，我的女儿也坐着火车追回老家去了，让母亲把我和妻子一顿怪罪：“看看我咋说的，这不是撵着回来了吗？麦苗青，菜花黄，谁家的孩子不想娘啊。有娘在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那次回去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时间，母亲很高兴。让大哥把吊在屋梁上的花生够下来炒了满满一六掌锅给人们吃，又让大嫂二嫂把剩下的花生剥成仁给我们带着；藏在麦糠里的红薯经过冬、发过汗，蒸熟了吃特别地甜，靠锅边的都蒸出糖稀来了。大女儿吃的赞不绝口，连说三遍“奶奶，真甜！”，并说临走时啥都不带，也要把红薯带走了。
晚上我和大哥睡在东偏房里，母亲和小儿媳妇、孙女儿人老三辈睡在一张大床上说话。就听母亲说：“你说山西不种水稻，那你们一天三顿都吃啥呢？”
女儿说：“吃大米呗，现在只要有钱超市里啥都能买到。”
母亲说：“一大家子就你老爸一个人拿工资，可裹住生活了？去年秋天我拾了几口袋稻，让你二伯明个拉去打了米，带回去吃。”
女儿说：“奶奶，真的不用。”
妻子也说：“孩子们参加工作了，俺们现在就跟凫水一样已经凫到岸边，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您就不用操心了！”
母亲嗯了一声又说：“电视上说山西那边冷得很，零下几十度，那还不把人冻坏了？赶明个走的时候，带些棉花去，给孩们套个大棉袄，又轻爽又暖和。”我妻子说：“好啊，正好给您小孙子打两床被子结婚用。”我母亲说：“可不咋的，俺小孙子也该娶媳妇成家了。赶明个让他大娘、二娘给俺小孙子找个对象，还有俺孙女也要在家里寻个婆家，高低不能在山西那边扎了根。”
早晨起床，我听外面有人喊：“油果子喽——糍粑，现炸的！”我披着衣服出去看，只见一个骑着三轮车的正从后面向前叫卖着。见我站在母亲门前，就说：“老板，油果子、糍粑，都是现炸的，买点吧。”我一看是邻村的人，过去都认识的，就说哪有什么老板哪，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老三呀。“哦，我说咋就这面熟呢，出去恁多年，口音还没变。”
正说话间母亲从屋里出来说：“你这油果子用菜油炸的还是用丝拉油（色拉油）炸的？”卖熟食的说老奶奶我不哄您，绝对是菜籽油炸的，不信您搁鼻子闻闻。母亲吸吸鼻子说：“嗯，是菜籽油炸的。丝拉油炸的中看不中吃。先少买点够吃就行了，上午让你大哥把去年拾的菜籽拿去榨了油，想吃油果子、糍粑俺们自己炸。”
转眼一周过去，母亲感觉得没有亲热好，就问我们啥时还能回来，我说娘过八十大寿我就回来，到时候给娘热热闹闹过个生日。
到了农历十月二十五，那天一大早，妹妹就安排车到村里去接母亲，母亲就问：“可是你小哥回来了？”妹妹说没有。母亲说：“你小哥肯定在集上准备晌午饭呢。”于是，就欢欢喜喜地坐上车到街上去了。临出门的时候，还喜滋滋地和邻居老太太打个招呼：“俺闺女接我到集上去，晌午给我过生日呢，俺小儿也回来了。”邻居老太太说：“你呀，是个有福的老奶奶啊！”可能是因为汽车引擎的声音，母亲没有听清楚，就追问了一句。我妹妹大声说：“她说你是有福的老奶奶。”
中午十二点整，人也到齐了，菜也上齐了，我按事先与妹妹的约定拨通电话，妹妹把电话递给母亲。我向母亲的八十大寿表示祝贺，母亲很高兴，她说：“你老舅、你二姑、你三个老叔、你大哥二哥你小妹都到了，就差你们一小家了。”我说，明年的生日我一定回去。母亲说：“记得明年一定回来啊！”
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母亲过完生日十六天，晚上洗脚上床休息的时候，从床边上跌下来，隔壁的大哥听到响动，赶紧跑过来，从地上把母亲抱起来，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大小便失禁，于是，我二哥给妹妹打电话，让妹妹去医院把医生接上一起来家里给母亲诊治，医生给母亲检查之后交待说：“老太太年纪大了，天气又冷，先在家里观察观察，护理也方便。你们都放心，不会有啥事的。”
可是，母亲发病第五天早晨，病情突然加重，代谢功能衰竭，输不进水，排不出便，浑身开始水肿。医生又给母亲检查一遍，把我大哥二哥叫到门外说：“从血压和脉象来看情况不太好啊。你们心理要有准备，八十岁啦也算高寿呢。又是有儿有孙的，就别往城里医院送了。”二哥连忙给我打电话，说母亲病危。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我说俺娘过生日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二哥说你就别问了赶紧回来吧。于是，我和妻子拿上换洗衣服直奔火车站，买了三张回老家的车票，其中的一张是给我儿子买的。打电话时，儿子还在一百公里开外，得到奶奶病危的消息后就打车往火车站赶，紧赶慢赶，差二十分钟没有赶上，我只好退了一张车票，与妻子先行一步。
到了家时，母亲已经从她住的小屋移到大哥家的正堂屋，静静地躺在草铺上，像一只抽尽心丝的春蚕，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只有那游丝一般的气息尚存，说明她的生命还在延续，我知道母亲是在等待见她老儿子一面。我赶紧跪下、俯在母亲耳边喊了两声:“娘啊，我回来了。娘啊，您的老儿子回来了。”母亲没有应，我就用脸去亲母亲的脸，我看见母亲虽然不能说话，但是还有知觉，两颗浑浊的泪从她那塌陷的眼窝里涌出来，一只手似乎在被子下面蠕动。我连忙把手伸进被子下面去握母亲的手，却被母亲的手将儿的手紧紧地握住，紧紧地握住三天不松开。深夜，母亲的体温在消退，那双曾经温暖我一生的手渐渐地没了温度，继而，无力地松开了。母亲松开了手，悄无声息地走了。
母亲走后，我很悲痛，想起母亲对老儿子的疼爱与牵挂，我却没有中上她的用。没有为她老人家端过一碗水，在她生病期间，也没能为她老人家递过一片药。我真是愧为母亲的儿子啊！
望着老宅那三间空荡荡的老屋，望着荒野上隆起的那堆黄土，想想我离开母亲三十二年，很多时候因为学习、因为工作、因为孩子、因为不是理由的理由，本应该回去看望老人却没有回去……
从母亲的坟地回去，我和妻子又去了一趟母亲的小屋。推开门时，只见屋梁上静静地挂着一只蛇皮口袋，从外面能看出来是一袋子花生，旁边还有一个布袋子，不用说里面装的是菜籽。妻子弯腰朝锅门靠近墙角的麦糠里用手一摸，摸出来一个红薯，她揭开墙角的稻草和麦糠，是排的整整齐齐的一堆红薯。睹物思人，妻子哭得哑了嗓子，任人怎么劝都劝不起来。
从老家走的时候，我和妻子没有拿那些母亲用心血浇灌出来的花生，也没有拿那些蒸熟了比蜜还甜的红薯，只是把装菜籽的布袋子解开，从里面抓了一把菜籽揣进了兜里，然后又去了一趟母亲的坟地。
第二年清明节，我和妻子回去给母亲上坟，远远地看见母亲的坟，像一叶轻舟，停泊在碧波一般的麦田里，坟的周围开满了金色的油菜花…… [1]
作者简介
竹庆臣，男，河南省固始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