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

赫塔·米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於羅馬尼亞西部蒂米什縣小鎮尼特基多夫，赫塔•米勒是德國女作家和詩人。她的作品政治性很強，像《呼吸鐘擺》描寫了二戰後在蘇聯戰俘營的德國人的生活，這種敏感的政治題材妨礙了她在東方的傳播。目前她的大多數作品已在中國大陸出版。2009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赫塔•米勒
原圖鏈接 來自明星人物網 赫塔•米勒
原文名	Herta Müller
出生	(1953-08-17) 1953年8月17日 德國
國籍	德國
職業	作家、詩人
知名作品	《沉重的探戈》 《護照》 《綠梅樹的土地》 《單腿旅行》

類別	詳細說明
中文名	赫塔·米勒
國 籍	德國
出生日期	1953年8月17日
畢業院校	羅馬尼亞蒂米什瓦拉大學
代表作品	《沉重的探戈》、《護照》、《綠梅樹的土地》、《單腿旅行》等
外文名	Herta Müller
出生地	羅馬尼亞西部小鎮尼特基多夫
職 業	作家、詩人
主要成就	獲得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

目錄

人物介紹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德語女作家和詩人。1953年8月17日生於羅馬尼亞西部蒂米什縣小鎮尼特基多夫一個農民家庭，所在村莊以德語為通用語言。她1973年至1976年在蒂米什瓦拉大學學習德國社會文化和羅馬尼亞文學，畢業後當過工廠翻譯、幼兒園教師等。1982年其處女作、短篇小說集《低地》出版。米勒的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和隨筆等。

米勒1987年與丈夫、小說家理查德·瓦格納遷往西德，現常居柏林，持德國國籍。

主要作品介紹

1982年，米勒在羅馬尼亞發表了第一部文學作品——名為《低地》的短篇小說集，描寫了羅馬尼亞一個講德語的小村莊的艱苦生活，在出版後不久遭到了羅馬尼亞當局的審查和刪減。1984年，這部短篇小說集的未刪減版本在德國得以發行，受到德國讀者的熱烈追捧。而後，米勒又以羅馬尼亞語寫作了《沉重的探戈》一書。

由於多次在書中對羅馬尼亞政府提出批評，並且擔心秘密警察的侵擾，米勒和丈夫於1987年離開羅馬尼亞移民到德國並一直居住至今。

迄今為止，米勒前後發表22部著作。但據記者了解，在中文版小說引進上，2010年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協同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10本她的書：《心獸》《今天我不願面對自己》《狐狸那時已是獵人》《呼吸鞦韆》《人是世上的大野雞》《低地》《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鏡中惡魔》《國王鞠躬，國王殺人》《托着摩卡杯的蒼白男人》[1]。目前有1999年台灣引進的一部小說，譯名為《風中綠李》（大陸譯名：《心獸》）。《譯林》雜誌2001年第6期上，介紹過《黑色的大軸》。2013年，她有一部小說新作在德國風行，直譯名為《呼吸的震盪》；現已被提名年度德國書業獎，這項代表德語文壇最高水平的年度評獎結果，在10月13日開幕的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揭曉。

米勒在德國文壇享有極高的聲譽，她的作品獲獎無數。她擅長描寫羅馬尼亞裔德國人在蘇俄時代的遭遇，她的作品總能從內心出發，並帶着較為濃重的政治色彩。米勒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德語寫成，但是包括《護照》、《綠梅樹的土地》、《單腿旅行》在內的不少作品被翻譯成了英語、法語以及西班牙語。《綠梅樹的土地》曾經還獲得10萬歐元的大獎。她表示，生活在德國，並不能抹去她過去的經歷。

作品年表

作品名稱	出版地	創刊時間	出版地	創刊時間
《低地》(Niederungen)	——布加勒斯特(Bukarest)	Kriterion出版，1982	柏林 ：Rotbuch出版	1984
《暴虐的探戈》(Drückender Tango)，故事集——布加勒斯特	Kriterion出版社	1984	漢堡(Hamburg)、Europäische出版	1996
《人是世上的大野雞》(Der Mensch ist ein groβer Fasan auf der Welt)，小說	柏林，Rotbuch出版社	1986年
《赤足二月》(Barfüβiger Februar)，散文集	柏林：Rotbuch出版社	1987
《狐狸那時已是獵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äger)：小說	漢堡，賴恩貝克：Rowohlt出版	1992
《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Eine warme Kartoffel ist ein warmes Bett)	漢堡(Hamburg)：Europäische出版	1992
《衛兵拿起了他的梳子》(Der Wächter nimmt seinen Kamm : vom Weggehen und Ausscheren)	漢堡，賴恩貝克：Rowohlt出版	1993
《心獸》(Herztier)，小說	漢堡，賴恩貝克：Rowohlt出版	1994
《飢餓與絲綢》(Hunger und Seide)，散文	漢堡，賴恩貝克：Rowohlt出版	1995
《圈套》(In der Falle)	哥廷根：Wallstein出版	1996
《今天我不願面對自己》(Heute wär ich mir lieber nicht begegnet)漢堡	賴恩貝克：Rowohlt出版	1997
《一個外來人的視角，或着：人生只是燈籠下的一個屁》(Der fremde Blick oder Das Leben ist ein Furz in der Laterne)哥廷根	Wallstein出版	1999
《活在頭飾中的夫人》(Im Haarknoten wohnt eine Dame)	漢堡，賴恩貝克：Rowohlt出版	2000
《故土，如我所言》(Heimat ist das, was gesprochen wird)	布里斯卡斯特爾：Gollenstein出版	2001
《國王鞠躬，國王殺人》(Der König verneigt sich und tötet)	慕尼黑：Hanser出版	2003
《托着摩卡被的蒼白男人》(Die blassen Herren mit den Mokkatassen)	慕尼黑：Hanser出版	2005
《呼吸鞦韆》(Atemschaukel)，小說	慕尼黑：Hanser出版	2009

英語寫作

《通行證》(The Passport)，Martin Chalmers譯，原著為《人是世上的大野雞》——倫敦：Serpent's Tail出版，1989

《綠梅樹的土地》，Michael Hofmann譯，原著為《心獸》——紐約：Metropolitan Books出版，1996《單腿旅行》，Valentina Glajar 與André Lefevere合譯，原著為《單腿旅行》——埃文斯頓：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出版，1998

《最低點》，Sieglinde Lug譯，原著為《低地》——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出版，1999《約會》，Michael Hulse， Philip Boehm譯，原著《今天我不願面對自己》——紐約：Metropolitan Books出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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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中華護理雜誌	創刊時間	1954年5月
外文名稱	Chinese Journal of Nursing	出版周期	月刊
語言	中文	國內刊號	CN:11-2234/R
類別	出版，醫學期刊	國際刊號	ISSN:0254-1769
主管單位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郵發代號	2-143
主辦單位	中華護理學會	定價	10.00元/期，全年120.00元
編輯單位	《中華護理雜誌》編輯委員會	出版地	北京市

個人演說

「你帶手絹了嗎？」這是每天早上我走到街上之前，媽媽站在家門口問我的問題。我沒帶手絹。因為我沒有，所以我要回到屋裡去拿一塊。我從不帶手絹是因為我總要等媽媽的問題。手絹證明媽媽每天早上都在關心我。每天剩下的日子就只有我自己關心自己。「你帶手絹了嗎？」這個問題就是親情的間接表示。直接的表示會讓人難為情，不是農民的作為。愛情被偽裝成了一個問題。這是唯一的表述方式：事實上，還是一種命令的口氣，或是工作的那種技巧。口氣似乎生硬但是帶出一種溫柔。每個早晨我第一次出門沒帶手絹，而第二次出門就會有一塊手絹。只有那個時候我才會走到街上去，好像帶上手絹就等於媽媽也和我在一起。

二十年之後我早就在城裡獨自生活，在一家製造廠當翻譯。我早上五點起來；六點半上班。兩年時間就在這種千篇一律的常規中過去了，每天都和下一天沒有區別。

在第三年的時候，這個常規結束了。在一個星期內，清晨時分在我的辦公室里三次出現同一個來訪者：一個魁梧高大而骨頭粗壯的男人，藍眼睛炯炯有神——一個來自國家安全局的大人物。

第二次他脫下他的風衣，掛在柜子上的鑰匙上，然後坐下來。那天早晨我從家裡帶來一點鬱金香，擺放在一個花瓶里。這個人看着我，稱讚我是個很有品位的人。他的口氣油腔滑調，我覺得很不舒服。對他的稱讚我回敬說，我了解鬱金香，但是我不了解人。然後他帶着惡意地說，他了解我，比我了解鬱金香要多得多。說完他把風衣搭在胳膊上就離開了。

第三次他坐下來，而我只好站着不動，因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它移到地板上去。他說我是個笨蛋，說我是逃避工作開小差的人，是個邋遢的懶人，像條迷路的母狗一樣墮落。他把鬱金香推開，幾乎推到了桌子邊上，然後在桌子中間放了一張白紙，一支筆。他對我咆哮着說：寫！我就站着照他說的寫——我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住址。

第二天，拉鋸戰就開始了。他們要我離開工廠。每天早上六點半我要向廠長報到。就像我的母親曾經問過我：「你帶手絹了嗎？」廠長每個早晨也要問：「你找到另一個工作了嗎？」每個早晨我也都同樣回答：「我不找工作。我喜歡在這個廠里工作。我願意留在這裡直到我退休。」有一個早晨我去上班，發現我那厚厚的字典都堆在我的辦公室門外的走廊地板上。我打開門，發現一個工程師坐在我的辦公桌那裡。他說，「進來之前應該敲門。這是我的地方，這裡沒你的事兒了。」我不能回家，未經許可就回家，會給他們找到開除我的好理由。我沒了辦公室，所以，我不得不另想辦法證明我是來上班的。無論如何我都不能不在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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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這個抽屜也是手絹形式的一幅家庭肖像。男人的手絹是最大的，帶有棕色、灰色或波爾多葡萄酒色的深色邊條。女人的手絹小一點，它們的邊條是淡藍色、紅色或者綠色。小孩子的手絹是最小的：是沒有邊條的白色方布，上面畫着花或者小動物。所有這三類手絹又都分成日常用的和星期天才用的，日常用的放在第一排，星期天才用的放在後排。星期天的時候，你的手絹就得和你的衣服顏色相配，就算手絹是看不到的。

對我們來說，家裡沒有其他東西像手絹那麼重要，包括我們自己。手絹的用處無所不在：擤鼻子；出鼻血時擦鼻血；手或胳膊或膝蓋擦破的時候包紮傷口；哭的時候擦眼淚或者咬住手絹抑制哭泣。頭痛發燒的時候，可以放一塊浸冷的濕手絹在前額上。在手絹四角打結可以罩在頭上，抵擋太陽暴曬或淋雨。如果你要記住什麼事情，你可以在手絹上打個結幫助記憶。為了拎住沉重的東西，你會把手絹繞在手上。火車啟動離開車站的時候，你揮舞手絹告別親友。在我們老家巴納特的德語方言裡，「眼淚」這個詞聽起來就像羅馬尼亞語中的「火車」，所以火車車廂在軌道上磨出的尖厲聲音總是讓我聽起來像是哭泣。在老家的村子裡，如果誰家死了人，會立刻在死人下巴上綁一塊手絹，這樣屍僵的時候他的嘴巴就可以閉緊。在城裡呢，如果有人在路邊倒斃，過路人總會拿一塊手絹蓋住他的臉，這樣一來，手絹就成了死人的第一個安息之所。

在暑熱的夏天，父母們會派他們的孩子在晚上到教堂的墓地去澆花。我們三三兩兩地分成小組，很快澆完一個墓又澆下一個墓。然後我們聚集在教堂門外的台階上，看一些墳墓上冒出縷縷白色水汽。它們會飄蕩片刻然後在黑夜中消失不見。我們以為那就是死者的鬼魂：狀如動物、眼鏡、玻璃瓶和杯子、手套或者襪子。此起彼伏的還有被包圍在黑暗中的白色手絹。

後來，當我和奧斯卡·帕斯提奧談話打算寫他被遣送到蘇聯勞動營那段生活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個年長的俄羅斯老媽媽曾經送給他一塊絹布的手絹。老媽媽說，這是祝你們好運——你和我的兒子，願你很快能回家，而我的兒子也一樣。她的兒子和奧斯卡·帕斯提奧同年，也像他一樣遠離家鄉，不過是在另一個方向，老媽媽說她兒子是在另一個勞動營里。奧斯卡·帕斯提奧曾經去敲她的門，像是一個餓得半死的乞丐，想用一塊煤換點吃的東西。她讓他進屋，給他喝了熱湯。她看見他連鼻尖都滴下湯汁的時候，遞給他一塊白色絹布的手絹，一塊從來還沒有人用過的手絹。手絹有格子花紋邊條，有用絲線精密刺繡的字母和花朵，真是美的東西，讓這個乞丐既感到親人相擁的溫暖，同時又感到心如刀絞。這是一種矛盾交織的事物：一方面在絹布中深藏了安慰，另一方面，精細刺繡的字母和花朵又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墮落底層遠離文明的深度。對於這個女人來說，奧斯卡·帕斯提奧也是一種矛盾交織的事物：一個被世界拋棄而來到她屋子裡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處的一個孩子。在這兩種人物角色中，他在這個女人的關愛姿態中既得到快樂，又承受到一種過高的要求。而這個女人對於他其實也是一身兼任兩種角色：一個陌生的俄羅斯婦女，又是一個憂心忡忡的母親，會問他這樣的問題：「你帶手絹了嗎？」自從我聽到這個故事，我就一直問我自己「你帶手絹了嗎」這個問題是否到處都有效？它是否在冰凍與解凍之間的雪光閃耀中也能向整個世界展開？它是否也能跨越千山萬水跨越每一條邊界？

儘管我已經說羅馬尼亞語幾十年了，但只是到了和奧斯卡·帕斯提奧談話的時候，我才認識到，羅馬尼亞語中「手絹」這個詞就是「絹」。這是又一個例子說明羅馬尼亞語多麼有感悟性，可以讓它的詞彙直指事物核心。這種材料不繞彎子，它直接就代表了製造出的成品，「絹」就是「手絹」。好像是所有手絹，不論何時所造，何地所產，都是絹製成的。

三

奧斯卡·帕斯提奧把這塊手絹珍藏在行李箱裡，好像是一個雙重兒子的雙重母親的聖物遺骨或舍利子。在勞動營五年之後，他把它帶回了家裡。因為他的白色絹布手絹既給他希望也給他恐懼。一旦你沒有了希望和恐懼，你就是行屍走肉。在我們談論過這塊白色手絹之後，我花了半個晚上，在一張白紙板上為奧斯卡·帕斯提奧做了一張詞語的拼貼畫：

那個星期後，我去看送給他這張招貼畫的時候，他說，你應該貼上「給奧斯卡的」。我說：「不管我給你什麼東西總是你的。」他說：「你必須貼上，不然這張白紙板不知道這是我的。」我就把畫帶回家，貼上「給奧斯卡的」，第二個星期再給他送去，就像我走出大門先是沒帶一塊手絹，我第二次走回來帶了手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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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外婆還有一個兒子叫馬茨。上世紀30年代的時候他們把他送到提米蘇拉去學習商業，這樣他將來就能接管家裡的穀物生意和雜貨店。那個學校里有德國來的老師，是真正的納粹。馬茨可能一面受到商人的訓練，而更主要的是被培養成一個納粹分子——按部就班地洗腦子。畢業的時候，馬茨已經是個狂熱的納粹，成了另一個人。他狂呼反猶太人的口號，就像一個白痴讓人不可理喻。我外公曾多次駁斥他，說家裡的全部財產都要歸功於猶太商人朋友預先提供的信貸。當這些都沒有用的時候，我外公也扇過馬茨幾個耳光。但是這個年輕人的理性已經完全被毀掉了。他在村子裡做宣傳，欺負那些拒絕去前線為納粹賣命的人。馬茨在羅馬尼亞軍隊裡本來有一份文職工作，但是他急於要把理論變成實踐。他自願報名參加黨衛軍，要求把他送到前線去。幾個月之後他回村里來結婚，因為在前線見識到了戰爭的罪惡他多少變得聰明一點，他利用當時流行的騙人花招逃回來躲避戰爭。這個騙人花招就叫做：婚假。

我外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也是士兵。他知道他提到兒子馬茨的時候該說什麼，他經常痛苦地說：「旗幟開始飄揚的時候，人就會在軍號里喪失正常心智。」這種警告也適用於我後來經歷的那個時代。每天你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在軍號里喪失正常心智。這是我決心不吹的軍號。

還是孩子的時候，我的確不得不違心地學過拉手風琴。因為在家裡我們有一架紅色的手風琴，本來屬於死去的士兵馬茨。手風琴的背帶對我來說太長了。為了不讓背帶從我的肩膀上滑下去，我的手風琴老師就在我背上用一塊手絹把它們系扎在一起。

當我是一個樓梯玩笑的時候，我就像小時候一樣孤獨，獨自在河谷里放牛。我吃草葉和花，這樣我就能屬於草葉和花，因為它們知道如何生活而我不知道。我叫着它們的名字和它們說話：「奶漿草」意思是葉子鋸齒狀而草莖帶有白色奶漿的植物。但是這種草對我說的「奶漿草」這個名字毫無反應。我就試試不用「奶漿」或「草」而用其他隨便想到的名字：「鋸齒莧」、「針針葉」等等。用這些假名字，其實我叛變了真實的植物，揭示了這種植物和我之間的巨大空白。失態丟臉的是我其實大聲對自己說話，而不是對植物說話。但是失態丟臉對我其實又是好事。我看護着牛群，而詞語的聲音看護着我。

詞語的聲音知道它必須欺騙而別無選擇，因為事物也會欺騙它們自身的材料，感情也會用它們的姿態手勢引起誤會。詞語的聲音，以及連帶着這種聲音而產生的真實，存在於材料與姿態手勢欺騙的交點之中。在寫作中，這從來不是信任不信任的問題，而是這種欺騙所具有的誠實性問題。

四

回到當年的工廠來說，當我是個樓梯玩笑而手絹成了我的辦公室的時候，我也在字典里查到「階梯利息」這樣漂亮的詞彙，這是說貸款的利息可以像階梯一樣逐漸上升。這種上升對一個人來說是費用增加，而對另一個人卻是收入增加。寫作中其實也兩者兼具，我越深入文本向下挖掘，那麼從我這裡奪走的我寫下的文字越多，而且也越加清楚顯示出有什麼從那些生活的體驗中喪失。只有詞語能夠有這種發現，因為它們事先並不知道。在詞語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體驗的地方，也是詞語最精彩之處。最後它們變得如此強加於人，以至於生活的經驗必須死死纏住詞語，這樣才能避免分崩離析。

在我看來，物體不認識它們自己的製作材料，姿態手勢不認識自己的感覺，詞語不認識把它們說出來的嘴巴。但是為了確認我們的存在，我們需要物體，我們需要姿態手勢，我們需要詞語。歸根結底，我們能用的詞語越多，我們就越發自由。

有一個清晨，在我快要離開羅馬尼亞移居國外的時候，一個村裡的警察來找我的母親。她已經到了門口的時候想起來：「你帶手絹了嗎？」她沒帶。儘管警察很不耐煩，她還是到屋子裡去拿一塊手絹。在派出所里，這個警察朝她大發脾氣。我母親的羅馬尼亞語不太好，不明白他叫喊什麼。所以他離開了辦公室還從外面把門反鎖上了。我母親坐在那裡被關了一整天。最初幾個小時她就坐在桌邊哭泣。然後她走來走去，然後開始用她的眼淚浸濕的手絹給家具擦掉灰塵。後來，她又從牆角拿出水桶和牆上的鈎子掛的毛巾來擦地板。後來她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我真是驚恐。我問她，「你怎麼可以這樣，幫他去打掃辦公室？」母親一點也沒有不好意思，她說：「我就找點事做，好打發時間。而且那個辦公室那麼髒。碰巧我還帶了一塊男人用的大手絹。」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才明白，通過這些額外的然而也是自願的忍辱負重，她還是創造了一些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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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採訪

德國《時代》周報專訪赫塔·米勒：我太幸運了！　2009年10月15日德國《時代》周報專訪赫塔·米勒，與她對話有關昔日遭受的迫害以及新近獲得的榮譽，有關諒解、脆弱的神經和一百萬歐元用途的問題。

時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最讓您欣喜的是什麼？

米勒：我把這個獎項看作一種褒獎。許多人認為獲得諾獎意味着一種特殊地位，但作家不可能擁有什麼特殊地位。我很高興我探討的主題得到大家的認同，我的主題從來都是暴政和專制對個體系統的摧殘，集權社會中的個體無任何價值可言。我為我的朋友們感到欣慰，他們都是昔日專制統治的犧牲品，而且不在少數。我為奧斯卡·帕斯提奧感到欣慰，我想，他要是聽到這個消息，會像孩子一般高興的。

時代：您的新書《呼吸鞦韆》就是為紀念您這位去世的優秀作家而寫？

米勒：是的，可以這麼說，但他已無緣親歷這一切，這着實令人傷心。我告訴自己，此時他或許正坐在雲中之屋向我們眺望，但這只是一劑虛幻的安慰，無法說服我自己。我知道，他的身體已化為灰燼撒在大地，他不會在天上。

時代：有時人們期望過去的時光會煙消雲散。您對此持什麼觀點？

米勒：這絕不可能。任何人，無論他生活於何種境遇，他的過去都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每個人都曾心懷恐懼，比如在親密關係破裂之時，或是為某種病痛折磨之刻。這些經歷會改變我們，在我們身上留下無法抹去的痕跡。如果我們所處的極端環境傷害到我們，如果人們像我一樣經歷死亡恐懼的折磨，被國家機器追蹤迫害達十五年之久，這樣的改變就會發生。但奇怪的是，人們會慢慢變得習慣，會把極端狀況變成一種虛假的常態，努力克服恐懼的同時，把它轉化成別的東西。這種方法有時很奏效，儘管你很清楚這不是真的。人與自我的間離，是我這些年來一直需要學會的東西。正如你對獲獎一事，我也要做到跳出自我。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精神分裂。

時代：您1987年剛來時，感覺我們西方人孤陋寡聞嗎？

米勒：德國對專制的認識是很充分的。這裡的人們不僅經歷了納粹，他們也製造了納粹。後來才有了東德的獨裁統治，它與其他東歐國家的獨裁統治如出一轍。

時代：有些媒體對您的作品依然持保留態度？

米勒：有人批評我永遠只寫過去，也有人問我什麼時候才打算涉及德國及當代主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提得有點莫名其妙。Primo levi普里莫·萊維、Jorge Seprun 喬治·賽姆朗和Georges-Arthur Goldschmidt喬治－阿瑟·歌德施密特的作品只關注納粹罪行，卻從未受到過置疑。

時代：這大概是因為聯邦德國對右傾意識形態比左傾更為敏感的緣故吧？

米勒：的確如此，共產主義暴政長時間以來未受關注。西德人不願過境前往東德，寧可避開弗里德里希大街車站*的刁難，去開放國家比如法國和意大利去旅行。在東德這片蕭瑟陰暗、令人沮喪的土地上能有什麼收穫？東德不是一個國家，羅馬尼亞人之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之為匈牙利人，毋庸置疑，但東德人只能通過意識形態有別於他們的西方同胞，這是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東西，正因如此，東德才顯得如此冷漠和殘忍。

時代：您終於得以離開羅馬尼亞來到德國時，聯邦情報局曾認為您在為羅馬尼亞安全局工作？

米勒 ：安全局是個讓人生厭的字眼，如果想詆毀某人，最好的方法就說他在為安全部門工作。因為我拒絕為安全局做密探，他們就這樣誣陷我，聯邦情報局竟然相信了。這種說法應該是從羅馬尼亞人在德國的同鄉會傳出來的，它的辦事機構就設在長水*，也是我離境後的第一站。在我來德國之前就曾收到過某些「同鄉」的來信，告知我是不受歡迎的人。同鄉會的報上曾刊登文章抵制我，把我說成是密探，甚至有人宣稱我的第一部作品《低地》是安全局授意寫的。所以聯邦情報局在接收我時要求我說出和哪些情報人員聯繫。我對他們說：是他們聯繫我(找我的麻煩)，而不是我聯繫他們，二者有本質的區別。問話的人說：是否有區別由我來定，那是我的職責範圍。他的話讓我很受傷，我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我還能去哪兒。幾個星期後我到了柏林，憲法保衛局的人很快出現了，他們說我受到來自羅馬尼亞安全人員的威脅，他們會在附近保護我，並建議我買一把自衛手槍，不要接受任何禮物，不要前往陌生人住宅。而聯邦情報局讓我離開前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如果你接受了任務，請隨時向我們報告。所有這一切簡直是荒唐！

時代：您的作品不是專業書籍，而是詩意文學。投身文學對您意味着什麼？

米勒：起初我並未打算寫作，只是不堪越來越多的刁難，父親又剛剛去世，我對自己身處何地，自己究竟是誰感到迷惘。我成了國家公敵，工廠的同事對我避之唯恐不及，這一切讓我陷入孤獨無助的深淵。痛苦中我選擇了寫作，寫我的家鄉尼茨基村的故事，寫那裡的農民，他們世世代代生活了三百多年的地方。人們離開村子是因為世界大戰，或者被流放。活下來的人，像被磁鐵深深吸引一樣，又回到村莊。

時代：您就這樣一直寫下去了？

米勒：是的。每出一本書之後我都想，夠了，以後不再寫了。然而，一旦開始了用寫作梳理自己的生活，你就無法停下腳步，無法放下。

時代：您的幾部作品風格迥異，格調大不相同。這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米勒：這也不是有意為之。當我將自己投入到一部作品中時，主題自己就在尋找它的可能性，尋找旋律和形式。是主題在導演一切。

時代：您只需要找到合適的語言？

米勒：單純的語言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文學中語言的存在就是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我們的經歷不是在語言中駐足，而是停留在某些地點，某些時日，和特定的人，我要做的是把它們轉化為語言。這是一個加工過程，就像把一個事件編成啞劇。我只能努力爭取接近事實本身。

時代：我們發現，《呼吸鞦韆》中，奧斯卡·帕斯提奧的經歷沒有按時間順序安排，也就是說，從羅馬尼亞被流放，到蘇聯勞動營，再到回家的經歷。

米勒：這五年的順序對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個體受到的傷害，把造成創傷的情境展現出來。為此，我必須描述勞動營里日常生活的細節，在日復一日的重複中，情況一年比一年更糟糕。奧斯卡當時不可能知道，他是否還能從勞動營里走出來，他對自己說：如果只能這樣，這就是我的命運，蘇聯人也一樣在這裡生活。

時代：小說中有一句充滿希望的話，是外祖母對奧斯卡說的：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米勒：奧斯卡對我說，是這句話讓他活下來的。

時代：和解是可能的嗎？

米勒：人與災難是無法和解的。我怎麼去和安全局和解呢？

時代：和當年折磨過你的安全局官員呢？

米勒：齊奧塞斯庫倒台後，我重回羅馬尼亞。在街上偶然碰到他，一開始沒認出來，當時天氣很冷，他穿着大衣戴着皮帽。他看見我嚇了一跳，想在排隊的人群中藏起來，這時我才認出他來。我走過去對他說：你瞧，1987年你怕我，就像1982年我怕你一樣，這又有什麼意義呢？當時，專制時代剛剛結束，人們個個義憤填膺，他是害怕被憤怒的人們打死。他已經死了，但他與我無法和解，因為他是國家機器的代表，我也無法與他和解，因為我的很多朋友都死在他們手上。我應當代表朋友們和他們和解，可是這個責任我付不起，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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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努力讓這段歷史不被忘卻，這也是您正在做的。

米勒：我自己無法忘卻。當我把這一切寫下來，別人也在迫不得已中知曉這一切。

時代：迫不得已？

米勒：這不是我的使命，這是我自己的心結，是我和其他許多人的遭遇帶來的問題。我見過太多的不幸，見過太多的人生活被毀掉！

時代：您剛才說，諾獎是一種褒獎，那它也是一種補償嗎？

米勒：補償是不可能的。

時代：您會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嗎？

米勒：有什麼可改變的呢？我注視自己，只能感慨自己多麼幸運，有時仍然不能理解。回想那些死去的朋友，我的心依然很痛。機緣巧合有好有壞，生活本身就是個迷宮。

時代：您神經完好嗎？

米勒：我的神經很糟糕。還好已經淡漠了。

時代：您想過這麼大一筆錢――將近一百萬歐元――怎麼去花嗎？

米勒：不知道。我對有錢沒什麼經驗，對沒錢的滋味倒是很清楚。

採訪者：烏爾里希·格萊納

*1，弗里德里希大街車站，是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區重要的文化和商業街，在冷戰期間，它被柏林牆上的查理檢查站一分為二。西柏林乘客可以從一個站台轉移到另一個站台，但是沒有適當的文件，不能離開車站。

*2, Langwasser長水，是紐倫堡區在城市的東南區域。 它在二戰後成為難民營，一些初來德國的避難者先在這裡安身。

《法蘭克福評論》報專訪赫塔·米勒：語言應當是優美的　赫塔·米勒接受《法蘭克福評論》報採訪，講述《呼吸鞦韆》以及她與詩人奧斯卡·帕斯提奧合作該書的經過。奧斯卡·帕斯提奧是羅馬尼亞德國少數族裔，曾在蘇聯勞動營流放五年。

《法蘭克福評論》：德國少數族裔被流放的這段歷史為何在羅馬尼亞成為一個禁忌話題？

米勒：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說起。二戰期間，羅馬尼亞曾一度站在希特勒一邊，戰爭即將結束時改變了立場。戰後，這段歷史被重新改寫，只見蘇聯紅軍凱旋的旗幟飄揚，不光彩的那段史實卻銷聲匿跡。儘管羅馬尼亞軍隊也曾在斯大林格勒戰場上浴血奮戰，蘇聯還是提出由德國少數族裔代替羅馬尼亞補償其戰爭損失。這一話題容易讓人聯想起與希特勒的牽連，所以羅馬尼亞人從不願提起。甚至烏克蘭人也不知道，在自己的國土上曾有這樣的勞動營存在過。蘇聯人把所有痕跡清理乾淨，包括那些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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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評論》：你們合作這部作品的過程如何？也有過意見不一的時候嗎？

米勒：奧斯卡口述，我負責做筆記。我非常想了解一個人在當時狀態下真實的內心活動，所以每個細節都不願放過。奧斯卡還為我畫了勞動營和焦化廠的草圖。所有細枝末節都在他腦子裡，足見他當時觀察之細微，如果沒有經過足夠的思考，這些經歷不會在記憶中留下太多痕跡。奧斯卡靠想象熬過了勞動營的日子。他的目光容納了更多的東西，營地的生活因此更加難以忍受，但他終究做到了自我保全。奧斯卡的記憶寶庫實在是一件幸事，我採訪過的其他一些倖存者，完全不知道從何談起，他們找不到表達自身感受的語言，只會重複着：我們吃盡了苦頭，總算挺過來了…… 都是一些無用的老生常談。

奧斯卡的語彙當然和我的不同，因為他的處境不同：他在敘述時必須跳出他生活過的勞動營，而我則需要進入。他在寫作時總是遲疑不決，這樣很難形成好的文字，因為那些人物在他腦中過於鮮活，無法擺脫。他本不想採用第一人稱記敘，但比較之下感覺還是這樣更好些。他常說：沒想到，創作散文會這麼困難。

《法蘭克福評論》：2004年你們一起前往烏克蘭實地考察，那次考察情形如何？

米勒：一開始我擔心奧斯卡會受不了，結果他像是重回老家，親切地稱其為「我們的營地」，甚至「我的營地」。他帶我們看了所有地方，包括當年人們偷情的場地――齊柏林飛船*。但物是人非，一切已遭破壞。奧斯卡傷心地說：「我在這兒的活兒都白幹了。」這次旅行讓他和那裡完全融入一體，他不顧自己的糖尿病，吃了很多很多東西，還從集市買回數不清的甜品，因為他要「還食品以應有的尊嚴」，用它們「餵養我的靈魂」。他整天不知疲倦地跑來跑去，急切地盼望着第二天的行程，比如前往亞辛諾瓦塔亞的前夜，那裡出產他最喜歡的一種煤。那是一種極度興奮不安的期待。

因為看過了那一帶的風景，我在後來才能營造出一些場景。奧斯卡不懂植物，他常常提起的薰衣草，實際上是蘭花苕子。他在描述那裡的風景時，喜歡使用與山有關的詞，但那裡並沒有山，只是礦渣堆。

《法蘭克福評論》：您在落筆寫作時感受如何？

米勒：奧斯卡·帕斯提奧的死一直在我心頭縈繞，我把它也帶進了小說。我很長一段時間無法面對這些筆記，因為受不了與他如此地靠近。大半年之後，我終于振作起精神，拿起筆記。看着它們，我知道，從此我必須拋開「我們」，否則什麼也做不了。我不知道，如果奧斯卡還活着，情況會怎樣。或許我們無法完成這部小說，倆個人一起不行。我要做的事大多是不可分的，如果奧斯卡還在，對他來說也會是不可分的。有時他會說，這個你來吧，結果最後還是我們一起完成的。不是因為我們會起爭執，是我們觸到了某個界限。我也無法做到隨心所欲，如果你在創作過程中總能感覺到另外一個人直接的目光，便無法完全釋放自我，這也是一種障礙。寫作時，有的章節很短，而且幾經深思熟慮，我只要插入一兩個句子即可。那些大段的文字基本直接來自筆記，而且沒有貫穿全程的人物。有時，關於某個人物或場景我往往只有一句話可以參考，這時我只好自己試着在人物之間安排一種關係，構建某種張力。

《法蘭克福評論》：這部小說比您前期的作品更加富有詩意，也更嚴謹和緊湊。除了奧斯卡的聲音之外，和剪報拼貼的運用也有關係嗎？

米勒：很有關係。我在拼貼時能夠與每一個詞親密接觸。因為要粘貼在一種很小的卡片上，空間有限，因此它成了我的一種「最簡寫」訓練，在精簡的同時內容還不能缺失。小說中經常出現我的拼貼詞彙，這些詞已經坐在我腦子裡，在我寫作較大篇幅時它們紛至沓來，與其它字詞攜手同行。勞動營帶來的難以忍受的痛苦和災難，需要通過語言展現在世人面前，粗礪的環境折射出的人物內心的優雅也要經由語言體現。此外，語言還應當是優美的。我希望儘可能賦予書中的「我」更多的內容，讓他在其中卓爾不群。如果奧斯卡看了小說，希望他會說：是啊，就是這麼回事。或者說：這樣我感覺很好。

*齊柏林飛船：齊柏林飛船(Zeppelin)是一種或一系列硬式飛船(Rigid airship)的總稱，是著名的德國飛船設計家斐迪南·馮·齊柏林伯爵在20世紀初期以大衛·舒瓦茲(David Schwarz)所設計的飛船為藍本，進一步發展而來。由於這系列飛船的成功，「齊柏林飛船」甚至成為當代稱呼此類飛船時所用的代名詞。小說中指一個7~8米長，2米高的鋼管，一頭焊死像個蓄水池，是書中勞動營被流放者偷偷親密的場所，被大家戲稱為齊柏林飛船。

所獲獎項

獲諾貝爾文學獎

2009年10月8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德國女作家和詩人赫塔·米勒。

瑞典文學院在頒獎決定中說，米勒的作品兼具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一無所有、無所寄託者的境況。米勒將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40萬美元）的獎金。

繼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申博爾斯卡199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米勒是又一名以詩歌摘取文學桂冠的女性。鑑於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由法國作家讓—馬里·居斯塔夫·勒·克萊齊奧摘獲，一些人推測1996年文學獎可能不會歸屬歐洲人。

一些人先前預測，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歸屬詩歌。獎項公布前，《瑞典日報》文化欄目編輯斯特凡·埃克隆德評論道：「不少人說，該是詩人（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了。也許今年會是一名詩人獲獎。」 瑞典諾爾斯泰特出版社編輯哈坎·布拉文杰持相同觀點：「是該詩歌了。」

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女性獲獎者包括賽珍珠、托妮·莫里森等。，女性獲獎人數創歷年諾貝爾獎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等不同，文學獎大多歸屬一名獲獎者，而非多人。自1901年首次確定文學獎獲獎者至今，這一獎項僅4次由兩人分享。

12月10日，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文學獎和經濟學獎頒獎儀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在每個諾貝爾獎項評選委員會的代表介紹了獲獎者的成就之後，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向每位獲獎者頒發了諾貝爾獎證書、金質獎章和獎金。1996年每項諾貝爾獎的金額為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4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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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詞

諾貝爾頒獎詞（節選）

「赫塔·米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羅馬尼亞巴納特一個德語小鎮。她的父母是羅馬尼亞境內講德語的少數民族。她的父親在二戰期間為德國黨衛軍效力。1945年大量羅馬尼亞人被流放到蘇聯，繆勒的媽媽就在其中，她在當今的烏克蘭境內某個勞動營工作了5年。多年之後，繆勒在其作品《呼吸擺動》(2009年)中描寫了流放到蘇聯的羅馬尼亞人的生活。1973年到1976年繆勒在羅馬尼亞蒂米什瓦拉一所大學學習羅馬尼亞和德國文學。在大學學習期間，她加入了巴納特行動小組。巴納特行動小組是一個講德語青年作家組織，反對當時羅馬尼亞領導人奇奧塞斯庫的統治，尋求言論自由。完成大學學業後，1977年到1979年繆勒在一家機器工廠當翻譯。由於拒絕充當秘密警察的線人，繆勒被工廠解僱。被解僱之後，她受到了秘密部門的騷擾。」

其他獎項

1993年 批判文學獎

1994年克萊斯特文學獎

1995年 亞里斯提獎

1997年格拉茨文學獎

1999年 弗蘭茨卡夫卡獎

2002年萊茵蘭—普法爾茨的卡爾—楚克邁爾獎章

2003年約瑟夫—布賴特巴赫獎（與克里斯托弗·梅克爾和哈拉爾德·魏因里希分享）

2004年 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文學獎

2005年 柏林文學獎

2006年 維特歐洲文學獎、沃爾特—哈森克勒費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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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言論

美聯社消息稱：200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獎得主、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呼籲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而不必考慮這樣做是否對中國平民造成傷害。

2009年12月8日，米勒在斯德哥爾摩的一次記者會上指出，「中國還遠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米勒稱，」只有在西方少一點寬容的時候，中國領導人才會稍稍考慮改變其政策「。

獲獎爭議

反面：德國批評界對米勒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反應是一開始都承認沒有料到米勒會得獎，有的批評家甚至稱，驚訝得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但轉眼間又說，米勒獲獎是實至名歸，理所應當。德語媒體的相關評論，談政治內涵的多，談藝術成就的少。最有趣的是德國「文學批評教皇」拉尼茨基的點評：「我不想談那個赫塔·米勒。再見！」

2009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0月12日，在德國圖書獎評獎中落選，敗給了女作家和詩人凱瑟琳·施密特（Kathrin Schmidt）和她的《你不死》。

正面：德國總理默克爾稱米勒「緣於極權、壓迫、恐懼的生活經歷的偉大文學，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米勒在德國找到了故鄉」。

德國總統科勒說：「為了抗拒遺忘而寫作，提醒人們認識到自由的價值。在東歐劇變二十年後的今天，米勒的獲獎具有特殊的意義。」

家鄉聞名

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2009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她的出生地——羅馬尼亞鄉鎮尼特基多夫也在一日之間聞名於世。 「今天，尼特基多夫終於出現在了地圖上！」尼特基多夫鎮長伊萬·馬斯科韋斯庫激動地說，他為自己的家鄉誕生了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而感到自豪。 尼特基多夫位於羅馬尼亞西部的蒂米什縣，幾個世紀前由移居而來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修建。近一個世紀以來，這裡的人口不斷減少，只剩約1500人，而德裔居民約10人。 據馬斯科韋斯庫介紹，米勒出生的房屋已歸國家所有，不過，「這裡有一塊她繼承所得的土地」。 對於絕大多數羅馬尼亞人來說，尼特基多夫是名不見經傳的窮鄉僻壤。米勒的獲獎無疑將改變這個小地方的命運。蒂米什縣的歷史研究員伊萬·哈采甘自信地說，只要把通往尼特基多夫的公路修好，米勒的故鄉就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旅遊目的地。 「可以考慮對米勒的故居進行開發利用，當然這還要取決於故居現住戶的態度，」哈采甘表示，「至少可以在故居牆上鑲嵌一塊紀念牌。另外，米勒當年就讀的學校和當地的文化館可以用她的名字來命名。」 米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尼特基多夫一個德裔少數民族家庭，1987年與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納移居當時的西德，居住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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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作家赫塔·米勒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