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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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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海上畫派

別名;滬派、海派

所屬畫派;國畫

誕生時間;十九世紀中葉

代表人物;虛谷、任伯年、吳昌碩和蒲華

海上畫派,國畫畫派之一,又稱"海派",或"滬派",一般指的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1843年),至廿世紀初期(1927年)時,一群畫家活躍於上海地區,並從事繪畫創作的結果與風尚。[1]

清朝末年,上海廣州等沿海城市開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畫家雲集。他們最先接受維新思想和外來文化,對傳統中國畫進行大膽的改革和創新,作品體現時代生活氣息,融合外來藝術技法因素,在"正統派"外別樹旗幟,形成"海上畫派"和"嶺南畫派"。代表畫家有"清末海派四傑":虛谷任伯年吳昌碩蒲華[2]

目錄

綜述

"海上畫派"是19世紀中葉(1843年)至20世紀初(1927年)一群畫家活躍於上海地區並從事繪畫創作的結果與風尚,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重要的繪畫流派之一。"海上畫派"所倡導的一種新的繪畫審美觀念與方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畫家們的創作仍具有益的啟迪,今天仍能從現代中國畫家們的筆端感受一二。

"海上畫派"的形成與發展和上海這座新城市的崛起直接相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上海只是海濱小漁村,黃浦江上僅泛幾隻小漁船,自1840年開埠,上海既成為西方殖民者滲透中國的橋頭堡,又成為中西文明的交融點。在短短的四十年間,它已經成為一座由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勢力共同作用下的近代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最具魅力與活力、光華四射的大都會。上海這樣一個繁華都會的形成,吸引了不同階層、不同領域的人才到來,成為名副其實的淘金地。富商階層可在此尋找商機,達官貴人可在此享受奢華生活,知識分子可在此覓得更多知音,年輕學生可在此學習新知,藝術家當然也不能例外。

歷史有時就像一個萬花筒,有些偶然的、並不經意為之的因素出現,往往會導致一種巨大而富有轉機的嬗變。海派書畫藝苑在清末民初之際,與陳寶琛沈曾植張謇陳三立朱祖謀康有為曾熙李瑞清張元濟等這批從宮殿官場上退下的高官、名臣、大吏不期而遇,而改朝換代的時代洪流又挾帶着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匯入了這個新崛起的藝術流派。於是,歷史為海派書畫提供了一種高端發展的契機和創造輝煌的平台。這批士大夫中的絕大多數人稟性正直而為人友善,清剛自律而政聲良好,頗得時譽。只是他們懷着"一士不事二朝"的古訓和"忠君不二"的舊傳。

從19世紀中葉開始,直至20世紀上半葉,上海周邊的畫家,帶着吳門派浙派揚州派金陵派虞山派毗陵派的遺風走進上海,如楊伯潤傳揚着虞山派脈緒,齊學裘則帶來石濤的氣息,張熊則把惲南田吳門畫挾風帶雨進了上海,任伯年帶來了陳老蓮的風格,朱夢廬帶來的是華新羅的氣韻。

在當時的上海,商賈與仕紳交往之間,繪畫與書法的贈酬,是極為現實性的禮品,典雅適宜;這項經濟狀況的衡量也間接促成上海地區藝術活動的蓬勃發展。正由於商業因素的極大介入,海上畫家逐步適應了新的環境,並開始求新求變,從原先日漸封閉保守的中國畫壁壘中突破出來,將自己的視野放寬。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開拓創新,個性鮮明;重視詩書畫印諸方面的修養,從民間藝術中吸取營養,雅俗共賞;借鑑吸收外來藝術,凸顯出"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精神,形成了著名的"海上畫派",使繪畫更加符合社會的審美需要,從而成為繪畫史上的又一高峰。

畫風

海上畫派,上承唐宋傳統技藝,吸取明清陳淳(白陽)、徐渭(青藤)、陳洪綬(老蓮)、八大山人、石濤和"揚州八怪"等諸家之長,又受清代金石學的影響。

明末清初,上海和廣州等沿海城市開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畫家雲集。他們最先接受維新思想和外來文化,對傳統中國畫進行大膽的改革和創新,作品體現時代生活氣息,融合外來藝術技法因素,在"正統派"外別樹旗幟,形成"海上畫派"和"嶺南畫派"。

海派借鑑民間與西洋繪畫藝術,對傳統中國畫進行大膽的改革創新,作品體現時代生活氣息,在"正統派"外別樹一幟,融貫中西,獨成一派。

就內容來說:花鳥畫最多,其次為人物、再次山水畫,依序再為雜項題材,就傳統的意義上,有來自古詩詞、文學作為基調,再佐以西方反襯法、結構法、設色法等,在筆法墨法的應用上,簡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海上畫派諸多畫家,歸納出以下幾點特點。

其一是花鳥畫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畫,依序再為雜項題材,就傳統的意義上,有來自古詩詞、文學作為基調,再佐以西方反襯法、結構法、設色法等,在筆法墨法的應用上,簡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是頗具象徵性的表現,不論是花鳥或人物畫,富貴寓於牡丹等花卉,結義於桃園等借古喻今,山川風光於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徵的手法,講究內涵的充實。

其三是造型與色彩華美,為了實用性與現實性,在造型的流暢上,以及較濃麗的色澤上,頗能迎合商業性的活動,也較受一般人所喜愛,此一風格顯然也受西風美術表現法的影響。

其四是強調畫法的根源,與清代的考據學有相當大的關係,因此常有模仿或仿真的同類畫作出現,然求畫者絡繹於途,即表現出此畫作其來有自,已開始有形式化的趨向。

風格

"海上畫派"的主要畫家有:"清末海派四傑"即虛谷任伯年吳昌碩蒲華

趙之謙的作品,善於將篆隸書法功力融入畫面,風格渾樸秀勁,花卉設色濃艷,宏偉富麗,以象徵吉祥。

吳昌碩也以書法、篆刻入畫,作品金石味濃郁,風格沉着雄肆。他除花卉外,兼長人物、山水,畫面題詩文以吐泄豪情,即使意境豐富。吳昌碩治印也很出名,他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創始人。

"四任"中以任頤(字伯年)最著,他善於畫人物、花鳥,所作受陳洪綬影響,略作誇張,線紋堅勁凝練;而又吸收民間設色技法,色彩明麗。任頤好民間故事、歷史人物入畫,如《鍾馗》、《鳧荷圖》、《風塵三俠》、《呂布與貂蟬》等,雅俗共賞。

兩個畫派皆有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特點,而嶺南畫派吸收西畫與日本畫的元素更多一些,更注重實景寫生,較之傳承性強的海上畫派,其繪畫作品的真實感和生動感更為強烈。

金石畫派者

融書法寫意為主,雖也具文人畫意或形式,更為重要的也是使中國畫形式化的開端。作者計有虛谷,畫作以寫意為主,將自然景物變形、簡化、書寫化。

意義

由於海上畫派有特殊的形成背景,諸如重視師承的關係,也得到贊助者的支助,因此很容易形成志同道合的團體,這也就是書畫團體的成立,對中國畫的發展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台灣光復後的中華民國畫學會、七友畫會、八朋畫會,就是這項活動的具體事實,姑不論其對於繪畫創作有何影響,就美育理念上,認同傳統與現實的協調,有某種程度的意義。

然就海上畫派的形成風格,與對後世的影響,仍具有明顯的痕跡中,就以管見分述於後:

一、與社會的結合,繪畫對中國人來說,與修養心性同義,雖不乏有職業性質的畫家,但歷來大都為業餘為多,上海畫派應運社會發展的需要,除了應酬之外,以書畫為生者頗多,並列為身份、仕紳、富豪的象徵,至今台灣地區尚有此現象產生。

二、講究師承,注重門派,若理念畫法相通,則利益與美質相融,師門之外,排他性極強,這種現象雖然是中國人的君子之爭,仍處處可見互相排斥的事件發生,台灣地區往昔在公辦展覽上,就有門派分配或師徒一式的作品出現。

三、注重畫法,包括題材的講究,大都是以古人畫作為本,缺乏自主性的畫題,雖應運民間審美需要,而有較鮮麗的顏色,仍然存在仿古範疇內。對於較具開創性的書法,並沒有多大的研究。

四、畫境保守,中國畫形式與內容,來自綜合性的表現,諸如詩、詞、文學、印章等,都能在作者畫境需要上有所感悟、有所新意,然在海上畫派的畫境中,大都引自他人的詞句或內容,未見有較創新的意境出現。除了少數能對現時生活有所批判、如齊白石的感悟之外,但他已經不純屬海上畫派了。

海上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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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就比較常被討論的畫家,依其畫風可略提幾位代表性的畫家,以為進一步深層研究的參考。在此可分為:

朱熊,工花卉,師法白陽山人,尤有簡逸之筆;

張熊﹝花卉冊1872﹞,工花卉,畫風保守,晚年作沒骨、水墨淋漓,用色艷而不俗,子弟甚多;

王禮,習花卉,取徑新羅、陳老蓮、惲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

周閒,號范湖居士。善花卉蔬果,師法陳淳,惲南田等,風格儒雅秀挺;著名晚清詞人,工篆刻;與任熊友挈。海上四傑之一蒲華曾跟周閒學過繪畫;

任熊,構圖奇特、變化多樣,善人物、花鳥等,與任熏、任頤、任預等人被稱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

朱偁,初學張熊花鳥,後師承王禮,從其學者亦多;

錢慧安,以人物畫為多,花卉次之,從其學者亦眾;

任熏,人物、花卉、山川皆師其兄任熊之筆法:吳嘉猷,人物仕女、山水、花鳥等為專長;

任頤,花鳥、人物走獸均佳,畫風更近民間現實精神。

此一派風格,延續在中上層社會中,所傳承之美學理念,除了文人畫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實題材,有借景寫意的意義,並且開始有西方式的寫生事實,顯然受到近代西方美術觀念的影響,其影響近代五十年的中國畫風,也歷歷可屬。

趙之謙,書畫皆佳,善金石考據,畫以花鳥畫為佳,筆調涵有金石氣,即枯濕濃干白,以書法線條為行筆方式;

蒲華,以青藤、白陽為宗,筆墨恣肆、奔放、真率。學生楊士猷傳其方法;吳昌碩﹝紫藤1919﹞,書畫印均為所長,行筆如寫,畫境質樸,力求畫面光整與平衡,受其影響者如齊白石潘天壽等等;

高邕,以書法為主,用筆深重,畫宗八大、石濤,對於書畫活動貢獻大,此畫派特色,均強調畫法如書法,書畫同源,以書法筆法應用於繪畫形質,力促筆墨的老辣古樸。

吳昌碩(1844年9月12日-1927年11月29日),中國清末民初的著名篆刻家,亦以書法、繪畫等聞名。浙江省湖州安吉縣鄣吳村人。父親吳辛甲是清朝的舉人。母親姓萬。他的本名是"吳俊"或"吳俊卿"、昌碩是他的字號,他也使用過字號"昌石"、另有別號為"缶盧"、"苦鐵"、"大龍"等,晚年在70歲之後,稱自己為"吳字"。

黃賓虹(1865年1月27日-1955年3月25日),中國近代畫家。名質,字朴存、朴人,別號予向、虹廬、虹叟,中年更號賓虹,以號着稱。祖籍安徽歙縣,生於浙江金華。早年擁護辛亥革命,後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術院校任教,並擔任書局編輯多年。任商務印書館美術部主任,上海博物館董事、故宮古物鑑定委員,國立暨南大學藝術系教授,杭州國立藝專教授,國立北平師範學院講師等職。1949年後,任中國美術家協會華東分會副主席,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教授。

趙之謙(1829-1884),初字益甫,號冷君;後改字撝叔,號鐵三、憨寮、又號悲庵、無悶、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陽、奉新知縣,工詩文,擅書法,初學顏真卿,篆隸法鄧石如,後自成一格,奇倔雄強,別出時俗。善繪畫,花卉學石濤而有所變化,為清末寫意花卉之開山。篆刻初學浙派,繼法秦漢璽印,復參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詔、漢鏡、泉幣、漢銘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掃舊習,所作蒼秀雄渾。青年時代即以才華橫溢而名滿海內。他在書法方面的造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隸、篆的筆法融為一體,相互補充,相映成趣。趙之謙曾說過:"獨立者貴,天地極大,多人說總盡,獨立難索難求"。他一生在詩、書、畫、意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終於成為一代大師。

自幼讀書習字,博聞強識,曾以書畫為生。參加過3次會試,皆未中。44歲時任《江西通志》總編,任鄱陽、奉新、南城知縣,卒於任上。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畫風工麗,後取法徐渭、朱耷、揚州八怪諸家,筆墨趨於放縱,揮筆潑墨,筆力雄健,灑脫自如,色彩濃艷,富有新意。其書法初師顏真卿,後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書,筆致婉轉圓通,人稱"魏底顏面";篆書在鄧石如的基礎上摻以魏碑筆意,別具一格,亦能以魏碑體勢作行草書。趙之謙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後追皖派,參以詔版、漢鏡文、錢幣文、瓦當文、封泥等,形成章法多變,意境清新的獨特風貌,並創陽文邊款,其藝術將詩、書、畫印有機結合,在清末藝壇上影響很大。其書畫作品傳世者甚多,後人編輯出版畫冊、畫集多種,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詩》、《勇廬閒詰》、《補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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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