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
《经义考》[1]，原名《经义存亡考》，中国经学文献的专科目录。由清代朱彝尊所撰、卢见曾所编。于1695年至1699年间成书，1705年开始发行。
朱彝尊考证历代经籍存佚著《经义考》。清代初年，随著学风逐渐由空返实，学者不约而同倡导经学，注重考据，朱彝尊也详考历代经籍存佚情形，撰三百卷。
《经义考》是朱彝尊辞官之后，仿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体例的作品[2]，统考历代之见解来整理古今经学文献，著录了自先秦迄至清初八千四百多种的经学著述。
朱彝尊生前仅刊行了一百六十七卷，乾隆十八年（1753年），卢见曾在寓居淮南的朱彝尊之孙朱稻孙处见到《经义考》未刻之原稿，决定捐资补纂，增加“凡例”。乾隆十九年（1754年）夏，由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主事补刻《经义考》一百三十卷，前后合计二百九十七卷，再加上卷二百八十六《宣讲》《立学》、卷二百九十九〈家学〉、卷三百〈自序〉三卷，全书共有三百卷，最后改名为《经义考》，分“存”、“佚”、“阙”、“未见”四门。
清代翁方纲依据《经义考》撰有《经义考补正》[3]12卷，罗振玉有《经义考目录附校记》9卷，此外，沈廷芳则撰有《续经义考》。章学诚打算续写《经义考》，后得河南巡抚毕沅的协助开始编纂《史籍考》，惜咸丰年间书稿毁于战火。
目录
作品简介
《经义考》把经学文献分类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等凡二十六类，末附家学、自序两篇。所收录的经书都列出撰人姓名、书名、卷（篇）数，并且注明存、阙、佚、未见和伪书，另有《尚书》之《洪范五行传》、《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是原属某经又自成卷帙的经籍。最后的是“按语”，是朱尊自己的考订。《四库全书总目》评“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馀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
“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著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4]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御定佩文韵府》[5] 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
‘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后世评价及影向
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通考历代经义，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关于该书问世原因，一种观点认为，该书是朱氏晚年“著书自娱”的产物。持这种观点的有陈廷敬、田凤台等。另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系朱氏惧经学遗编之放失而作。持此说者有朱稻孙、周中孚、翁衍相等。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均源于朱氏本人（见其《寄礼部韩尚书书》，参下文所引），而未免过于简单。如果把《经义考》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那么，该书之问世，既是经学、目录学发展的结果，也是清初征实学风影响下的产物，同时还与朱彝尊生平经历密切相关，是其一生治学心血的结晶。现对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加以论析。[6]
经学发展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学术结构中，儒学居主流地位，经学则是儒学的中心。以《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为论述核心的经解著作，汗牛充栋，既是中国学术及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和社会制度等的基本典籍。
两汉经师解经，或以口说，或以章句，而以名物训诂为主。又争立博士，群趋禄利之途，特重师法、家法。汉末，郑玄兼综今古，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魏代王肃亦遍解群经，与郑氏争胜。至南北朝时，则演为南学、北学，递有新解。笺注义疏等经解形式，渐次完备。至唐，出现了诸经义疏的结撰之作，即孔颖达等奉诏修撰并颁为范式的《五经正义》。所采传注，俱为名家之选。“孔颖达撰定诸经之疏，号曰《正义》，自是以来，著为定论，凡不本于《正义》者，谓之异端。
诚学者之宗师，百世之所取信也。” 《崇文总目》卷一《毛诗正义》提要云：“诗学之家，此最为详。”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礼记正义》提要：“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硏莫尽。” 可见学林之推重。其后贾公彦又采郑注，成《周礼注疏》、《仪礼注疏》，虽继踵前业，以补未备，而其总结前代注疏之用心，与孔氏相同。盖由魏至隋，“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或焚烬于周师，或漂没于底柱，文化典籍，毁灭无算。《正义》、《注疏》之撰，对前代传注之保存，无疑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孔、贾等在撰述时，奉行“疏不破注”的原则，对前人注疏不敢议论其非，严重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陈寅恪指出：
唐太宗崇尚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又高宗、武则天以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
士子关注重心，不在发明经义，那些未经采录之注疏，则有递将泯灭之危险。是以考求散逸及刊落之古注义疏，即成为后世儒家之新责任。如就《易》而论，王注既用，汉《易》遂微。李鼎祚《周易集解》能采子夏以降三十五家之说，故被推为“可宝之古笈”。
宋明理学兴盛，表彰《四书》，虽然也出现了三部《大全》，引领士林学风，但是，对经义的解释既然定于一尊，学者的创造性自然受到抑制。《大全》之内容，重在摘引理学诸儒之注释，对古注义疏则不复措意。其书之编撰，以抄撮为主。朱彝尊对此，曾予详考，结论道：“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 抄撮之外，又有割裂之弊。顾炎武曾有考辨，痛陈其书“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经学之废，实自此始”。至谓“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出而经说亡”。既废古学，遑论对前此经义之总结。四库馆臣至欲“覆瓿置之”，以讥其陋。然而两宋及有明却是经学著述最丰赡之时期，就经学发展理路而言，势必要出现能考求历代经义的结撰之作。清朝定鼎之后，用以安抚、牢笼士子的手段，依然采用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表现在经典整理上，则出现了数部名为“御纂”、“敕撰”之书。但从其编撰及影响上看，也不过是《大全》之绪馀，难称总结之作。
目录学发展的结果
作为对某一时期文化典籍的著录与反映，中国目录之见重，不仅在甲乙部次，编类群籍；而尤在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映学术发展之概貌与趋势。章学诚、朱一新、汪辟疆、余嘉锡等，对此均有论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即反映了先秦至汉以来的学术流别，奠定了后世目录的基本体制。刘氏父子借此构建起郡县制帝国的新王官之学，并使经学居于中国学术体系的核心地位。
经学目录专录经学著作的性质，决定其最适宜于反映经学源流。但是，自汉迄明末，并没有一部真正能反映经学发展的学科目录的出现。有限的几部，也各有其不足。如郑玄《三礼目录》，虽有首创之功，但毕竟以三种礼书为主，不及他经；或仅被视为“一书之目录”。下及明代，朱睦㮮《授经图义例》[7]之著述重心，在授经源流之图，后附仅为简目。其《经序录》一书，又重在简目下辑录之序文。姚名达谓此二书“非纯粹目录体裁”，不无道理。
综上可知，由汉至清初，长达一千八百年左右，竟然没有出现一部能够反映经学源流的学科目录。虽然目录学对于学术的反映，常常有滞后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史学目录与文学目录而言，经学目录的稀少和粗疏仍然令人诧异。汪辟疆认为：“目录学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书，而非疏通致远之儒，不足以膺此大业，宜乎旷百世而一遇也。”不得其人，或即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反映了经学时代来临之时及其前的学术源流，那么，在经学时代开始之后并经过漫长的发展，出现一部能够反映经学发展脉络的学科目录，无疑是符合目录学发展内在理路的。
清初学风影响
清初学风，崇尚笃实。溯其缘由，大端有二。
一为宋明理学内部实学倾向之发展。程朱理学一派，欲辟佛老，乃回归元典，重新阐释，思以有所树立；而考求经典之本来面貌，径求大义，无疑最为佳径。故自宋以降，疑经辨伪者，所在多有。这一辨伪求真的征实路向，经由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之努力，在经学、小学等方面得以光大。陆王心学一派，至晚明时，其内部亦有走向征实之动向，舍空谈而趋实践。如顾宪成、刘宗周等，均有纠偏之举；清初黄宗羲光大其学，在史学上开浙东一派。对于理学内部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即转入考证学的过程，余英时标出“内在理路”之说，加以阐释。
二为对明朝覆亡之反思。满清以关外异族，入主中原，给当时读书人以莫大刺激；而反思亡国之由，则归因于王学末流空疏学风之弊。这一点，尤以易代之际的遗民学者言之最切。顾炎武谓当时士人惟知“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朱彝尊也指出其时“士守绳尺，无事博稽，至问以笺疏，茫然自失”。至清中叶，政局稳定，学者心气，较为平和，然对王学末流，批评颇多。如全祖望云：“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 民初梁启超总结清初学风时说：
‘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弊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
韦政通以晚明以降为儒学复兴之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重点，第一是重视经验知识，以后发展为典籍与文献之考证；第二是经世思想。对于第一点，韦氏认为是“乘王学末流之弊而起，由思想的内在理路转出”。通过以上讨论，可知朱彝尊《经义考》之撰，正合斯旨。
作者经历及治学旨趣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三《寄礼部韩尚书书》有云：
彝尊……‘见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而以通说终焉。……近又辑《明诗综》百卷，亦就其半。此外，欧阳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录》，虽草创而未成也。所撰诗古文义，取辞足以达，未尝有模范于胸中而后下笔，聊以自娱而已。……泰山孤生之竹，峄阳半死之桐，一遇赏音，妄思千古，惟先生是赖矣。’
这篇书信，为朱氏罢官、亡子之后所写。朱氏一生，颠沛流离，颇多磨难：青年受业，不务时艺；中年落魄，奔走江湖；晚年入仕，两度罢官；暮年归隐，用心著述。从早岁抗清之志士，到寄人篱下之幕客；从欲有所为之官僚，到失意而归之老儒，可以说，这篇书信，显示的是经历了失意归隐及丧子之痛的苍凉心境。“孤生之竹”、“半死之桐”，斯喻何其沉痛与凄凉。细绎其文，则“聊以自娱”之说，实针对所撰“诗古文义”而言，当是自陈心迹的谦逊之辞。同样，所谓仿《经籍考》体例而作《经义考》之说，也是朱氏谦辞，并非的据。
朱彝尊撰《经义考》，在上述表征之外，还应归因于他对六经的醉心与尊崇。在朱彝尊看来，六经为圣人载道之具及遗泽所在，因此，他宁愿做一个躬耕墓田而能读圣人之书的林户。他赞叹道：“六经之义，如江河日月，无所不该。” 又自陈云：“彝尊不学，狃于章句，六经之所无者，不敢遽定其有。”一切以六经为依归，因而极力主张在《明史》中设《儒林传》，以涵包《道学传》：
‘……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不备；故《儒林》(儒林外史)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
除论史外，复以论文：“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 “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 朱氏以六经为文章之源，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历代创作，指导作文之法。可以推论的是，在宗社倾覆、抗清无望的情况下，搜辑遗逸，网罗放失，撰成集历代经义之大成的著作，不失为一种有所担当的明智选择。朝代可以更迭，圣人之道、六经之教，绝不可废，当是朱氏坚守不渝的信念。
此外，朱彝尊本人之治学旨趣，既崇六经，又尚博学，而且交游极广，聚书能达八万卷之巨，客观上为《经义考》的编撰提供了必要的文献条件。
综上所论，可知《经义考》得以问世，并非仅仅是朱彝尊“缉学著述自娱”或惧“先儒遗编失传”的产物，实为经学、目录学、清初学风、朱氏经历及其治学旨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学术结晶。
（以上文字，采自南京大学张宗友《朱彝尊〈经义考〉问世原因析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