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斌录 那年，那月，我们院……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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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我们院……》是中国当代作家赵斌录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那年，那月，我们院……
1
那年月，没有商品房，没有集资房，甚至连楼房都还没有出现，钢城所有的职工和家属同志们都住在一个个青砖盖起的平房家属院里。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地方国营长治钢铁厂是太行山城名副其实的国营大企业。
工厂大了，家属院也多。我们住的院子叫跃进院，应该是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时候盖的。旁边的院子叫红卫院，还有文革院、红专院，应该都是“文革”开始后盖的，很有点文革范儿。牛奶房家属院因为毗邻全厂唯一的奶牛养殖场而得名，南岭、西沟、小河南、后三排是以地名和方位命名的，而厂部院、工大院则是因为更早些时候曾经是工厂厂部和职工大学办公的地方而延续叫下来的。其它的还有二工地、四工地、新工地、新排房等等。
我们跃进院就是这诸多家属院中的一个。跃进院，有十排平房，每一排住着八到十户人家。隔一两排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是大家取水用的。夏天口渴了，我们也把嘴凑到水龙头上喝冷水。照例，不管谁家大人看见了都要爱护地斥责几句，因为小孩喝冷水容易喝坏肚子。
每家房子都不大，以一间半的居多。能够住上两间的，就是子女很多的大家庭了。如果谁家住了两间半以上的大房子，那就很另类了。我们院有一家，子女众多，竟然住了三间房，而且家里孩子们还得分开上下铺才能睡得下，让我们惊奇了好几年。房子是房产科无偿分配的，不出钱。那时候，父母是国家的人，为国家工作，孩子是祖国的花骨朵儿，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祖国学习，而房子是国家的财产。国家的人住自己的房子，当然不用出钱。房子大小是综合了是单职工还是双职工、有几个孩子、孩子多大了、有没有老人同住、需求的缓急程度等等情况后定下的，还比较公平。
家属院都是标标准准的平房。需要一间半的时候，左右两家各用一间，把夹在中间的一间从正中间横起一堵隔墙，一分为二，一家占前半间，一家用后半间，就隔成了两个一间半。隔墙上面是房产科统一用芦苇杆打的纸顶棚。顶棚是通着的，夜里常有老鼠在上面追逐打闹，从这家顶棚打到那家，又从那家追到这家。隔壁人家打呼噜、磨牙的动静都听得挺清楚，害得我尿了炕挨妈妈训斥的时候一声也不敢吭，生怕被隔壁的小伙伴小玉听了去。
家家门口有一个废砖头垒起来的煤池子，堆着厂里优惠供应的泥煤，泥煤上覆盖着烧土。勤快些的人家还会在自家门前开出一小片菜地，栽点蔬菜。有的人家会垒一个鸡窝，买几只鸡来养着，改善改善伙食。
每家门口既是左右相通的路，又是露天餐厅。到了饭点，人们都端着碗，坐着各色小板凳，边吃边聊，间或提醒或训斥一下穿梭嬉闹的孩子，轻松自在，其乐融融。
2
我们排房小青的妈妈是个河南媳妇，亲起来狗儿长肉儿短的，恨不得把他捧起来亲死，生起气来满院子追着打，又恨不得一棒子把他打死。
小青排行老二，聪明伶俐，虎头虎脑，很是可爱。他那十来岁的姐姐却是个天生的痴呆儿。每天上班前父母把她搬到门口那块固定的垫子上，她就会不知疲倦地摇着头，一直摇到父母下班再把她搬回家去。这个痴呆女儿一直是父母的心病。后来一个夏天，傻女儿得了痢疾，不治而亡，倒也让她父母解脱了。
排房东边的医生家两口子都在厂医院工作，言语不多，精干利索。他们家一排溜好几个女孩儿，没有男孩儿。有一段日子，家里神神秘秘地住来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人，从大人们同样神神秘秘的交谈中，知道是住在他们家来生孩子的。医生家没有男孩儿，小青家特别想要一个女孩儿，而那女人呢，恰恰不方便要。于是就商量好，生了男孩儿归医生家，生了女孩儿归小青家，谁家要了孩子谁家给那年轻女人一些坐月子的补偿。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儿。小青的父母欢天喜地地抱了，没过多久就全家调回河南老家，从此再没有伙伴小青的音信。
3
随着文化 大革命不断深入，家属院也成为了无产阶级必须占领的阵地。各个大院迅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大院的高潮。院里成立了家属委员会，建立了图书室，卫生、保卫、宣传各有人负责，我们开会、学习、打扫卫生、办黑板报，忙得不亦乐乎。 正月里，厂里各生产单位文艺汇演之后，社会主义大院们也得出一些节目。排房最东头的大学生叔叔编了一个对口词，叫《我们大院的委员》，让我和小玉去表演。我既紧张又兴奋，一遍又一遍地背，背得滚瓜烂熟。演出前一天还专门到俱乐部的大舞台上实地排练了一次，一切顺利。到正式演出的时候，小玉在前，我在后，俩人有板有眼地排着队出场。站到台上，耀眼的舞台灯一打过来，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我心里一慌，把该说的词儿全忘了。小玉朗朗地说：“我们大院的委员，”接下来该我了，我脑子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来了，只觉得灯光咋这么亮，人咋这么多呢？他顿了顿，又朗朗道“我们大院的委员，”我还是啥也想不起来。没法，我俩只好认真地排着队返回后台。稍歇，我想起词来了。我们又列队出场。站在空旷的大戏台上，追光灯唰地打下来，他又朗朗道“我们大院的委员，”而我一着急又给忘了。窘迫。流汗。无奈。再返。在大人们的谅解和宽慰中，在小朋友们的友善和理解中，我结束了今生的第一次正式演出。
4
家属院往北不远就是钢城大街了，从东到西一字排着汽车站、粮站、旅店、菜铺、裁缝铺、照相馆、肉铺、邮电局、钟表修理铺、百货商店、新华书店。生意虽冷冷清清，倒也应有尽有。而这在那个年代已经足以叫许多许多的人们羡慕了。尤其最西头的新华书店，虽然新书只有寥寥的几本，却也无数次吸引了我们贪婪的目光。
书店马路对过那高高的大门，是工商所的所在。印象里，工商所只有一个姓唐的所长，五十多岁，戴一副大圈套着小圈的近视眼镜，牵着一条吐长着舌头的大狼狗。半上午，或者半下午，唐所长就牵着狗出来巡查了。遇到没来得及逃走的小商小贩，他就一边厉声喝问，一边凶巴巴地冲上去把杆秤抢走，或者当场把秤杆撅断。那时的工商管理好像没有服务、鼓励、扶持、监管这些说法，唯一的工作业务就是打击，对各式各样资本主义小尾巴的坚决打击。 其实，街上的摊贩已经少得可怜。偶尔才有一半个卖瓜子的老婆老汉，东张西望地一毛五一两卖着自家舍不得吃的一小袋葵花籽。人们的生活用品几乎都来自于凭票供应。买肉有肉票，买布有布票，买糖有糖票。年初，每家会领到一个副食供应本，上面印着号码，每个号码上盖着红戳子，从1号排到100号。
接着就会隔三差五有类似这样的通知用粉笔写在街上菜铺的小黑板上，于是，那盖着市商业局红戳子的第××号小纸条便被从供应本上认认真真地剪下来，加上很少的钱，买成猪肉、豆腐……那时节钱很值钱，一斤猪肉八毛钱，豆腐八分钱，大白菜才两分钱。即使这样，也有单身职工省下来舍不得买，把副食供应号送给带家属的工友。
虽然便宜，但供应却总也满足不了，尽管菜铺、商店的白墙上都高高地挂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毛主席语录。尤其是豆腐，在冬天更出奇地供不应求。爸爸妈妈工作忙，买豆腐的光荣任务自然就落在放了寒假的我和哥哥身上。早晨，我俩拿着搪瓷小盆早早地出门，到了菜铺窗口下，规规矩矩排在来得更早的人们后面。等啊等啊，等到九点多钟，菜铺的工作人员（那时任何铺都是国家的，菜铺的人们也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打着哈欠卸下了门板，开了门。排队的人群往前涌动了一下，停下了，工作人员说豆腐正在从市里往过送，还没来呢。排队买豆腐的人嘈嘈杂杂，越来越多。又是漫长、漫长、漫长的等待，大概十点多吧，人们热切的目光终于把豆盼等来了。人群后面的几个后生用力一挤，队形乱了，再一挤，已经很努力的我和哥哥被轻松地挤出了队伍，彻底靠边站了。再想挤近柜台，已力不从心。走开，又心有不甘。一直等到豆腐卖完了，才拎着小盆和一大群没买着豆腐的人们沮丧地散开了去。 第二天，依然。第三天、第四天……。然后是星期天，市里休息，不送豆腐。
爸爸爱怜地看着我，说：“买不上算了，别去排队了。石圪节煤矿豆腐多，好买。等爸休息了，咱去石圪节买。”
爸爸休息的日子是个阳光满满的冬日。我们爷儿仨拿着小盆步行去石圪节。果然，石圪节的菜铺根本没人排队，大半板豆腐孤孤单单地被冷落在柜台上。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下了豆腐。心里虽然满足，可十五里路的步行对刚刚十岁的我来说却也真是吃力，去了一趟就再不愿意去了。
5
有一条资本主义的小尾巴怎么割都割不净，连严肃敬业又凶巴巴的唐所长也无可奈何，那就是挨个串家属院卖江米蛋儿的。江米蛋儿的原料是江米爆米花儿，用糖沾了，团成圆圆的球儿，小的乒乓球般大，大的比乒乓球大一圈。这是我们最喜欢的零食了。卖江米蛋儿的好像都是河南人，推了一辆旧旧的加重28自行车，驮了一大袋子江米蛋儿，从家属院一排一排走过，再拉长河南腔挺有韵味地喊：“江米蛋儿--，江米蛋儿--，一分一个江米蛋儿--！”煞是诱人。江米蛋儿不贵，小的一分钱，大的也才二分，我们却依然买不起。那时大人们工资都不高，零花钱只有条件很好的人家才给孩子们一点。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江米蛋儿可以用牙膏皮换了，铝制牙膏皮能换一个小的，锡制的就能换一个大的。我们用捡来的牙膏皮换下一两个江米蛋儿，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一人分一小块，吃得舔嘴抹舌，宛然就是天下最美的美味儿。
每到星期天，卖江米蛋儿悠扬的吆喝声响起的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停下手头的游戏，集体把目光转向那撩人的大袋子。家属委员会负责人小青妈看见了，生怕我们这些共产主义的小小接班人们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坏了，赶紧去驱赶。那小贩儿倒也听话，一边点头一边在小青妈严肃的注视下走开了。过一会儿，“江米蛋儿喽--！”的声音又从院子另一头喊了起来。小青妈象一个尽职的消防队员，围追堵截，左右出击。卖江米蛋儿的却像那游击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彼伏此起。小青妈出于崇高的无产阶级责任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专门责成大学生叔叔编了一首抵制江米蛋儿的童谣让我们唱。于是，卖江米蛋儿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在他后面，和着他吆喝的节奏喊：“江米蛋儿--，哄小孩儿--，一分一个江米蛋儿--！”喊是喊，但我们从心里不愿意抵制这点罕有的零食的诱惑。于是，我们一边认真地唱着抵制的童谣，一边快乐地用捡来的牙膏皮换江米蛋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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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里正在连播的长篇小说是《战地红缨》，电影经常放映的是《地道战》《地雷战》，戏台上演出的毫无例外是《红灯记》《白毛女》等八大样板戏，我们耳熟能详，只要有人起个头，小伙伴们随时随地都能接上几段台词或几句唱腔。
那一次，邻省的一个豫剧团来俱乐部演出，妈妈破天荒地为我们全家买了戏票。那天演的是现代豫剧革命样板戏《杜鹃山》，整个剧场只有十来个观众，在楼上楼下能容纳一千五六百人的剧场内，显得空旷又寂寥。戏一场接一场演下去，观众虽然少，演得还挺认真。尤其那个一号坏蛋“毒蛇胆”，更是神气活现，坏得透腔。演出结束，二三十名演职人员在台上排成两排和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节拍拍手谢幕，我们十几个观众也赶忙全体站起来，鼓掌致谢。我生怕太对不起剧团的劳动，使劲拍手，手都拍疼了。一回头，看见后排也在使劲拍手的那个女孩是我们院的邻居，一下子象遇到了知音似的，倍感亲切。
《杜鹃山》中的另一个著名坏蛋是叛徒温其久，是从杜鹃山革命队伍中叛变了革命投靠了毒蛇胆的。我们班同学小霞的爸爸就在厂部文工团演温其久。她的妈妈在农村老家，她是跟随爸爸来长钢上学的。那时候，冬天的教室里生着大煤火炉子，同学们常常从家里带点吃的烤在炉子盖上，下了课当零食吃，红面窝头、玉面疙瘩、白面花卷、杂面馒头，啥都有。一天上午，上着上着课，小霞抽泣着哭了。在老师的再三追问下，知道是她爸爸昨天夜里喝醉了酒，早晨没起来给孩子做饭吃，她饿得哭了。老师一边嘟囔着埋怨她的爸爸，一边说，哪位同学把带来的零食给小霞匀些吃。同学们哗的一下把零食都递给了小霞。我们家没有给孩子带零食的习惯，什么也给不了小霞，但看着她噙着眼泪吃着同学们的关心，心里也十分满足，只是从此恨透了她那个叛徒爸爸温其久。
7
院里家家都不富裕，大家平凡、友善而快乐地生活着。
夏天，谁穿了一双新塑料凉鞋就拽拽的。一双凉鞋至少要穿两年。穿坏了，用烧红了的铁片烫烫，粘住再穿，直到坏得没办法再粘。
拖鞋很少见，偶尔哪个小朋友穿出来一双拖鞋，就很感奇葩了。我们管拖鞋不叫拖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趿拉板儿”。
家家都没有沙发。那个年代，沙发几乎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象征。只有俱乐部宣传墙漫画上的贪污腐化分子才有沙发。画里，那腐化分子歪斜在沙发上，一只手举着一杯红酒，另一只手揽着一个涂着红嘴唇儿的妖艳女人。那个年代，这似乎就是坏分子的标配。
排房里每家门口有一小片空地，很多人家见缝插针开发成了小菜园。到了夏季，黄瓜、西红柿、茄子的煞是诱人。可邻家叔叔星期天去公厕挑了毛粪浇灌他的小菜园的时候，那味道真叫人受不了，一连好几天都让人没有了端着碗出去吃饭的兴致。 家属院的公共厕所是天然的肥料工厂，容不得一点浪费。周边村的生产队会派人来占下，再派人在厕所旁边搭一个简易小屋看着，别让其它生产队的人偷了粪。来看厕所的一般都是村里无儿无女的老头，年纪大了，给生产队看看厕所，挣些工分。有一次，我们在垃圾堆捡了一只死鸡，老人见了，一毛钱从我们手里买了去，退退毛炖巴炖巴吃了。虽然闻着挺香，我们在一旁看得却心惊肉跳，生怕老人中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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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是一个劳动真的很光荣的年代，是一个穿一身劳动呢工作服就让人羡慕三分的年代。
俱乐部水泥砌成的大光荣榜上，显赫地张贴着劳动模范们胸佩大红花的彩色照片。我们一排排找过去，寻找我们认识的人。其中有两个叔叔是我们跃进院的，一个炼铁车间的，一个机修车间的，看了，感到亲切，也感到自豪。 星期天，再看到劳模叔叔端出印着红字的白色搪瓷大茶缸在排房打扑克，心里就多了些好奇，凑到跟前想看清楚那作为奖品的大茶缸上写的是什么字。叔叔牌运不佳，一直输，每输一把就把脸上贴着的纸条再续一截。纸条不断往长里长，都快耷拉到胸前了，很是滑稽。看看眼前屡败屡战满脸不服气的叔叔，想想光荣榜上戴着大红花神采飞扬的叔叔，心里想笑又没敢笑出来。
家属院的孩子从小爱劳动。父母亲工作都忙，衣服早就是我们自己洗了，好多家务活我和哥哥也都包了，擦桌子、扫地、洗锅、和煤，一人一天，有时候还帮厨做饭。
寒假里，我们男孩子最经常性的劳动是到厂区里拾“烂炭”。用一个筐，拴上两根背带，往后肩一背，拿一把用粗铁丝窝成的简易钳子，就可以出发了。到了厂区，在各色灰渣堆上扒拉着，寻找没有烧透的炭块，这就是我们说的“烂炭”，也叫“乏炭”“煤圪亮”，是冬天家里生炉子取暖的主要燃料。父亲为了给我和哥哥的拾烂炭劳动增加些乐趣，让我们哥俩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约好每捡回一筐奖励一分钱，春节前兑现。我很兴奋，算了算，离过年还有小二十天，每天上午下午各捡一筐，差不多能奖励四毛钱。过年，放鞭炮是我们的长长的期待，一挂一百响的小红鞭九分钱，我的劳动能买四挂小红鞭！到了年底，我早出晚归的劳动完成了三十八筐，超过哥哥近一倍。我心中窃喜。
父亲带我们哥俩去买年货，完了剩下九毛钱，一劈两半分了给我们，说，就算是捡烂炭的奖励吧。四毛五分钱的奖励比我心里的期望值还要多出七分钱，我却高兴不起来，总感到自己的劳动没有能得到尊重似的。小小的我第一次有了对平均主义的切身体验。家庭一如单位，平均主义貌似公平，其实是最大的不公平。平均分配的背后，隐含着对劳动贡献的漠视和对劳动积极性的挫伤。
那个时候，学校里最经常被唱起的歌曲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上，大人孩子都在学雷锋办好事。互助友爱、帮助他人、热爱劳动的风气像阳光一样洒满我们的大院。
厂里的大卡车给谁家拉来了泥煤，要用小平车从大院外往家门口的煤池子里倒。不用吭声，院里的大人孩子谁见了都就会扛着铁锹赶过来。谁家大人有事，说一句话把孩子给邻居放下走就是了，一点不用担心。冬天下了雪，早晨醒来饭也顾不得吃，我们匆匆去扫雪，扫完了自家门前的，再扫别人家门前的、路上的，一直扫到东边的垃圾队、西边的公共厕所，恨不得把房顶上的也爬上去扫扫。数九寒天，溅起的水花在公共自来水管周边一会儿就冻成厚厚的一层冰，很滑。我们拿了铁锹、火箸，一点一点把它锵干净。又冻，又锵。再冻，再锵……
9
能够看上电视这个稀罕东西得感谢东院的马叔叔。
我们跃进院东边紧邻的是红卫家属院。红卫院姓马的一个叔叔变卖了家里所有的家具，买回了一台电视机。这在那个工资月月等着花的年代算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了，非常非常地惊世骇俗。毫无悬念，马叔遭到了家里最强烈的反对和广大职工家属同志们最广泛的议论。在大家嘴里，那简直就是单日不着调、双日不靠谱的现实版典型。反对归反对，议论归议论，马叔铁了心，置若罔闻，从厂里找来高高的一根钢管，把电视天线实实在在地立起来了。这应该是全厂的第一台电视机吧，黑白的，很小。每到晚上，家属院的人们以马家的窗户为圆心，或坐或站围成一个大大的扇形，兴致勃勃地看马叔的电视。台很少，节目也很单一，还时不时地出现大片大片的雪花点，得马叔连拍带打又登高爬低地转转天线才能让它就范，可这已足以让我们稀罕得合不拢嘴了。
10
一批一批的知识青年高声朗诵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去了。邻居英姐也下了乡。但她似乎并不愿意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时常跑回家来坐在窗前绣花。她的闺蜜在另一个村插队，也常来找她吐槽，说他们知青点如何如何艰苦，说当司务长的知青如何如何克扣下大家的口粮去巴结大队支书。每当这时，英姐都善意地笑笑，继续用心绣她的花。
院里还有一个大姐姐也插队去了。她家住在西排房，不是太熟悉，只是以前去厕所路过她家门口时偶尔会遇见她，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挺漂亮。隐约听大人们议论，说她下乡以后吃不了乡下的苦，学坏了，很少回家。一次，在大街上看到几辆大卡车押着十几个各色坏人游街示众，其中，那位大姐姐在第二辆车上押着。她跟几个坏人在马槽上站成一排，低着头，胸前挂着一个大大的木牌子，上面应该写的是诈骗分子或盗窃犯什么的，没看清楚。寒风吹散着她凌乱了的头发。她飞快地抬头扫了一眼，又匆匆垂下头去。看来，她真的学坏了。想起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难过了好几天。
她的哥哥宝哥二十多岁，平时常跟一帮年轻伙伴聚在一起嬉闹、打架。那时他刚刚结婚，还在蜜月里。抓革命促生产的年月，婚假很短，休息三五天就上班了。那一天宝哥媳妇正在车间里忙碌，突然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去，说宝哥受了工伤，已经抬回家里了。新媳妇着急忙慌赶回家，却见宝哥赤身裸体被绑在自家的门框上，几个伙伴躲在不远处一脸坏笑。所谓的受工伤只是伙伴们的恶作剧。宝嫂又好气又好笑，羞得满脸通红……
11
后来，家家把自来水接进了厨房，我们再不用拎着水桶去公用水管抬水吃了。
再后来，家家门口垒起了院墙，大家属院成了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小院子的集合，人们的来往渐渐少了。
后来的后来，家属区改造，家属院都拆了，原地起了高楼，大家都上了楼，都买了电视，都装了电话，家属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生活水平提高了，联络手段进步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人们忙碌在高楼大厦间，越走越远，再没有了当初那种邻里和谐、其乐融融的大家属院的韵味。
时光远去，岁月如歌。往事象一个顽皮的孩子，常常在我不防备的时候突然跳出来，轻轻地撩拨我的心灵，让我想起那年、那月、我们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不富足但很知足的日子……[1]
作者简介
赵斌录，古城上党公务员。。