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是明代詩詞中的一首。

明代詩詞發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呈現複雜的狀況^[1]。在將近300年的明代歷史上，詩歌總的來說是相當繁榮的，無論詩人或詩作的數量，都超過前代，但是明代詩歌發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呈現複雜的狀況。

明初洪武、建文年間。明初詩人雖然有的已表現出模擬唐人的趨勢，但基本上還能「各抒心得」，做到「雋旨名篇，自在流出」^[2]。其中成就較大者是一些經歷過元末社會大動亂的詩人，劉基、高啟最為著名。劉基以雄渾奔放見長，高啟則以爽朗清逸取勝^[3]。高啟對詩歌的看法也較為全面，認為「詩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獨庵集序》)，做到體裁、內容、藝術的有機統一。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虎者，張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莊氏所謂養虎者也。猝飢則噬人，而猝飽必且負嵎。吾飢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橫甚，荊則招之亦不至。

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驛者哭於郵。而荊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為?」戒一切勿囂。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

余時方使還，聞之嘆曰：「今天下為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群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於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今觀侯之治荊，激之耶，抑調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幸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

侯為人豐頤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為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徹，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俊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為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略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嗚呼。使逆璫時不為激而為調，寧至決裂乎?誰謂文人無奇識，不能燭幾於先也。

”

— [明代]袁宏道

明代詩歌特點

①形成的詩歌創作流派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響的全國性流派前七子、後七子、公安派^[4]、竟陵派之外，歷朝還有許多地域性的小流派。這種現象顯然與明代文士喜結詩社的風氣有關。

②面對正統詩文的衰微，明代詩人提出了不少詩歌創作方面的理論主張。比如，高啟認為要「兼師眾長」；李東陽認為要分辨詩體的聲調音節；前後七子主張要學習漢魏盛唐，提倡復古^[5]；公安派則主張要「獨抒性靈」等。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詩歌創作如何學習前人、如何掌握詩體特點、如何表現詩人主體感情等問題。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提出的理論主張卻有如下共同弱點：一是將其認識到的部分真理強調過分，缺乏應有的辯證態度；二是不能正確總結漢魏盛唐以至宋元以來詩歌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三是沒有找到提高詩歌創作水平的關鍵因素，即應到現實生活中尋求詩情。所以，這些理論主張都未能挽救正統詩文的衰微，反而將詩歌創作引向更深的危機。

③明代詩歌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詩，又遜於宋詩。這裡固然有八股取士^[6]，使"明代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為之"(吳喬《答萬季墅詩問》)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創作指導思想上存在偏頗。前後七子的模擬成風，公安派的詩意淺露，竟陵派的詩境狹小，都是詩人不能深刻認識生活的重要性而結出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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